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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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还没有真正地认识湖南人（2）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湖南人的身影活跃在各地的抗战前线。
　　在敌后抗日战场上，威震敌胆的八路军中，著名将领彭德怀、左权、贺龙、罗荣桓、陈赓等等，都是湖南人，平型关大捷举世闻名，杨得志和杨勇等湖南名将率部冲锋陷阵；在战功卓著的新四军中，湖南人刘少奇担任政委，七个师中有三个师的师长是湖南人，他们是粟裕、黄克诚和谭震林。
　　在正面战场上，淞沪会战中，参战的湘军几乎拼完了所有的力量。武汉会战，南浔线上有一支湘军顽强抵抗冈村宁次第一军的进攻，在大别山南麓，湖南人宋希廉率领一支中央军在富金山打了一场大硬仗，按照白崇禧和孙连仲的要求，延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南昌会战、桂南会战和滇缅会战，湖南籍的将领们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位于武汉与广州之间的长沙，暴露在日军军锋之下。蒋介石决定在日军打到长沙时，将这座古城一把火烧掉，实行焦土抗战。由于放火行动缺乏严密组织和指挥，在日军还没有攻击长沙的时候，没有等到长沙市民安全撤离，放火行动就开始了，长沙立即便成一片火海。文夕之夜，历史名城长沙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火炉，烈焰吞噬了许多生命。
　　“文夕大火”把长沙烧毁十分之九，使长沙成为一片废墟，两万多人和五万多栋房屋被大火吞噬。全城弥漫着焦煳的气味，满目都是破砖残瓦和败壁颓垣。长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四个破坏最严重的城市，另外三个是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这座从明清以来一直繁荣的名城元气大伤，若干年后长沙市场还没有恢复到大火前的水平。
　　但是，这场在错误的时间燃烧起来的大火，并没有烧掉长沙民众抗战的意志。他们没有过多抱怨政府和军队的失误，很快就振奋精神，支援部队抗击向长沙进犯的日军。
　　驻扎在武汉的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是一个狂妄的日本军人。但是，他对进攻湖南却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因为他是一个中国通，对湖南人的霸蛮精神也有所闻。另一方面，他知道中国第九战区集结着全国四分之一的兵力，不敢轻率地攻打湖南。因此，他先在湖南的东边打了一次南昌会战，又在武汉的北边打了一次随枣会战，认为自己基本上稳住了阵脚，才开始集中兵力来进攻湖南。
　　在长沙文夕大火发生了几个月之后，冈村宁次才率领日本第十一军开始进攻长沙。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首先在江西北部揭开序幕。中国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在东部战线动用四个军的兵力，成功地阻止了日军一个半师团的进攻。
　　从18日开始，日军主力从湘北正面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猛攻。日军于26日突破守军的汩罗江防线，继续南侵，一部进至距长沙约三十公里的捞刀河。30日，日军在捞刀河上架设浮桥，准备南进，过到桥中间，遭到中国军队两个师前后夹击，伤亡惨重，在岸边停止不前。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铁路沿线两侧阻击日军，经过激战，阻止了日军的步伐。
　　日军占领了湘北广大地区，冈村宁次的指挥刀直指长沙。但是，长沙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冈村宁次接到报告：中国军队正向长沙方向退却集结，而日军主攻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几乎全被切断。他这时才明白，他的对手薛岳并非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而是想以长沙城为中心，摆开一个口袋阵，张开了大口，要吞噬他的将士！
　　这时候，日军主攻部队已进入中国军队的包围圈。中国军队突然发起反攻，在福临铺、三姐桥、青山市伏击日军，给日军以大量杀伤。孤军深入的日军，没能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反而因后援不继而陷入被动。冈村宁次眼望着长沙，却无法进入这座城市，只好万分不甘地下达撤退命令。薛岳组织部队全力追击，10月7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凭险据守。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这一仗，中国军队伤亡四万人，歼灭一万多名日军，史称“第一次湘北大捷”。
