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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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看看世界上那些大企业的话，就会发现，其中最强大、最不可战胜的企业往往正是那些年代悠久、历史绵长的老字号。杜邦公司创立于1802年，汇丰银行创立于1865年，通用电气（GE）成立于1892年，IBM成立于1911年。这些企业无一不以其悠久历史而自豪。从来没听到他们抱怨自己的历史太过漫长，以至于给现在造成了严重的负担。实际上，悠久的历史是这些企业最可宝贵的财富。正是由于拥有悠久的历史，他们才得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庞大的资本。

当代中国（3）
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遇到并且战胜了各种各样的竞争对手，他们经历了战争和革命、危机和萧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在几十上百年中，他们取得了各种各样的成功，也犯下了各种各样的错误。无数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使他们拥有了那些新进入市场的竞争对手所根本无法具备的优势。他们的悠久历史，正造就了后来人难以逾越的高峰，而根本不是什么沉重的历史包袱。
　　虽然都是地地道道的百年老店，但很少有人把那些巨大的跨国公司称为老字号。老字号这个概念，似乎专指那些已经失去市场竞争力，只能依靠回忆过去、打文化牌来生存的所谓传统老号。这些老字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市场经营者的形象，而成为某种文化符号。而老字号蜕变为文化符号的过程，实际上正蕴含着老字号失去活力的深刻原因。
　　老字号蜕变为文化符号，根本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市场机制的长期被压制。但更内在的原因是企业家精神被官僚机制所代替。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无非来自于企业家不断在市场中寻找盈利机会的探索。公私合营却以国有企业的官僚机制代替了企业家精神。这就从根本上抽去了老字号的灵魂。
　　老字号的创业者们都是杰出的企业家，他们的勇于探索和积极竞争造就了成功的企业。剥夺了他们的地位，自然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老字号的内在活力。接手的官僚，即使是合格者，也只能做到维持原有状态。这是官僚机制的固有逻辑，无可改变。而外界环境不可能停滞不变，当环境变化以后，官僚化的企业不可能以新探索开拓新局面。因此，在新的市场条件下，老字号往往会变得不合时宜。看上去，这好像是令人惋惜的文化失落，但其实这是无法应对市场变化的经济失败。
　　诺基亚公司的历史已经超过140年，移动通讯的历史当然没有这么长。实际上，直到1967年，经过公司合并，诺基亚才开始多角化进入电子业，以电讯业为发展重点。这以前，诺基亚的主要生意是制造纸浆及消费用纸品。如果诺基亚是中国式的老字号，现在也只好继续生产有着悠久历史的诺基亚牌纸张。摩托罗拉以前则是生产电视机的。被人挤出市场，转而投身于电信产业。现在，他们都成了新领域的领跑者。以往的历史并没有阻碍他们继续的发展。他们也绝不会成为供人怀旧的文化符号，绝不会成为需要他人怜悯的弱者。他们是市场中咄咄逼人的竞争者。
　　很多人津津乐道于老字号的文化含义。如果他们意识到，这种文化含义实际上是企业家精神被彻底毁灭之后的废墟，他们会有所触动吗？
　　政府有多少个部才合适
　　政府里面应该设立多少个部，设立哪些部，这是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决定的。所以，要想精简机构，必要先放弃权力，把原来集中在中央的权力分散到社会中去，增强社会的自治能力。这是精简政府机构的唯一可行之路。
　　历史上的中国，隋唐以后，政府下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些部可以和现代社会中政府的某些部大致相对应，刑部对应司法部，兵部对应国防部，户部对应财政部，但这种大致对应决不是相同，古今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另外，由于古代和现代社会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不同，六部制缺少了许多现代政府必不可少的职能，比如，一般在政府各部中位列第一的外交部，在六部制中就没有对应者。传统中国社会，视外国为附属或蛮夷，无意与外界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也就没有专门的外交部门。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人来到中国，清政府仓促应对中，才发现竟然没有这方面的专职人员，于是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专事外交的政府机构，这就是著名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后来外交部的前身。

