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全译-第2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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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84·1或问曰：“贤圣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至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何也？”
【注释】
荀：荀子。参见13·5注。孟：孟子。参见1·3注。
教训：教诲训导。垂：自上施下。垂文：指内容在于教诲、开导的文章。
【译文】
有的人问：“贤圣不写没有目的性的文章，写书一定有其用心之所在。
上至孔子、墨子这类人，下至荀子、孟子这些人，为教诲训导后人一定写有文章留下来，这是为的什么呢？”
【原文】
81·2对曰：圣人作经，艺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驱役游慢，期便道善，归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浃，王道备，所以检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决不备（11），有水溢之害；网解不结，有兽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12）。杨、墨之学不乱传义（13），则孟子之传不造（14）；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15）；高祖不辨得天下（16），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17）；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18），则桓谭之论不起（19）。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故汉立兰台之官（20），校审其书，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术之书（21），颇言灾异政治所失，书成文具，表在汉室（22）。主父偃嫉之（23），诬奏其书。天子下仲舒于吏，当谓之下愚（24）。仲舒当死，天子赦之（25）。夫仲舒言灾异之事，孝武犹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论无触忌之言（26），核道实之事，收故实之语乎？故夫贤人之在世也，进则尽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则称论贬说，以觉失俗，俗也不知还，则立道轻为非；论者不追救，则迷乱不觉悟。
【注释】
艺：据本书《正说篇》“圣人作经，贤者作书”，《案书篇》“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当作“贤”。
薄俗：不良的风俗。与下文“实诚”对应。
《六略》：参见83·7注（24）。
横拓：横行，放纵。
游慢：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道：通“导”。引导。
介：通“芥”。小草。纤介：形容极细微。
浃（jiā加）：彻，周全。
王道：王者治天下之道，这里指儒家的“礼治”。
检押：亦作“检柙”，矫正，纠正。
（11）防：堤岸。决：通“缺”。残破。备：完整，这里指修好。
（12）王充在本书《齐世篇》、《定贤篇》、《书解篇》中都表明了这种看法。（13）杨：指杨朱。参见8·2注（13）。
（14）孟子批杨、墨说：“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又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
（15）韩国三句：《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16）辨：通“辩”。争论。
（17）参见本书《书解篇》注。
（18）凡论：指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观点。
（19）桓谭之论：指桓谭的著作《新论》。
（20）兰台：参见38·16注。
（21）道术之书：可能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22）表在汉室：把写的奏章呈给汉朝廷。
（23）主父偃：姓主父，名偃，西汉人，汉武帝时任郎中。
（24）当：判决书。下愚：本义是智能低劣，这里指诽谤朝廷，目无法度，不可救药。
（25）以上事参见《史记·董仲舒传》。
（26）所论：指王充在《论衡》中发的议论。
【译文】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写传记，是为了纠正挽救不良的风俗，驱使老百姓让他的回复到质朴纯厚的风俗上来。考察《六略》上著录的书达一万三千卷，全是表彰善行的制止恶迹的，阻止横行放纵的。驱使游手好闲的，希望有利于引导人们向善，回归到正道上来。孔子之所以写《春秋》，是因为周代的民风败坏了。所以表彰很细微的善事，贬斥极细小的恶行，整顿乱世，使它返回正道，伦理道德周全，王者治天下之道完备，用以矫正奢侈轻薄风俗的制度，规定得极为完备详尽。河堤决了口而不修筑，就有洪水泛滥的灾害；网破了洞而不织补，就有野兽奔逃出来的危险。所以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周代的老百姓就不会浮华轻薄；老百姓不浮华轻薄，孔子就不会著《春秋》。如果杨朱、墨翟的学说没有搞乱经传的本义，那么孟子也就不会著书了；如果韩国不弱小，法度没有废坏，那么韩非也就不著书了；汉高祖不争论得天下的道理，使用武力的主张没有转变，那么陆贾的《新语》就不会写出来了；各种事情的记载如果不失实，各种观点如果不坏乱，那么桓谭的《新论》就没有写作的缘起了。