披露论战全过程: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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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8月下旬，乔冠华来钓鱼台，要我和刘克林等协助他再起草一篇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回答苏联政府8月21日的声明。当我们讨论到苏联领导人嘲笑中国贫穷落后，没有资格发展核武器，说中国所以批评三国条约是因为中国想要搞到原子弹而不得时，乔冠华激动起来，仿佛指着对方的鼻子发表了一番议论，刘克林把他的一些议论记下来形成文句（刘是下笔行文的快手），然后乔冠华再和我们一起加以反复推敲和修改，最后写成下边几段文章：“苏联领导人嘲笑中国落后，未免太早了。他们也许说得对，也许说得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使100年也造不出什么原子弹，中国人民也不会向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低头，也不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下跪。”“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的历史，都是围绕着核武器在转的。因此，他们紧紧抱着自己的核武器，唯恐旁人拿去，打破他们的垄断地位。他们神经很紧张，把中国对三国条约提出的批评，说成是由于中国想要原子弹而不得，这实在是很好笑的。……”写到这里，乔冠华提出，他记得《庄子》里讲过一个寓言故事，想办法去找一下，看看可否在这篇文章里引用。我找到《庄子·秋水篇》确有这个寓言，乔冠华主张请教专家找一个更好的版本，并译为白话文。这样，接着上述的那段话写了下边一节文章：“我们觉得，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态度很好笑。这种态度，使我们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故事（下引《庄子·秋水篇》一段文字，这里根据人民日报编者注释译为白话文）：惠施在梁国作了宰相，庄子去拜访他。有人对惠施说：‘庄子来，是要夺你的宰相职位的。’惠施非常恐慌，赶忙下令在国内到处搜寻庄子，搜了三天三夜。庄子听说，就去见他。对他说：南方有种鸟，名叫凤凰，你知道吗？凤凰从南海飞往北海，不是梧桐不栖，不是竹实不吃，不是甘泉不饮。猫头鹰抓着一只腐烂了的老鼠，洋洋得意，见凤凰飞过，抬起头来，盯着凤凰大叫一声：‘吓！不准抢我的死老鼠！’现在，你难道怕我来夺取你自以为了不起的宰相职位吗？”“这个故事的含义就是：人各有志，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在外交文件里，加进这么一大篇古代寓言故事，的确是别具一格，别开生面。当时有的同志觉得，中央领导能否通过，没有把握。但结果，这篇政府发言人声明稿不但为中央领导通过，而且毛泽东同志对文中引《庄子》那段话表示赞赏。
九篇评《公开信》编辑部文章的准备工作（1）
毛泽东说：苏共发表《公开信》，使我们得到解放，苏方指名道姓地公开论战，我们也指名道姓地公开论战
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期间，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用四个版的篇幅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7月20日，*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再次发表*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全文发表苏共中央《公开信》（译为中文有三万三千多字，占了三个整版）。
同日，*中央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毛泽东在这个声明稿上加了一大段话，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双方的两个文件：“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信虽然早在6月中旬广播了，那时可能有些人没有收到，又很可能有些反对我们立场和观点的人们不愿意收听，现在我们再广播一次，希望上述两类人，特别是反对我们的人，耐心地听一听，以便这些人手中有材料，可以对我们作出像样的批判。老实说，这些人对我们的一切批判，都是不像样子的，都是不能说服人的。至于我们广播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恐怕世界上广大的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当着苏联广播这篇‘奇文’时，不愿意和不耐心听，我奉劝这些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不宜采取这种态度，而要耐心收听……以便把正反两种材料对比起来。”（文中所引两句诗，出自陶渊明的《移居两首》）
《人民日报》在发表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时加了一个两千多字的“编者按”，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采取了*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编者按”以战争与和平问题、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和平过渡问题以及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为例，对《公开信》的拙劣手法作了初步的揭露，接着指出：“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最后一句是毛主席审定“编者按”时改写的。）
7月21日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结束，我代表团回到北京后，根据中央的部署和指示，钓鱼台写作班子立即投入起草评论《公开信》文章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对于如何写好评论《公开信》的文章，非常重视，从我们开始着手起草工作时就给予了一系列指示，据吴冷西传达，包括以下一些内容：7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这使我们得到解放，可以在回答他们时也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评苏共领导，特别是可以指名批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毛泽东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数他讲的话最多，出头露面最多，而且他的这些讲话又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漏洞百出，语言粗野，有时甚至胡说八道。
8月初，毛泽东召开中央常委会，专门研究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他提出：一、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二、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评论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三、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四、步骤上先发表苏共的反华言论，特别是赫鲁晓夫最近两篇讲话，其他的也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账。五、评论有严肃的辩论，也有抒情的嘲讽，要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毛泽东和其他常委同志还强调，写作班子要认真研究分析《公开信》，要把苏方论点开列出来，苏共其他决议、声明、讲话、文章中的论点也加以综合研究，分类整理，逐一批判。写作中引经据典，要力求准确，不能有差错（对马恩列斯如此，对赫鲁晓夫也如此），使别人驳不倒。尽可能早点评论完，不能拖得太久，因为还有其他论战，但不能因快而草率，要好中求快。