当代中国（4）
重大的政治体制变革往往伴随着政府机构的大变化。清末以来，中国面临“二千年未有之变局”，政府机构自然也不能维持原状。国门打开之后，现代社会的种种因素逐渐进入中国，传统的六部制变得不合时宜，亟须变化。清末的立宪制改革中，新官制成为政体变革的一个核心内容。这次改革，清廷仿照西方的政府体制，设立了内阁十个部，分别是：外交、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理藩。
　　这些部的设立，明显地表现出了时代的变迁。新设邮传部，反映了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邮政业正在中国快速发展。当时的交通业可是高技术、高投资的“双高产业”。邮传部的骨干力量，后来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集团——交通系，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交通、金融乃至政治、外交的发展。陆军部、海军部的设立，标志着现代化的军队体系代替了原有的军机处、八旗和绿营。外交部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基于国家平等原则的现代国际关系秩序，放弃了原来的朝贡体制。
　　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由于清政府私心太重，内阁被塞进了太多的皇亲国戚，被讽为“皇族内阁”，声名狼藉。但是，这次变革的方向毕竟是趋于现代化的，为以后*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成立。*的首任内阁设立了十个部，基本沿袭了清末立宪改制后的政府体制。这十个部是：外交、内务、陆军、海军、财政、交通、司法、教育、农林、工商。
　　从首任内阁各部总长（也就是部长）的人选可以看出这些部在政府中的重要性。外交、内务、陆军、海军、财政、交通这六个部，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人物或者其他亲袁人物占据，而与北洋系并立的同盟会只得到了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四个部。显然这些部不那么重要，否则袁世凯不会让与外人。同盟会想要推举黄兴出任陆军总长，但遭到了袁世凯的拒绝。这个位子留给了袁世凯的心腹段祺瑞。
　　内阁各部的重要性不同反映出一个现实，那就是民国初年的政府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型的政府，不是那种现代全能型的政府。这种传统型政府，核心职能是外交和国防，辅以有限的财政和国内事务职能。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调节国民收入等等现代政府最关注的问题，却不是传统型政府的施政重点。
　　民国成立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人们多把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认为世界大战使得欧洲列强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这种说法有着明显的矛盾。欧洲列强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来投资的重点。这些国家陷入战争，对中国只能是负面因素。
　　实际上，当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真正原因在于，一方面。民初政府制定完善了商法、公司法、商标法、专利法等等现代法律，基本建立起成体系的现代法治环境，同时，当时的政府规模很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少干涉，工商业者有相当的自由发展空间。这些才是当时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在许多方面是后来所不及的。后来的执政者，不断扩张政府的权力，社会、民间的自由度越来越小。　。。

当代中国（5）
北伐以后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孙文所倡之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国家政治的重心由内阁转向政党。政党以各种委员会的形式掌握国家权力。同时，这一时期内忧外患不断，内战外战频发，军事机关的地位尤其突出。政府体制一直没有走上正轨。
　　1949年以后，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在中国确立。这种效仿苏联的政治体制的核心特点就是，国家对社会方方面面进行全面掌控。
　　国家全面掌控社会，自然意味着其他的政治组织和民间的经济、文化等组织都要统统纳入政府的组织体系。结果，政府部门的数量大幅增长。
　　现在的国务院，当时叫做政务院。下辖各种部、委员会、局等单位五六十个。许多在其他国家由商业公司、民间组织经营管理范围的事务，在中国都有专门的部级单位直接管理。比如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治淮委员会、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等等。仅商业方面的部就分为对外贸易部、贸易部、商业部三个。
　　到了1954年，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这个时期，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确立的时期。部委数量进一步增加。中国是个大国，如果政府想要面面俱到地经营管理全国的大小事务，自然需要建立起庞大的政府组织和官员队伍。原有的部委不断派生出新的部级单位。机械工业部最多时增加到了七个，从一机部到七机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轻工业部、邮电部、水利部、林业部、商业部、粮食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等等分工细致、各司其职的部委也先后出现。
　　这种高度专业化、直接管理社会具体事务的中央级部，在传统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这是20世纪新诞生的政府体制，是和全面控制社会的计划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政府以这些包罗万象的机构全面掌控社会以后，社会自然也就被紧紧束缚。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在政府部委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民间机构，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非经济组织，都几乎彻底消亡。人民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国家直接管制人民个体。这种力量上的极不均衡正是各种政治运动不可遏止、为害巨大的深层原因。
　　那时，人们的习惯思维是，每当发现某种社会问题，就建立起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人们已经完全把社会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可能性排除了。政府机构的数量持续增加。
　　到了1980年代初期，国务院的工作部门数量达到了惊人的一百个——回想一下，民国初年只有十个。这种极为庞大的政府组织只能用臃肿这个词来形容。从这时起，怎样削减这种臃肿，怎样精简机构，就成为中央领导人长期关注的问题。
　　臃肿的机构，不仅使行政费用居高不下，而且，这些机构的权力继续存在，就意味着社会的自由空间无法扩展。随着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后一个问题显得越来越严重。可是，改变并不容易。
　　1982年，政府启动机构改革，把部门数量从一百个减到六十一个。以后，又进行了几次机构精简改革。表面上看起来，每次改革都减少了部门数量，但实际上取得的进展并不大。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重新分配权利、职能的过程。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大政府把许多原属于民间、属于社会的职能揽到政府手中，想要精简政府机构，就要把本应属于社会民间的职能剥离出政府，还给社会。因此，只有先剥离政府职能，然后才能水到渠成地精简机构。在社会自身机能被严重压抑的情况下，精简政府机构只能是社会重新发展、重获自我管理能力的结果，而不能是前提。

当代中国（6）
改革开放客观上为中国社会拓宽了自由的空间。历经多年发展以后，中国的民间社会有了相当的发展。这其中，私人商业的发展起到了核心作用。私人商业的发展使得财富及其支配权不再完全集中在政府手中。权力开始逐渐分散。在权力分散的情况下，原来本不应该属于政府的职能自然逐渐回归社会。
　　1980年代的几次精简机构，由于坚持原有的政府事权，结果自然只能是规模不变，改头换面，政府的规模实际上没有根本性的减小。国务院的部门数量始终在40个以上。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这个数字都是20以下。澳大利亚和英国19个，美国和法国15个，德国14个，日本12个，瑞士最少，只有8个。
　　而到了1990年代后期，机构改革的幅度明显加大。1998年的改革把机构数量从40个减少到29个。2003年，进一步减少到28个。
　　这其中的规律实际上清晰可见。计划经济退，政府机构减。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越强。随着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