　　在日军各攻击部队奉命撤退的同一天，薛岳接到了正式任命他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通知。
　　冈村宁次这个日军高级将领中有名的“中国通”，在武汉会战中就知道了薛岳的厉害。他就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以来，潜心研究过他的主要对手第九战区部队的作战特点，也研究过湖南的地理和人文。但他仍然没有想到，湘北战区的中国老百姓，会给日军的作战造成如此之大的不利。湖南民众在当地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组织下，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广大地区上可供日军辎重部队通过的道路，全部挖成了沟壑，并且炸断了所有的铁桥、木桥或石桥。日军向长沙方向推进得越远，运送补给就越困难；而就地搜寻给养，又因当地百姓坚壁清野，几乎使日军什么也得不到。
　　

日本人还没有真正地认识湖南人（3）
冈村宁次从自己所吃的苦头中开始对湖南的特殊民风产生了兴趣。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之后，他返回武汉，忙里偷闲，找到同胞神田正雄所著的《湖南省要览》，读到“湖南人之性格”这一节，方才有所醒悟。这段文章说，湖南人“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气，信仰释、道，笃于崇拜祖先，淡于金钱，反抗心理强，迷信思想深，有嫉妒、排挤风气，多慷慨悲歌之情……”
　　冈村宁次从对湖南人的研究中悟出了什么道理，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指挥军队向长沙发起攻击时，没有考虑到湖南民众的因素，因此而流于轻率。反过来说，在这一次长沙会战和下面将要谈到的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都取得了胜利，和湖南这块土地的特异性，和湖南人特殊的秉性，都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冈村宁次怀着未能进入长沙的遗憾离开了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的位置。这个军的第二任司令官和部园一郎也没敢再来攻打长沙。1941年4月，狂热效忠天皇的年轻将领阿南惟畿中将，辞去陆军部次长的职务，野心勃勃地来到中国，接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受到天皇和宫内女眷的青睐，带兵打仗格外卖力，希望立下特大战功，报答皇室的恩泽。他上任之后，立刻研究武汉四周的战局，决心攻占冈村啃不动的长沙，挫败薛岳的锐气，也显示自己的能耐。
　　1941年9月，阿南惟畿指挥四个师团、四个支队、两个飞行联队和海军一部，共计十一万五千人，分两路向长沙进攻。改用“中间突破”、“两翼迂回”的“雷击战”战术，对长沙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进攻。薛岳指挥十三个军、一个挺进军和两个飞行大队，共三十多万人，仍然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将优势兵力集中在长沙地区，计划将日军引诱到汩罗江以南、捞刀河西岸的地区，再开始反击，将日军歼灭。
　　9月7日夜晚，日军主力向湘北发起全线猛攻。这一次，薛岳对阿南惟畿的战术认识不足，选择决战地区不当，一开始就打得很被动，一个个主力军都被日军打散，只得在后方集结。最重要的是，日军破译了中国军队的密电码，对中国军队的调动了如指掌，提前布下口袋，等待中国军队增援部队的到来。因此，李玉堂的第十军和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这两个王牌军，都没能挡住日军的进攻，反而险些被日军歼灭。
　　日军突破新墙河、汩罗江和捞刀河防线以后，迅速挺进到长沙外围，并于10月1日晚攻入长沙城。日军占领长沙后，一支支增援的中国军队陆续赶到长沙外围，被打散的部队也重新集结，投入战斗。处于日军后方的杨森集团军，也赶下山来，向日军背后发起攻击。第六战区也在湖北向宜昌发起了大兵团反攻作战，驻宜昌的日军第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告急，阿南惟畿必须从湖南撤兵，回援宜昌。敌我形势骤然逆转。战局的主动权回到了薛岳的手中。
　　阿南惟畿十分想赶到长沙，但他知道，他已经没有了进入这座城市的资格。他的五十辆装甲车，已全部被中国军队击毁，护卫装甲车的一千多名步兵，也已全军覆没。湖南的民众破坏了日军与后方之间的道路和桥梁。前方各师团急需补充的电文，压在他的书案上，军人的警觉使他意识到，一线部队断绝了补给和增援，那将意味着什么。
　　阿南度过了一个无眠之夜，发出命令：“全线撤退！”
　　日军刚开始撤退，薛岳便命令各部乘势追击，大量杀伤日军。10月9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回到原防。这一仗，日军死伤七千人，中国军队损失近七万。日军没有达到他们的战略目的。