所以贤圣们著书，引用事实不凭空编造，言必有据而不胡乱编写。写的东西有益于教化，教化施行有益于政治，所以汉代设立了兰台官吏，校勘审定其中的书籍，考订书中的文字。董仲舒写的天人感应、灾异迷信的书，大多讲的是灾异的出现是政治败坏造成的，书写完备以后，就呈献给汉朝廷。主父偃痛恨他，就诬告这部书。汉武帝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吏审理，判决书认为董仲舒目无法度。董仲舒被判处死刑，汉武帝赦免了他。董仲舒大讲灾变怪异的事情，汉武帝仍然不判他的罪反而很尊重他本人，何况我所发的议论并没有触犯朝廷的言论，只是对事情是否符合实际道理进行考核，收集史实的说法呢？所以贤人生活在社会上，做官就尽忠宣扬教化，以显扬朝廷的圣德；不当官就著书评论是非，纠正不良的风气。世俗如果还不知道回到正道上来，就应该伸张道义指斥作坏事的人；著书的人如果不补救，迷失正道的人就不会觉察醒悟过来。
【原文】
84·3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机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明辨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论？孟子伤杨、墨之议大夺儒家之论，引平直之说，褒是抑非，世人以为好辩。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恻怛发心，恐土之危也。夫论说者闵世忧俗，与卫骖乘者同一心矣也。愁精神而幽魂魄，动胸中之静气，贼年损寿，无益于性。祸重于颜回，违负黄、老之教；非人所贪，不得已，故为《论衡》。文露而旨直，辞奸而情实。其《政务》言治民之道（11）。《论衡》诸篇，实俗间之凡人所能见，与彼作者无以异也。若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12），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也。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惑（13），作论于下。实得（14），则是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
【注释】
机：据文意当作“讥”，形近而误。
说：通：“悦”。
南面：古以北为上，老师坐北面南。
典城：泛指地方长官。紫：指印章上的紫色丝带。佩紫：汉代相国、丞相、太尉、将军、列侯用的印章上都束有紫色丝带。
引文见《孟子·滕文公下》。
紫：暗红，是间色。朱：大红，是正色。紫朱，比喻真伪。
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参见5·4注（11）。
土：当作“上”，形近而误。
论说者：指王充本人。
黄、老之教：指汉初自然无为的处世哲学。
（11）《政务》：王充的著作之一，基本内容保存于今本《论衡》之中。有人认为，早已失传。
（12）九虚：指《论衡》中的《书虚》、《感虚》等九篇文章。三增：指《论衡》中的《语增》、《儒增》、《艺增》三篇文章。《论死》、《订鬼》：《论衡》中的两篇文章。
（13）愚惑：当作“遇惑”，与“遭弊”对文。
（14）据递修本，“实”字前有“下”字。
【译文】
因此《论衡》的写作，起源于许多书的记载已经失实，虚妄的言辞超过了真美的言辞。所以虚妄的言语不废除，华而不实的文章就不会被制止；华而不实的文章泛滥，实事求是的文章就不会被采纳。所以《论衡》这部书，是用来权衡是非之言，确立判断真伪标准的，并不是随意玩弄笔墨修饰文辞，故作奇伟的样子。写作它的根源全起因于人间有许多错误，所以我用尽心思，以此来讥刺社会上的不良风俗。社会风俗的特性，是喜好奇异怪诞之语，喜欢虚假荒诞的文章。为什么呢？实事求是的言论不能快人心意，华而不实的言辞文章却能使人惊耳动心。所以有才能的人，喜好谈论的人，夸大实事，故作美盛的言辞；写文著书的人，编造毫无根据的文字，作虚假不实的解释。听的人认为确实如此，就不停地谈论；贤人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就久传而不断绝。久传不绝，那么文字就记载在竹帛之上；谈论不止，那么就会误入贤者之耳。至于有些当老师的人，宣扬的是奸伪的解释；各级官吏，读的都是虚妄不实的书。明辨了这些是与非，我痛心忧伤，怎么不加以评论呢？孟子痛惜杨朱、墨子的议论大大压倒了儒家的议论，援引公平正直的论说，赞扬正确的贬斥错误的，世人却认为他好争辩。孟子说：“难道我好争辩吗？我是不得已啊！”现在我也是不得已啊！虚妄的比真实的更显眼，实诚的被虚伪的所迷乱，世人不醒悟，是与非分不清，紫色与朱红混杂在一起，瓦块和宝玉夹杂在一堆，凭情感而言，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啊！卫国的陪车侍从超越职责而帮着叫喊赶马，他的痛惜忧伤发自内心，是唯恐主人有危险。论说的人忧虑世俗不良，同卫国的陪车侍从是同一种心情。精神忧愁魂魄苦闷，引动了胸中的静气，损伤了年寿，对生命毫无益处。灾祸比颜回更重，违背了黄、老的处世哲学，这并不是人们所要贪求的，迫不得已，所以写了《论衡》这本书。文章浅显而思想正直，遣辞简约而感情真实。其中的《政务》篇谈的是治理百姓的道理。《论衡》中的各篇文章，所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上一般人都能识别的，与作者本人没有什么不同。如像九虚、三增、《论死》、《订鬼》等篇文章，谈的是世俗间长久迷惑的问题，是一般人所不能觉察的。君王遇到世风败坏，就要在上面改变政教；臣下遇到疑惑，就要在下面作出评论。如果臣下的议论符合实际的道理，那么君王改变政教时就会采纳它了。希望能唤醒那些受到迷惑的心，使他们知道虚与实的区别。实与虚的区别确定了，浮华虚假的文章就会绝灭；浮华虚假的文章绝灭了，那么纯诚的教化就会日渐增长。
【原文】
84·4或曰：“圣人作，贤人述。以贤而作者，非也。《论衡》、《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