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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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一个名叫蒋介石的南方人，因为写了一本《孙大总统蒙难记》而一炮走红，发展势头如日中天。孙中山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第一军军长。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蒋介石认识很多湖南名人，如黄兴、蔡锷、宋教仁和谭延辏В蝗鲜睹蠖Ｃ蠖魑泄泊聿渭庸竦场耙淮蟆笔保槭兔蠖帐旨媪恕Ｋ悦蠖挠∠蟛⒉簧羁蹋蠖狄豢谙嫣痘胺浅３粤ΑＫ蛎挥邢氲剑飧龀し⑺匾隆⒋屑阜滞疗那嗄辏够崾撬窈笞畲蟮亩允帧�
风流人物看今朝（2）
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大革命高潮中，共产党人都把希望寄托于国共合作，只有毛泽东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一到广州，就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注重农民的需要，倾听农民的呼声。他说，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不革命，还叫什么革命？他最早向中央提出搞农###动，让农###动推动民主革命。
西装革履的陈独秀总书记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眼前这个乡下教书先生模样的人。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中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农民受土地的束缚，注定了他们在革命中处于从属地位，怎么可能指望通过土地革命唤醒农民来推动民主革命的实现呢？他过于相信蒋介石和汪精卫的伪相，以至于一旦国共合作破裂，他再也找不到革命的支点。
当陈独秀、李立三穿着笔挺的西装出现在各种公众场所的时候，毛泽东总是穿着粗布制成的旧长衫。他当然不是没有其他款式的衣服，他有意这样着装，更接近他十分看重的农民。他在广州的代表作就是农###动讲习所。当时只有广东的彭湃和他志同道合。彭湃虽是地主的儿子，但他为贫苦的农民而斗争。他在广东成立的农民协会取得了明显效果，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他邀请毛泽东在农运讲习所讲授了第一课。毛泽东的激情打动了学员，也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中共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没能进入中央委员会。李立三等人排挤他。毛泽东精疲力竭，回到湖南休养。他致力于组织农民协会，一边调查研究，一边发展组织。湖南七十五个县半数以上有了农民协会，会员达到两百万人，有些农协成了共产党小组的支部。毛泽东在韶山自己出生的那栋农舍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发展了三十二位农民入党。农会给农民带来崭新的影响，农民第一次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呐喊，共产党的影响像热带海洋的水草一样迅速扩大，共产党员的人数迅速在全国发展到两万多人。
北伐前夕，毛泽东带着巨大的惊喜重返广州，尽管这时的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变味，但他仍然努力为国民政府工作。此时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主办第五届农###动讲习所，每次做报告听课的人都挤得水泄不通。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还被选进农民委员会。他在代表宣传部做报告时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迄今为止，我们过多地注意城市而忽略了农民。”
毛泽东期待北伐军经过农村引发社会震动，提出要训练全国性的农民领袖来指挥这场社会革命。遗憾的是，农民工作的重心当时是在国民党内而不是在共产党内。他在上海的同志对他的农###动讲习所嗤之以鼻。
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和《国民革命与农###动》。他说：“如果农民不起来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统治，军阀与帝国主义统治就不可能被推翻。”
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结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美国人R？特里尔教授说：“随着毛的这几篇著作的出现，卡尔？马克思跳进了亚洲的水稻田里。”
毛泽东了解湖南人，更了解湖南的农民。农###动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彭湃被地主武装杀害以后，中###内没有人像毛泽东这样关注农民。北伐军进攻湖南时，由于唐生智倾向于革命，湖南的农###动汹涌潮湃，五百万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
但是，当时的共产党中央，仍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论。国民党却感到了惊恐，他们的高级军官看到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动，表现出惊人的战斗精神，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与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里，毛泽东严肃地指出：“湖南的将领都是农民的剥削者。”毛泽东提出的土地政纲，主张农民征用地主的土地，自然会遭到国民党将领的反对。
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中共举行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在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里，毛泽东的名字进入了候补委员的名单。毛泽东关于农民土地革命的思想，在这次会议上被正式采纳。这次紧急会议，确定了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
中共中央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权。这位教授回到上海的书斋以后，一蹶不振。
中共临时常委会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并任命他为中央特派员，组织领导这次起义。
炎热的湘东山地里，毛泽东撑着油布伞，行色匆匆。他此行是到湘赣边界发动秋收暴动，策应南昌起义。毛泽东抵达湘赣边界的安源、铜鼓地区后，即刻开展了起义的组织准备。
风流人物看今朝（3）