　　第二次长沙会战落下了帷幕，史称“第二次湘北大捷”。这次会战的结果，直接导致日本近卫内阁的第三次倒台。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得手，气势汹汹。在年底的圣诞夜，日军攻占了香港。但是，日军的气焰很快受到了打击，因为在1942年新年伊始，日军又在长沙遭到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
　　1941年12月24日，也就是在日军攻占香港的前一天，阿南惟畿再度指挥日本第十一军侵犯长沙，声称“要到长沙过新年”。薛岳制定“天炉战”计划，要求部队边打边撤，佯装败退，将日军引诱到炉膛中央，即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动用优势兵力加以围歼。在这次会战中，湖南民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不惜再来一次焦土抗战，以“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概，使日军在战区内无法获得一粒米、一根草，把大小公路破坏得沟壑纵横，日军重武器无法通行。长沙守军拼死挡住日军的进攻，从岳麓山以重炮居高临下轰击日军，把不可一世的“皇军精锐”拖在长沙城下，争取了足够的时间，使外围的中国军队完成了对日军的合围。
　　

日本人还没有真正地认识湖南人（4）
1942年1月4日拂晓，中国军队从三面到达攻击地点，向日军发起声势浩大的围攻。日军弹尽粮绝，饥疲交加，狼狈突围。中国军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杀得日军溃不成军。长沙及长沙以北地区，成为烧烤日军的大熔炉。这一仗，日军伤亡达五万余人。阿南惟畿不得不在日军高级军事会议上为自己的轻敌冒进而沉痛检讨。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军一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记录，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力地支援了南洋英美友军。蒋介石在黄山别墅周围的阴霾中感到了暖意。他轻松地笑着说：“此次长沙会战，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广东人薛岳得到了蒋介石给予他的最高奖赏——青天白日勋章。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奖给他一枚独立勋章。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道：“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就是华军之长沙大捷。”
　　此后，日军又发动了常德会战，以失败而告终。在日军全面失败的前夕，第四次长沙会战揭开了序幕。这次会战又叫做长衡会战。它是豫湘桂大会战的中间阶段，也是日军所谓“一号作战”的一部分。
　　1944年5月，日军动用悄悄从伪满和日本国内调来的强大兵力，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坐镇武汉指挥，发起了长衡会战。日军分为三路，避开中国军队的侧翼迂回，分途向长沙外围发起攻势。6月16日，日军向长沙城和岳麓山主阵地发起猛攻。守军顽强抵抗，但由于兵力部署上的失误，中国军队主力未能适时退守岳麓山阵地，部队隔江分阵，力不能支，日军以优势兵力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长沙沦陷。但是，日军推进到衡阳时，却遭遇了顽强的抵抗。衡阳守军以一个军的兵力，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顶住了日军几个师团的进攻，将日军整整阻挡了四十八天，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长衡会战中，中国军队未能阻止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但仍然重创了日军。尤其是衡阳保卫战，大量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并且打死了日军的一名师团长和其他高级指挥官，致使日军指挥失灵。这次会战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范围内的正面作战，并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敌后战场的反“扫荡”斗争，为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次长沙会战，表现了中国抗战军队的顽强，也表现了湖南人不怕牺牲的精神。湖南人誓与自己的家乡共存亡，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军以沉重的打击。骄横的日军将领冈村宁次、阿南惟畿和横山勇，都在湖南这块土地上落下了败绩，他们的武士道精神，在这里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