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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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了改变的机会，但是，政府在企业所有制方面的管制并没有全部消失，企业家想要一下子得到企业所有权还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解决办法就是在“合作”这个概念上做文章。电子元件厂首先改名为有限公司，然后划分了股权。按照划分方案，原来拥有100％所有权的镇政府拥有36％的股权，另外重要的一块是所谓“职工集体股”，占50％的股份。企业经理人则以职工个人股的方式直接拥有了一部分股权，这部分股权的比例并不大。这几部分股份之间的关系被定义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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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耐人寻味的是“职工集体股”。看起来，这部分股权是属于所有企业职工的，但企业管理者却并不把这部分股权进一步直接分配到职工个人手中，而是维持“集体”的状态。不难看出，这是企业经营者的故意安排。他们并不认为这部分股权应该全部分给职工。实际上，他们认为这是属于他们的股权，但是，为了意识形态的安全，他们在当时不能直接占有这部分股权，于是，他们就采用“职工集体股”的形式把这部分股权预留下来，以后再说。
于是，原本可能削弱企业所有者产权的股份合作制改造，却帮助企业家落实了相当部分的所有权。政府管制的腐朽被化为了企业机制健全的神奇。
1994年，公司法开始实施。公司法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法律，表明政府已经开始采用世界通行的市场经济做法来管理公司这种重要的经济组织。这种法律的变化表明，意识形态方面，政府对私营公司已经不是那么敏感了。股份公司的管理者抓住了这次机会，进一步扩发了自己对公司的所有权。
根据公司法的要求，股份公司进行了新的登记。这时，对于浙江这家股份公司来说，法律上真正属于企业家的股份并不多。如果操作不当，在进行新的登记手续时，当时的股权分配被固定下来，企业家就会失去大部分的企业所有权。这时，建立股份合作企业时被预先留存的职工集体股就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重新登记的过程中，股权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职工集体股被取消了，这50％的股份被直接分配到了管理者和员工个人手中，当然，管理者得到了大部分，员工得到了其余的部分。镇政府的股权比例进一步降低。
在进行这个股权变动以前，企业有为数不少的资本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这部分资产在股权分配时没有动用。在股权分配完成以后，这些资产被转增为股本。占有较多股份的企业管理者自然在这个转增中得到更多。于是，企业管理者的股权比重进一步增加了。随后在1997年，又进行了股份调整。通过一系列操作，镇政府的股权比重再一次下降，降到了，企业创办者超过了镇政府，成为了企业的第一大股东。
对股份公司进行新的登记，进行所谓的规范化管理，这其实也是一种政府管制。现实中，这种频繁进行的登记制度已经成为对企业发展的一种干扰。但是，在浙江这家企业那里，这次登记反倒成为他们健全企业机制的一个机会。企业家的股权进一步增加了，并前所未有地成为了企业真正的大股东。
到了1998年，这家企业的股权结构基本上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其中，企业创办者及其家族成员一共拥有企业股权的44％，企业管理者以外的员工股份，原本属于员工个人，但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人数不得超过50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在当地劳动局注册成立了一家职工劳动保障基金会，员工股份转到了这家基金会。后来，这个基金会转变为员工持股会。
在这家企业开始谋求公开上市、发行股票时，员工持股会成为一个合法性障碍，因为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禁止上市公司发行内部职工股。对这个问题，企业又设计出了巧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由职工自己去寻找代理人，委托他们持有股份。一共确定了25个代理人，再加上其他投资者，成立了一家专门的投资公司，持有这部分员工股。这样，基本上就解决了上市的法律问题。在经过了一次复议以后，最终在2000年12月，浙江这家公司成功实现了公开上市。围绕着这家企业所有权的种种法律上的变化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余下的事情就是看市场竞争的过程和结果了。政府管制的影响至少在法律层面上不再存在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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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由私人一手创办，后来转变为股份合作公司，再以后又成为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最终成为上市股份公司。历经这些复杂的变化，公司创办人居然能够始终拥有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并不断扩大自己在法律意义上的企业所有权，最终成为企业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股东。在中国所有上市公司里面，这家公司是经理人持有股份最多的公司之一。
这位企业家实现企业所有权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企业所有制逐渐在中国确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企业所有制不断克服来自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政府管制，最终赢得了合法的地位。让人不得不赞叹的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几乎从不公开反对和抵制政府管制，但他总能找到有效的办法化解政府管制，并一次次把政府管制变为企业自身机制健全的机会。这其中蕴藏的实践智慧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产业快速变化、市场需求难以把握的现代社会，如果政府还动辄集中力量办大事，必将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少数成功者，也不足为训。他们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能力更强，而是因为政府投资敢于冒过分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企业家不敢承担的。而对于纳税人来说，一个率性大胆的政府可不是什么好事。其鲁莽的举动很可能带来巨大损失。
