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探案之血手印 - 程小青-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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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手印和碎转
　　
　　
我一个人陪在尸旁，焦虑着霍桑怎么还迟迟不来。一阵阵寒风吹来，棕搁叶发出细碎的声响。天气似有雨意，越觉得阴讽刺人。楼窗上已有灯光透出，我知道那妇人已经进了卧室。隔邻一幢屋子依旧是上下墨黑，我才知是空屋。一个幻念打动我：凶手不会是预伏在空屋中的吗？
一会汪银林带了一个站岗的警士进来。那警士偻着身子，先用电筒向地上照了一照，忽然仰起来发表他的意见。
“汪探长，这个人我看见他坐车子过来的。”
汪银林问道：“你可记得在什么时候？”
警士疑迟道：“这个我不能说定，我记得那时候电灯已经亮。喔，我记得同时有两部车子经过我的岗位。”
我也插口问道：“你瞧见有两部车子？”
警士道：“是，我确实记得。因为这地方很冷静，经过的人不多，我容易注意到。”
“当时的情形怎么样？你说得仔细些。”
“我先瞧见这个人的车子。他的那顶高顶狭边的呢帽，戴在头上似乎太小，故而引起我的注目。”
“还有一辆车子呢？”
“那是在后面。车上坐的一个男人也戴一顶黑呢帽子，衣服我没有瞧清楚。两部车子一前一后，相差不过十多步路。”
这一着和我所假定的仇人尾随的想法有几分符合，不过找寻的方式还没有把握。我偷眼瞧瞧汪银林，汪银林低头不语。
警士继续道：“汪探长，我记得在两部车子经过以前，另外有一个人向这方面走过来，形迹很可疑。”
汪银林问道：“怎样可疑？”
“那家伙穿一件黄色大衣，头上戴一顶花呢鸭舌帽，不像正经人。他走过我身旁的时候，两只手插在外衣袋里，连连回头向我瞧了两瞧。”
“那时是什么时候？你可记得？”
“记得的。大约在六点钟模样，电灯还没有亮。”
我接口道：“银林兄，我看另一辆车子和这个黄衣人，或者和此案有些关系，也说不定。”
汪银林点头道：“是，好在霍先生马上就来。我们听听他的意见再说。”
花玻璃门里面的电灯亮了。接着的是开锁声音。杨小弟拉开了门，张一张，重新缩进去。汪银林吩咐那警士看守尸体。他向我招招手，似乎预备先进屋于里去。正在这时，我看见走进两个人来，一个是霍桑，后面一个我不认识。汪银林也立定了。
霍桑只向我们点了一点头，便掏出电筒来照察地上的尸体。那个跟霍桑进来的人向汪银林打了一个招呼，显然彼此也素来相识。那人穿一件暗蓝色呢袍，身材不高不矮，戴一顶花呢鸭舌帽。他站在霍桑的背后，从旁瞧那尸体，嘴里自言自语，似在那里低低地惊异叹息。我和汪银林都静默旁观。
一会霍桑立直了身子，向四周瞧一瞧。“这地方当真怪静僻。”他旋转头来，向那同来的人说：“海林，你干的什么事？怎么说不听得什么？”
那人期期地答道：“霍先生，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委实一些没有声响。我到这里以后，一步不曾离开过。要是有喊救命的声音，我一定听得到。可是实在没有。”
我低声向霍桑道：“你可是派这个人守在屋子外面的？”
霍桑点点头。“是。我表面上虽没有接受王得魁的请求，实际上我也认为有守伺的必要，所以派海林来。”
起先我本以为霍桑也和我一样疏忽失算，拒绝了王得魁的建议，不曾设法防备。谁知出我所料，他是暗中有埋伏的。汪银林就将岗警的报告简要地告诉了霍桑。霍桑重新蹲下去，用电简察看尸体。
我又道：“这样，这个疑团不难打破。刚才我们正苦时间问题没有着落。现在既然有一个证人，当然容易明白了。”
汪银林道：“对。海林，你把经过的情形说一说。”