九篇评《公开信》编辑部文章的准备工作（2）
为了落实中央指示精神，8号楼工作人员首先仔细认真地研究和分析了《公开信》的全部内容及其手法，作了详细的分类摘录。现扼要介绍于后，以便人们了解苏共领导在《公开信》中究竟抛出了一些什么货色。
第一类，关于《公开信》在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的历史事实方面扯了一些什么谎。其中主要的是：它不讲分歧是*一方同苏共一方的分歧，而讲“在以*为一方、以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它回避中苏两党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而说是从1960年4月我们发表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开始的；它把1960年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党发动突然袭击，说成是对中国党“同志式的批评”；它歪曲1960年兄弟党会议的情况，说在会上“绝大多数的兄弟党拒绝了*领导的错误观点和主张”；它回避1960年苏联撤退在华专家、撕毁所有合同，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事实，反而说“*领导人加深自己同各兄弟党的意识形态分歧，把这种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苏贸易额在最近三年减少三分之一，成套设备提供减到原来的四十分之一”；它不承认苏共领导企图把他们的“总路线”强加于各兄弟党，反而说“*领导人把自己的特殊路线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对立起来，力图把自己的号令、自己对当代根本问题极其错误的观点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它还挑拨欧洲人和亚洲人、白种人和有色人种的关系，影射中苏分歧是欧洲人和亚洲人、白种人和有色人种的分歧。
第二类，关于《公开信》对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和思想进行了哪些歪曲和攻击。其中主要的是：它说中国同志“不相信有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它攻击“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观点，说中国为了“尽快消灭帝国主义”，把亿万人民的死亡和一些国家从地球上消灭看作是“次要问题”，苏共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在数以亿计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文明的观点；它攻击中国在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中支持古巴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是“往阴燃的冲突之火里添干柴”；它说中国同志提出“针锋相对的口号”，“实质上是往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磨盘中注水”；它说中国同志顽固地宣传没有阶级内容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以取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它说“中国领导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所犯的滔天大罪，是他们认为自己的直接任务是为争取劳动者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实现*改革而斗争”，中国主张在没有革命形势下也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把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地方都承认武装起义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标准”；它说“中国领导人所以要宣布自力更生的方针，只能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它还说“中国党本来完全赞成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但后来又反对对斯大林的批判，*领导人扮演了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传播者的角色”。
第三类，关于《公开信》如何解释和宣扬苏共二十大以来形成的总路线及其对当代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其中主要的是：它讲“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开辟了新阶段的苏共二十大”在制定国际共运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它把苏共提出的“共同路线”作了一些修补，归结为五个基本论点：（1）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以示范的力量和自己的经济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起着它的主要影响”；（2）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达到极点和巨大破坏力武器的出现，“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就成为当代反帝力量所面临的一切任务的中心”，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拯救人类免于核灾难”；（3）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可能性以采取和平的、不同国内战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同时又准备采取非和平的道路”；（4）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目的“是为建立民族*国家和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准备条件”；（5）要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和“对共同制定的立场和评价的忠诚”。它说“在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中受到锻炼的苏共不怕现代分裂分子和机会主义者的任何攻讦，不管这种攻讦是从哪里发出的”。
根据中央领导的意见，针对《公开信》的许多谬论及其恶劣手法，写作班子初步拟定了一批文章的题目。同时广泛搜集和编写与这场大论战有关的大量正面和反面材料以及历史背景资料，进行仔细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提出要有“阅读几十万字材料写一二百字文章”的精神，在这个基础上，由写作班子成员负责、由助理工作人员参加，分头着手进行这批文章的起草工作。
从1963年7月到1964年10月，共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在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领导下，在*的亲自主持下，总共起草了九篇评《公开信》的文章，经毛泽东和中央审阅修改定稿，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陆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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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4日深夜，苏共中央通过其驻华大使紧急通知*中央：今天苏共中央已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接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