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第4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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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至。已定例诸驿额马，每年十踣其三，循例买补。咸丰中，粤氛孔炽，湖、湘境为贼据，劫失驿骑，焚毁号舍，往往有之。各州县或买马填补，或赁马应差，其有失驿未设，即雇夫代马。甘肃旧设马额六千馀，亦以军兴废弛。光绪九年，军务既平，驿递渐简，所留马视前减三分二，而驿政亦无所妨。十一年，新疆南路设驿。是时，综通国驿站岁费，约三百万馀金。二十九年，刘坤一、张之洞条陈新法，谓驿站耗财，不如仿外人之邮政。邮政递信速，驿政文报迟。弊由有驿州县马缺额，又复疲瘦，驿丁或倚为利薮，因致稽延。请设驿政局，推行邮政，俾驿铺经费专取给邮资，即三百万岁耗可以省出矣。时韪其言。已而驿马渐裁，嗣是驿遂废不用。
顺治初，建常盈库，凡车驾司朋椿站银，武库司马值，太仆寺马价皆储之。康熙初，改常盈库储归户部。乾隆十六年，敕云南营马除十踣其三按例应赔外，其逾额踣毙者免赔椿银。二十七年，定给留圈马乾，每匹视绿营稍优异。三十八年，又令云南买补马价，每匹减银三两。初马乾岁费约四十四万有奇。道光中，从载铨等言，裁八旗官拴马半额，以节出之费补兵饷焉。
清初定现任官得养马，馀悉禁之。寻许武进士、武举、兵丁、捕役养马。康熙元年，禁民人养马。有私贩马匹，为人首告者，马给首告之人。其主有官职，予重罚。平民荷校鞭责。十年，令民人仍得养马。二十六年，定出厂马、驼，或践食田禾，或纵逸侵扰，兵鞭责，官罚俸有差。其兵丁强人代牧，乃勒索扰累者，兵发刑部，官降调。凡牧马毙，则验其皮，踣毙例须赔抵，有一九、一七之罚。应取驹千匹者，以百匹为一分，百匹者以十匹为一分。雍正十三年，定马、驼出厂时，毛齿皆有册，回日覈验，如疲瘠十不及三，免议，否则兵鞭责，官罚俸有差。乾隆初，禁牧丁等盗马私售，及与人乘，峻其科罚。十六年，严牧马减克料草之罪。二十八年，官马出青，每百匹准倒十匹，逾额勒其买补。嘉庆十一年，行围木兰，查获私贩马匹诸犯，重惩之。因谕：“我朝讲武时巡，扈从均给官马。大臣禄入较优，给马较少。官员兵丁，视差务之繁简，定马数之多寡，少者一、二匹，多至五匹，事竣原马还官。如踣毙，呈验耳尾，仍按价折交。收放时，命王大臣督察。乃官兵等竟私鬻官单，察哈尔官兵收马利，其折银易于买补。积弊日深，大妨马政。自后设有卖单及折收者，一体科罚。私买之马贩，从严问拟。大臣等其妥议定章以闻。”凡营马或走脱窃失，责令赔补，谓之赔椿，年递减十之一，至十年悉免之。应敌伤损者免赔。骑至三年踣毙者亦免。其馀一年或二三年内踣毙，赔额视其省而异，以十金为最多。同治二年，定古北口盘获私马逾三十匹者送京，不及三十匹赏与兵丁，著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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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网站推出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回首页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回首页志一百十七
○刑法一
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政也，刑也，凡皆以维持礼教于勿替。故尚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古先哲王，其制刑之精义如此。周衰礼废，典籍散失。魏李悝著法经六篇，流衍至于汉初，萧何加为九章，历代颇有增损分合。至唐永徽律出，始集其成。虽沿宋迄元、明而面目一变，然科条所布，于扶翼世教之意，未尝不兢兢焉。君子上下数千年间，观其教化之昏明，与夫刑罚之中不中，而盛衰治乱之故，綦可睹矣。
有清起自辽左，不三四十年混一区宇。圣祖冲年践阼，与天下休养，六十馀稔，宽恤之诏，岁不绝书。高宗运际昌明，一代法制，多所裁定。仁宗以降，事多因循，未遑改作。综其终始，列朝刑政，虽不尽清明，然如明代之厂卫、廷杖，专意戮辱士大夫，无有也。治狱者虽不尽仁恕，然如汉、唐之张汤、赵禹、周兴、来俊臣辈，深文惨刻，无有也。德宗末叶，庚子拳匪之变，创巨痛深，朝野上下，争言变法，于是新律萌芽。迨宣统逊位，而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刑典俱废。是故论有清一代之刑法，亦古今绝续之交也。爰备志之，俾后有考焉。
