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骗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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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爸爸没有资格参加，就得独自守在家里。爸爸好像宁愿站在台上去被人批斗，也不愿一个人关在家里抽闷烟。不知有多少个深夜，我随妈妈开完群众大会回来，都会发现爸爸的屋子里满是烟雾，他的脚边总是一堆尖尖的烟屁股。爸爸抽的是现卷的喇叭筒烟。
爸爸被批斗，从来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不论碰上什么政治运动，都先拿我爸爸开刀。爸爸他本来同村里所有人一样，都是盘泥巴的农民，凭什么就出去当了干部？当了干部偏偏又成了右派分子，被揪了回来，这就该斗争他。爸爸是每次政治会餐的头道菜。抓革命得先斗争我爸爸，促生产也得先斗争我爸爸。什么春耕动员大会、“双抢”动员大会、水利冬修动员大会，都得揪几个人往台上站站，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我爸爸每次都跑不过去。
抓了革命，偏偏又促不了生产。那时候，队里的庄稼怎么也长不好，水稻亩产只有两三百斤。爸爸聪明，又勤快，我家自留地里的辣椒、茄子、豆角，都比别人家的结得多，这却给爸爸惹来了麻烦，有人说他干资本主义起劲，干社会主义没劲。好吧，又上台挨批斗。
别人奈不何的是爸爸的才智。当时全生产队找不出一个会算账的人，没办法，只好让我爸爸当了会计。可是，当会计是个轻松活，人又显得贵气，有人硬是不舒服。于是爸爸当会计那些年，不知被人查了多少次账，虽说从来没有查出我爸爸有任何贪污问题，可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右派分子肯定很坏，没有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过不了多久又会来查账。既然查账，我爸爸就得陪着，用不着下田干活。有回他们猛然间发现，社员们正在田里流汗，而我爸爸却呆在家里打算盘。他们似乎觉得上了当，又不想查下去了。只是他们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右派分子会那么干净。
记不得从哪年开始，爸爸成了养蜂人，放养着大队的几十箱蜜蜂。养蜂要技术，大队没有别的人干得了，不然，这种美差轮不到爸爸头上。有人眼红爸爸，想抢了他的差事，无奈他们拿着蜇人的蜜蜂没办法。其实，爸爸也从来没养过蜂，可他一学就会，别人只好心里恨恨的。
放蜂得赶花期，爸爸一年总有好几个月在四川、贵州那边转，像个游牧人。我长大以后才知道，让爸爸养蜂，是妈妈的主意。爸爸尽量少呆在家里，可以躲掉许多风雨。我那时还小，哪能体谅大人们的苦难每次爸爸要出远门了，我反而格外高兴，心想用不着天天看他的黑脸了。
爸爸不在家的日子，妈妈总是把他挂在嘴边。吃饭了，妈妈端上碗，总忍不住会说，您爸爸这会儿吃饭了吗？下雨了，妈妈会望着天，自言自语道，您爸爸那里晴天还是雨天？那时妈妈最喜欢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她每天都在注意四川或者贵州的天气。因为妈妈的念叨，我感觉爸爸好像从来就没有出远门，似乎他就在不远的地里干活，马上就会回家来。妈妈天天说着爸爸，我也会想念起爸爸来。哪天听说爸爸要回来了，我又特别高兴了。
我上高中时，有天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说是右派分子马上要平反了。因为他的外祖父也是右派分子，而他姨父在北京工作，早先一步听到了消息。我当时在学校寄宿，连忙偷偷写了封信，托低年级的同学带回家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好像说了些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之类的话。
周末我回家，远远的就见爸爸依门而立，望着我微笑。等我走到爸爸身边，他也没对我多说，只是摸着我的头顶，满面笑容。
从那以后，爸爸给我的印象不再是那张黑脸。爸爸很快恢复了工作。可是，爸爸也很快老了，毕竟他白白地耗费了二十一年的生命！