那海林取下了鸭舌帽，战战兢兢地答道：“我受了霍先生的吩咐，马上就到这里来守伺。那时路上电灯还没有亮。我站在这屋子对面的一垛短墙旁边。这门口进出的人，我都看得清清楚楚。过了一刻钟工夫，电灯亮了，但天还没有完全黑。我看见一个女人从这屋子里面出去，到了门外，立定了像要找黄包车的样子。但那时候路上并没有空车，伊就左手转弯，向胶州路去。我又等了十分钟的光景，又看见有两部车子从东面过来。一部停在这屋子的门口，就是这个死者；另一部并不停，转弯向南去。”
我向汪银林道：“这样，可见王得魁回家时，他的妻子已先出外。你刚才第一个疑点已经不能成立。”
汪银林点点头，低声道：“是，我原只随便猜度一下罢了。现在别打断他，让他说下去。”
海林用手指着地上的卧尸，继续道：“我看见他进门以后，顺手把铅皮门合上。但是过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屋子里有灯光透出。我心中不免奇怪。正在那时，我又看见一个穿黑色短衣的人从外面进来，不久，短衣人忽而退出，向东飞奔过去。这一着当然很可疑。霍先生吩咐我，看见形迹可疑的人进出，应得尾随他的踪迹。我一直跟他到沙渡路口，他跳上了一部空车。我奔追了一会，也雇得一部车子，便跟随在他的后面。不料他是到爱文路去找霍先生的。但我仍旧等在霍先生寓所对面的树背后，看他有什么动作，以免当面撞破他。直到你们四个人坐了汽车走后，我才进去报告霍先生。”
就情势而论，当杨小弟进来的时候，王得魁必先已被人杀死，小弟刚才的说话也是实情。因为主得魁既然先回，势不致一个人站在门外至十多分钟之久，才被小弟进来杀死。我向汪银林瞧瞧，暗示他的第二个疑点也落了空。
汪银林缓缓地说：“这样看起来，杀人的凶手是谁，简直无从捉摸。霍先生，你的意见怎么样？”
霍桑仍弯着腰，还在用电筒细察那把凶刀，似乎没有听得汪银林的说话。
他自言自语地说：“刀柄上已被血液涂满，即使有什么指印，现在也瞧不出了。”
汪银林见霍桑不回答他，似觉没趣，也默然不接口。
霍桑用电筒照看那垛和隔邻分隔的短墙，又把光线射到空屋的窗上去。
我乘机说：“我以为这案子的第一个关键，就在海林到这里来时，可惜太晚了些。”
汪银林忽现注意色，问道：“这话有什么意思？”
我道：“我以为那凶手必预先伏在这里。当凶手进门的时候，海林还没有到场，故而没有瞧见。那人掩进来以后，或者躲在屋子的后部，或者伏在围墙里面的棕树底下，直等到王得魁回来，那人出其不意，突然跳出来行凶。行凶以后，他也许早已瞧见海林在对面守伺，一时自然不敢冒险；或是他安排完毕，正待动身逃走，忽听得杨小弟回来的脚步声，因而重新匿伏。直到场小弟重新退出去，海林也跟随着走开了，外面没有了障碍，他也就安然脱身。”
汪银林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旁边的海林在搔头皮，显得很窘。
霍桑离了短墙，执着电筒，在照视那条水泥通道，接着他照到了铅皮门上，忽而把门推拢了，让电简光停住在一处。
他低声说：“奇怪！银林兄，包朗兄，瞧，这是什么痕迹？”
汪银林和我都走近去。电筒光集中在铅皮门里面边上的一个痕迹，像是三个指印，可是不清楚。
汪银林说：“我看是手印。”
我接嘴说：“是，是血的手印。”
霍桑把眼睛贴近了门边，点点头。“是的，不过很浅淡模糊，线纹自然更瞧不出，奇怪。”
电筒光移动了，从那铅皮的大门起始，经过了那两棵棕树，一直向屋子的后部照过去。这一着分明暗合我的意思。他大概在找凶手伏匿的痕迹。不一会，他又沿着围墙退回出来。他仍扳亮了电筒，在地面上照察。忽而他在墙边屈曲了身子，取出软尺来量了一量，显见他已找到了什么足印。
我和汪银林都站立不动，防走过去踏乱足迹。接着，他回到门口，重新在铅皮门的下部照了一会，嘴里似在低低地诧异。他把电筒光移向地面，忽又在水泥通道的旁边立定。他找了一会，从地上拾起了什么东西，放在电光中仔细照视。接着他从衣袋中摸出一张白纸，轻轻地将拾得的东西包好。
我问道：“你找得了什么东西？”
霍桑道：“半块碎砖。”
“半块碎砖？”
“是，也许有些用处。”
“有什么用？”
“砖上有些儿绿色的漆。”
“有什么意思？”
“等我带回去验一验再说。”
汪银林的注意点显然和我的不同。他并不注意我的充满了诧异的疑问，却自顾自地重新提出他的问句。