清太祖嗣服之初，始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太宗继武，于天聪七年，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往外籓蒙古诸国宣布钦定法令，时所谓“盛京定例”是也。嗣复陆续著有治罪条文，然皆因时立制，不尽垂诸久远。
世祖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入关定乱，六月，即令问刑衙门准依明律治罪。八月，刑科给事中孙襄陈刑法四事，一曰定刑书：“刑之有律，犹物之有规矩准绳也。今法司所遵及故明律令，科条繁简，情法轻重，当稽往宪，合时宜，斟酌损益，刊定成书，布告中外，俾知画一遵守，庶奸慝不形，风俗移易。”疏上，摄政王谕令法司会同廷臣详绎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以便裁定成书，颁行天下。十月，世祖入京，即皇帝位。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在外官吏，乘兹新制未定，不无凭臆舞文之弊。并乞暂用明律，候国制画一，永垂令甲。得旨：“在外仍照明律行，如有恣意轻重等弊，指参重处。”二年，命修律官参稽满、汉条例，分轻重等差，从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请也。
三年五月，大清律成，世祖御制序文曰：“朕惟太祖、太宗创业东方，民淳法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朕仰荷天休，抚临中夏，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颇烦拟议。律例未定，有司无所禀承。爰敕法司官广集廷议，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书成奏进，朕再三覆阅，仍命内院诸臣校订妥确，乃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尔内外有司官吏，敬此成宪，勿得任意低昂，务使百官万民，畏名义而重犯法，冀几刑措之风，以昭我祖宗好生之德。子孙臣民，其世世守之。”十三年，复颁满文大清律。
康熙九年，圣祖命大学士管理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将律文复行校正。十八年，特谕刑部定律之外，所有条例，应去应存，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加酌定，确议具奏。嗣经九卿等遵旨会同更改条例，别自为书，名为现行则例。二十八年，台臣盛符升以律例须归一贯，乞重加考定，以垂法守。特交九卿议，准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随命大学士图纳、张玉书等为总裁。诸臣以律文昉自唐律，辞简义赅，易致舛讹，于每篇正文后增用总注，疏解律义。次第酌定名例四十六条，三十四年，先行缮呈。三十六年，发回刑部，命将奏闻后更改之处补入。至四十六年六月，辑进四十二本，留览未发。
雍正元年，巡视东城御史汤之旭奏：“律例最关紧要，今六部见行则例，或有从重改轻，从轻拟重，有先行而今停，事同而法异者，未经画一。乞简谙练律例大臣，专掌律例馆总裁，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之例并大清会典，逐条互订，庶免参差。”世宗允之，命大学士硃轼等为总裁，谕令于应增应减之处，再行详加分晰，作速修完。三年书成，五年颁布。盖明律以名例居首，其次则分隶于六部，合计三十门，都凡四百六十条。顺治初，釐定律书，将公式门之信牌移入职制，漏泄军情移入军政，于公式门删漏用钞印，于仓库门删钞法，于诈伪门删伪造宝钞。后又于名例增入边远充军一条。雍正三年之律，其删除者：名例律之吏卒犯死罪、杀害军人、在京犯罪军民共三条，职制门选用军职、官吏给由二条，婚姻门之蒙古、色目人婚姻一条，宫卫门之悬带关防牌面一条。其并入者：名例之边远充军并于充军地方，公式门之毁弃制书印信并二条为一，课程门之盐法并十二条为一，宫卫门之冲突仪仗并三条为一，邮驿门之递送公文并三条为一。其改易者：名例之军官军人免发遣更为犯罪免发遣，军官有犯更为军籍有犯；仪制门之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生节为收藏禁书。其增入者：名例之天文生有犯充军地方二条。