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产业变化速度大大加快。短短几年内，原有的巨大产业，可能就会衰落乃至消失，新的产业出现并迅速成长，成为庞然大物。新产业既可能是前途远大、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也可能仅仅是昙花一现、过渡型的产业。这种种复杂快速的变化，在以往传统社会中是非常少见的。传统社会中，出现新产业是一种特殊情况，并不多见，原有的产业一般也很少消失。某个产业，一旦形成规模，就会长久在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难以动摇。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这方面的巨大差别，让人们对社会的关注点前后不同。传统社会更重视有形的资源，如土地、矿产、人力等等，既有的产业格局相当固定，要想取得优势地位，最好或者说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资源投入量。
对现代社会来说，这些有形资源虽然也不可或缺，但已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现代社会更加关注资源的调配——企业家是最主要的资源调配者。如果一个社会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能够适时地把资源调配到最适当的领域去，即使并不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个社会也能快速发展。相反，如果缺乏优秀的资源调配者，人们就只能延续既有的产业格局，简单地加大资源投入量。这样的风险是，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已投入的资源很可能就会打水漂。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如果不掌握正确的资源分配方式，拥有再多资源也无法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世界各国的财富分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最富裕的国家并不见得一定是那些拥有最多自然资源的国家。许多国家，虽然自然资源颇为丰富，甚至令人羡慕，但由于市场经济制度不发达，资源调配者——企业家不能足够地发挥作用，结果长久地陷入贫困而不能自拔。
这也是信息社会代替工业社会的原因。工业社会中，在相对固定的产业格局下，生产什么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又多又快地生产。科技进步，推动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这时，又多又快的生产已经相对容易，而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则成了最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旦犯错，生产能力越强，造成的损失越大。如果由于决策失误，工厂生产出大量消费者不需要、因而市场滞销的商品，这比不生产还要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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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当然是一个信息问题。所以，如何高效快速地表达、传递、共享、积累、分析信息，就成为现代社会最重大的课题。计算机在这方面可以大显身手，因此也就顺势成了现代社会的核心角色。
资源调配在现代社会中如此重要，因此，能否最大限度地成功调配资源，对社会来说至关重要。最理想的资源调配者是自负盈亏的企业家。市场竞争的作用之一就是在人群中发现、挑选出这方面的优秀人才。以合法手段赚到大钱的企业家可以被看作通过了考试的合格人才。他们赚到大钱，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优秀的资源调配者掌握更多的资源，这是好事，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另有一种选择资源调配者的方式，那就是根据政治地位的高低。官职越大的人，越有权力调配资源。这其中显然存在着某种错位。官员升迁的过程虽然也是一个淘汰过程，但在挑选优秀资源调配者这方面，官僚体系的淘汰机制往往无效。因此，在调配资源方面，高官的能力远远不如取得商业成功的企业家。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要求官员像企业家那样，具有灵敏的判断能力，只能是一厢情愿。
1980年代开始，电视机开始在中国社会快速普及。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录像机也成为深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那时，拥有一台录像机是十分惬意的事情。好看的电视连续剧，其他人只能按照电视台的播放速度慢慢看，而有录像机的人则可以借来录像带，痛痛快快地一下子看完。遇到好的电视节目，可以用录像机录下来，以后随意反复看。而且，有了录像机，人们还可以通过借录像带，看到许多电视中看不到的时新节目。
种种好处，让录像机一下子成为人们热衷追求的商品之一。但当时中国企业没有生产录像机的能力。磁鼓等录像机核心部件要求的技术条件很高，中国企业一时达不到。录像机市场基本被日本企业占领——基本上全世界的录像机市场都被日本企业占领。
那时，录像机卖得很贵，日本企业的利润很高。中国企业也很想在这个市场中分一杯羹。各地逐渐创办了一些录像机厂。政府的主管部门不打算让这些企业自由发展录像机产业。他们想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此前，中国电视机产业的发展颇为分散，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各地纷纷开办电视机生产企业。电视机的生产，既分散又落后。其实，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各地电视机生产企业都是地方政府主导创办的，没有遵照正常的经济规律。但在总结电视机生产分散混乱的经验时，政府主管部门却把原因归为市场的自发经营。因此，政府决定采取集中化的方式生产录像机，以避免电视机生产的重复建设。于是，就有了第八个五年计划中的“全国录像机专项工程”关键件龙头项目。
当时，国内共有十多条录像机生产线，政府主管部门决定，把全国九家录像机定点企业联合起来，组建成一座大型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录像机生产龙头企业。
这显然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计划经济有一个无法避免的特点，那就是“效仿性”。制定计划的人必定要效仿现实中存在的某种生产模式。没人能计划未来的、不存在的东西。苏联的工业体系就是效仿美国1920年代的工业格局，并将其僵化下来。那种格局的特点是大工业、流水线、巨型企业。如果这种格局能够一直有效，那么，苏联还真有机会赶上美国。可是，由于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必然会发生的，那种大工业的格局早就有了变化和调整。但苏联一直到解体时，都是坚持这种好几十年以前的产业格局。计划经济天生无法应付变化。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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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计划录像机的生产时，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希望通过集中录像机生产来取得技术和规模的优势。这个计划成功的基础是，录像机一直是消费者欢迎的商品。在那些计划官员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日本企业不是通过录像机赚了不少钱吗？可惜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