毛泽东先到安源，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由他任书记。这次起义的武装力量大约有五千人。前委会任命余洒渡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贲民领导三个团，总指挥是卢德铭，党代表是毛泽东。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开始。长沙市郊的部分农军开始破坏粤汉铁路，切断国民党军的南北联系。第一师各团按预定计划发动攻击。第一团进至修水、平江交界的龙门厂时，由余洒渡收编的土匪邱国轩部突然反戈叛变，突袭第一团后卫营，劫去全团辎重，驻长寿街的国民党军一个营乘机发起攻击。第一团腹背受敌，损失一个营，团长钟文璋失踪。
南路第二团击溃萍乡、醴陵交界处老关的国民党守军后，在几千起义农民支援下，一举攻占了醴陵县城。
醴陵靠近长沙，是沟通湖南和江西两省交通的要镇。唐生智手下两个营迅速反扑醴陵；另一支部队也向县城推进，企图围歼起义军第二团。第二团主动放弃醴陵，攻占了浏阳。但是，国民党军两个营突然反攻浏阳，第二团毫无戒备，猝不及防，全团溃散，团长去向不明。
中路第三团从铜鼓西进，直逼浏阳白沙镇，首战获胜，军心大振，乘胜进占东门市。国民党军两个团增援浏阳，冲击起义军。第三团被迫放弃东门市，北撤到上坪。
在攻打长沙的作战中，工农革命军先后受挫，损失不小。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各部撤出战斗，到浏阳文家市集结，再决定下步行动。
工农革命军三个团相继到达文家市。形势十分严峻：浏阳城及东乡有一个师的敌军；浏阳、醴陵边界有敌军一千多人；铜鼓和万载有赣军一个师；长沙的湘军迅速增兵，第三十五军教导团也将调防浏阳。工农革命军尚未摆脱敌军的围攻，可能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指出：原定的农民起义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力量不可能攻占长沙。为了保存力量，工农革命军应立即离开便于国民党军调动兵力的湘东北，实行战略转移。
卢德铭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们认为，进攻长沙，把残余的部队再扔进火坑里，是十分愚蠢的。大家否定了余洒渡“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迅速撤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立足，以保存力量，徐图发展。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中，陈教授走后，瞿秋白的出台像一个报幕人，短暂的一瞬间就谢幕了。接着上来一个李博士。这个李博士就是李立三。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曾经留学法国。他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才华的共产党人。他与另一位湖南人刘少奇曾经被毛泽东派去安源策动工人大罢工。现在他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独掌大权。
毛泽东由于拒绝进攻长沙，被李立三排挤出中央委员会，湖南省委也让他离开领导机构。正在疲于奔命的他，却没有听到这个对他不利的消息。
工农革命军撤离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南下，在芦溪遭到反动军队阻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部队继续南进，师长余洒渡和团长苏先骏情绪低落，离队士兵日渐增多，两个团实力不足一千人，战斗连队缺额严重。当十月的微风吹走了盛夏的酷暑时，毛泽东率领着这些幸存者在荒无人烟的丘陵间奔命。他不停地抽烟，考虑着向何处去。
这时候，白色恐怖到了极端，中国革命到了最低潮。毛泽东开始考虑对部队进行整编。他不时停下脚步，向一千名追随者训话。他决定把队伍带进山里去。他觉得自己找到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方法。关键是，这些湖南的农民是否还渴望回家种田？一些人中途离开了，一些人知道回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便跟定了他。
部队进抵江西永新县的三湾镇。在这里，打着摆子的疲惫的官兵们集结在一座破庙里，穿着沾满了红泥的草鞋，躲避连绵的秋雨。
毛泽东对工农革命军进行了整顿，实力共七百多人；连队建立中###支部，营、团建立党委会；建立党的书记兼任同级党代表的制度；连以上分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革命军要坚决革除旧式军队的弊病，如战斗中败不相救、临阵脱逃，行军中骚扰百姓。
毛泽东手边有一本翻烂了的《曾胡治兵语录》。他受曾国藩湘军军歌的影响，制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林彪加了两项注意：买东西要付钱；要讲卫生，盖厕所要离住家远点。最后一条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厕所是要离住家远一点才行，否则臭气熏天，怎么受得了！但这种提法不雅，后来在茅坪的一次会议上，将后两条修改为：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
风流人物看今朝（4）
与此同时，毛泽东针对红军战士普遍文化素质不高的特点，仿照曾国藩的做法，拟出一些通俗易懂又便于记忆的短语，其中有著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把队伍拉进深山，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是一个大胆设想。在秋收起义后的一个月，毛泽东失去了不下于百分之九十的工农武装，他现在劝说剩下的百分之十拥护他这个新奇的计划。然而大家都猜到了，毛泽东在党内处境不利。
一些军官反对毛泽东在军队中实行民主，甚至阴谋暗杀他。但毛泽东是不可动摇的。他以湖南人特有的韧性，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一种内在的力量驱使他不断向前，迎难而上。他知道去向上级做解释无济于事，上策是独立创造一番业绩出来，在军阀割据地域的交叉地带，建立一块相对安全的革命根据地，让“星星之火”四处燎原。
当时，很多党的领导都被派到苏联、上海或者某些安全的地方去了，但毛泽东把最后一线希望交付给大自然。他是农民的儿子，他今后的发展壮大，可以看出他的求生之术与崇山峻岭密不可分。
毛泽东带领部队进抵井冈山西麓的湖南酃县水口地区。他这时了解到，在湘南，有许克祥的湘军独立第三师和土匪武装胡凤璋的部队，衡阳地区还驻有国民党的重兵。去湘南发展似乎也很困难。
工农革命军几经辗转，严重减员，实力不足六百人。余洒渡找借口离队出走，苏先骏脱队而去。现在部队如果贸然转移到湘南，很难立足生根。毛泽东断然放弃原定计划，率领部队调头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井冈山，并非临时的想法。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前，他就有所警觉。他去衡南一带调查农运，曾对同志们说：如果国共分裂，形势恶化，就带农民上江西的安源山。在场的水口山机械厂工人李少山插话说：“安源附近有座金刚山，山上有好几口井。山高林密，地势险恶。”他说的就是井冈山。毛泽东记住了他的话。秋收暴动前后，毛泽东又做过调查，确认井冈山是最好的去处。
毛泽东加紧在南方发展革命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