“霍先生，关于凶手问题，你的意见到底怎么样？”
霍桑摇摇头。“这案子委实很复杂棘手。对不起，现在我还不便发表什么。你先把尸体移送出去，这屋子也得照顾着，别的事我们再讨论。”
他把纸包和电筒放在袋里，向海林和我招一招手，便先自垂头丧气地走出去。我也和汪银林点头作别，同着海林走出尸屋。
　　
　　
八、故事
　　
　　
那晚上我和霍桑分别的时候，本抱着满腹疑团。因为霍桑先发制人地向我表示，解释的时机还没成熟，关塞了我的质疑的门。我自然毫无办法。所以我第二天再去见他，原打算问问他案子的究竟，却不料没有见面。过了一天我再去，虽然会面了，但他说他所得到的线索不够正确，还没有端倪。这样过了两三天，仍旧没有结案的消息。我心中越发不安，因不惮烦地再去找霍桑探问。
他约略告诉我，银林已经到场小弟家里去调查过，小弟的妻子生产和小弟回家去探访等事都是事实。银林也曾去访问王得魁的再隔壁的邻居，也找不出可疑的人物。那贴邻的空屋也经察勘过，并没有匿伏的痕迹。霍桑又说从那围墙里边得到的足印，已经与杨小弟和死者得魁的足印比过，尺寸都不相同。显见那足印属于另外一人。不过这个人的踪迹难明，一时还无从落手。末后，我又问起那凶手究竟和那个何少梅有没有关系。
霍桑答道：“这个人我已仔细问过，实在没有关系。那天他在这里听得了王得魁的死耗，非常吃惊。在你和汪银林走后，他便向我和盘托出。据说当王得魁第一次见他，就问他有没有关于董团长的消息。何少梅随便回答董团长似乎在南京。不料王得魁一听得，马上惊慌失措。但何少悔实在个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纠葛，也并不知董团长的实在的下落。这一层我确信不疑，故而已经将他放掉。”
我道：“那末你此刻可有什么具体的方法，追缉那个董团长？”
霍桑皱眉道：“我实在没有方法。我早已说过，我在这案子上已经失败了。请你原谅，另再催逼我。”
失败是霍桑难得承认的。这一次他当真是失败了吗？
可是我听他的口气，这还像是托词—是一种对于我的质问的防御性的托词。有什么办法呢？我自然只有采取迂回策略，从另一角度进攻了。
我问道：“霍桑，在发案那天的晚上，你不是在尸体旁的水泥径侧边拾起半块碎砖吗？”
他点点头。“是。”
“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晤，有些用——”他顿住了，皱皱眉。“包朗，我老实说，这件事我委实没有把握，我准备放弃了。你不必再打扰我。”
迂回也受了阻碍，我自然非常失望。但霍桑的防线既然筑得这样坚密，我也再没法可施。
隔了一天，报纸上忽然发出一段悬赏广告。
广告内容略谓本月二十四日晚上，有一个穿黄色大衣，戴花呢鸭舌帽的人，曾到新生路一百四十一号屋子里去行凶，事后潜逃出外，迄无下落。如果有人知道他的踪迹，出首报告，因而拿获，定有重赏云云。
广告是警署里登的，显见霍桑果真已谢绝不干，因而才推疑到这个不知谁何的人，又登出这种百无一效的无聊广告。照此看来，这件案子大概要变为悬而不决的疑案了。
一个星期的时光又无影无踪地溜走了，王得魁的血案的结局仍旧杏无消息。到了第二星期，那悬赏的广告也不见了；凶手的下落更似石沉大海。
扫兴吗？自然。可是情势如此，我也无能为力，只准备索性把这案子归入我的日记中的没结果的悬案页中去。
三星期后，我对于这案子逐渐淡忘了，忽而霍桑打电话来，叫我立刻就去。电话很简单，并不说明事由，我不知道是否就为着王得魁的被杀案子已有结果；或是他早先进行的那件血刀案有了新的发展。但是霍桑的招致，我是惯例地不敢怠慢的。
我到达他的寓所时，时间是午后三时，忽见施桂抢步走出来迎接我。
他低声说：“包先生，霍先生说，请你在外面等一等。里面正在谈话呢？”
我在办事室外面站住，正要向施桂询问，霍桑和哪一个人谈话。施桂忽像故意规避似地走到了后面去。奇怪！这又是什么意思？
一阵沙沙的异声，突然接触我的耳膜。什么声音？从那里发生？接着一个女子的声音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