总计名例律四十六条。吏律：曰职制十四条，曰公式十四条。户律：曰户役十五条，曰田宅十一条，曰婚姻十七条，曰仓库二十三条，曰课程八条，曰市廛五条。礼律：曰祭祀六条，曰仪制二十条。兵律：曰宫卫十六条，曰军政二十一条，曰关津七条，曰厩牧十一条，曰邮驿十六条。刑律：曰贼盗二十八条，曰人命二十条，曰斗殴二十二条，曰骂詈八条，曰诉讼十二条，曰受赃十一条，曰诈伪十一条，曰犯奸十条，曰杂犯十一条，曰捕亡八条，曰断狱二十九条。工律：曰营造九条，曰河防四条。盖仍明律三十门，而总为四百三十六条。律首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大都沿明之旧。纳赎诸例图、徒限内老疾收赎图、诬轻为重收赎图，银数皆从现制。其律文及律注，颇有增损改易。律后总注，则康熙年间所创造。律末并附比引律三十条。此其大较也。自时厥后，虽屡经纂修，然仅续增附律之条例，而律文未之或改。惟乾隆五年，馆修奏准芟除总注，并补入过失杀伤收赎一图而已。
例文自康熙初年仅存三百二十一条，末年增一百一十五条。雍正三年，分别订定，曰原例，累朝旧例凡三百二十一条；曰增例，康熙间现行例凡二百九十条；曰钦定例，上谕及臣工条奏凡二百有四条，总计八百十有五条。其立法之善者，如犯罪存留养亲，推及孀妇独子；若殴兄致死，并得准其承祀，恤孤嫠且教孝也。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察有祖父子孙阵亡，准其优免一次，劝忠也。枉法赃有禄人八十两，无禄人及不枉法赃有禄人一百二十两，俱实绞，严贪墨之诛也。衙蠹索诈，验赃加等治罪，惩胥役所以保良懦也。强盗分别法无可贷、情有可原，歼渠魁、赦胁从之义也。复仇以国法得伸与否为断，杜凶残之路也。凡此诸端，或隐合古义，或矫正前失，皆良法也。而要皆定制于康、雍时。
又国初以来，凡纂修律例，类必钦命二三大臣为总裁，特开专馆。维时各部院则例陆续成书，苟与刑律相涉，馆员俱一一釐正，故鲜乖牾。自乾隆元年，刑部奏准三年修例一次。十一年，内阁等衙门议改五年一修。由是刑部专司其事，不复简派总裁，律例馆亦遂附属于刑曹，与他部往往不相关会。高宗临御六十年，性矜明察，每阅谳牍，必求其情罪曲当，以万变不齐之情，欲御以万变不齐之例。故乾隆一朝纂修八九次，删原例、增例诸名目，而改变旧例及因案增设者为独多。
嘉庆以降，按期开馆，沿道光、咸丰以迄同治，而条例乃增至一千八百九十有二。盖清代定例，一如宋时之编敕，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而例遂愈滋繁碎。其间前后牴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或一事设一例，或一省一地方专一例，甚且因此例而生彼例，不惟与他部则例参差，即一例分载各门者，亦不无歧异。展转纠纷，易滋高下。雍正十三年，世宗遗诏有曰：“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浅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警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前严而改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酌核而后更定，自可垂诸永久。若前宽而改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事斟酌，如有应从旧例者，仍照旧例行。”惜后世议法诸臣，未尽明世轻世重之故，每届修例，第将历奉谕旨及议准臣工条奏节次编入，从未统合全书，逐条釐正。穆宗号称中兴，母后柄政，削平发、捻、回疆之乱，百端待理，尚于同治九年纂修一次。德宗幼冲继统，未遑兴作。兼之时势多故，章程丛积，刑部既惮其繁猥，不敢议修，群臣亦未有言及者，因循久之。
逮光绪二十六年，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忧时之士，咸谓非取法欧、美，不足以图强。于是条陈时事者，颇稍稍议及刑律。二十八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保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修订法律，兼取中西。旨如所请，并谕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自此而议律者，乃群措意于领事裁判权。
是年刑部亦奏请开馆修例。三十一年，先将例内今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