不久前，一位朋友见了我爸爸，很是惊讶，说他老人家那双耳朵，大得出奇，就像如来佛，平生只在南岳见过。爸爸听说自己有佛缘，爽朗大笑起来。
妈 妈
我记不得那是什么季节，炎热还是寒冷。其实那年月，今天同昨天一样，明天同今天一样，过一天同过一年没什么区别。那天，妈妈扛了一条高高的长凳，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去大队部开会。大队部就是王家宗祠，有戏台、看台和天井。妈妈把凳子摆在天井最前面，我们娘儿几个并排坐着，很显眼。一会儿，二十几个男男女女低着头，被人吆喝着，从祠堂外面进来，站在我们面前。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爸爸，头埋得很低，双手笔直地垂着。我怯生生地望望妈妈，却见妈妈并不看爸爸，似乎漠然地昂着头，望着戏台。戏台是大会的主席台，好些人在上面来来回回跑，忙得不可开交。
戏台上面的人来回跑得差不多了，就见几个人在台后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整个祠堂立即鸦雀无声。突然，有人走到台前，厉声叫道：把右派分子带上台来！只见台下两个男子冲向我爸爸，抓住我爸爸的双手，往后使劲儿一扭。我爸爸的头被压得更低了，腰弯成了虾米。两个男子扭着我爸爸，飞快地往戏台上推。木板楼梯很陡，我很担心爸爸的脚没那么快，会被折断。转眼间，爸爸就被揪到了戏台中间站着。人未站稳，爸爸又被他们踢了一脚，应声跪在地上。这时又有人飞跑着递了棕绳子来，爸爸便被五花大绑起来。这边两个人在忙着捆绑我爸爸，另一个人就在一旁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台下的人便齐声响应。妈妈也同人们一道振臂高呼。我们兄妹几个也举手高呼口号，这是妈妈早就交待过的。我后来一直记得，捆绑我爸爸的是一根新棕绳，僵硬而粗糙，能将手腕捆出深深的血痕。批斗会正式开始。有人拿着一叠稿子，历数我爸爸的累累罪行。批斗间会儿又让愤怒的打倒声冲断。却见戏台后面坐着的一个男子，戴着眼镜，总是站起来，指着我爸爸叫喊，说右派分子，您要老老实实向群众认罪。突然，妈妈站了起来，冲着那戴眼镜的人喊道：您是右派分子的老同事，最清楚他的罪行。您干脆等别人批斗完了，再上来揭发，别影响了会议秩序！那人望了我妈妈一眼，悻悻然坐下来，再也不叫喊了。妈妈说完，悄悄离开了会场。
过会儿，妈妈提着个竹篓子回来了，径直上了戏台。全场人目瞪口呆，不知我妈妈要干什么。妈妈往爸爸身边一站，指着爸爸厉声斥道：右派分子你听着！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你饭也不肯吃，想自决于人民？你先老老实实吃了饭，再来老老实实认罪！妈妈说着，就揭开竹篓，端了一碗饭出来。
谁敢违背毛主席指示？马上有人上来替爸爸松了绑。于是台上台下几百号人眼睁睁望着我爸爸吃饭。我猜想这种场面哪里也看不到，尽管当时的中国如此荒唐。台上有人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妈妈明明听见有人在一旁叽哩咕噜，却有意高声喊道：你慢点吃，别噎死了！碗底还埋着两个荷包蛋哩！
爸爸吃完了饭，嘴巴一揩，双手往后一背，任人绑了。批斗会继续开始。
我们长大以后，听妈妈说起，才知道那是爸爸第一次上台挨批斗。头天晚上，爸爸通宵没睡。爸爸是个倔汉子，受不了这种气，只想一死了之。妈妈劝爸爸，你只大胆往台上站，我带着你的儿女们就坐在台下，看哪个敢吃了你！
那些苦难的日子，如今都成了妈妈的笑谈。妈妈说，我为什么要专门搬一张高凳子坐在前面？除了让你爸爸看见我们，还要让两种人看见。有人关心我们，担心我今天不知躲到哪里哭去了。我要让这些好心人放心，我在这里坐着，没事！也有人眼亮了，我就想让他们知道，我没那么容易就垮了。妈妈还说，你爸爸那碗底哪里埋着两个荷包蛋，我是有意气气他们的。那年月，鸡蛋金贵啊！
我们村地主富农倒是不少，右派分子只有我爸爸一个，就显得特稀罕似的，于是，只要开群众大会，爸爸必然得上台挨斗。后来妈妈再也没有带我们兄弟姐妹一道去参加过批斗会，她自己却每次都坐在最显眼的地方，望着我爸爸。等批斗会一完，妈妈就上台扶着爸爸回家。边走还边说，快跟我回去吃餐饱饭，你千万莫饿死，要留着好身体，要不下次开会，群众就没有右派斗了。
往日的辛酸，现在妈妈说起来总是充满了幽默。有回大队开会，统一开餐。有一席早就坐下几个人了，见我妈妈去了，他们连忙起身走开，说是不同右派家属一起吃。我妈妈哈哈大笑起来，说今天我真有福气，一个人吃一席。说完端起碗就开吃。那些人见我妈妈反而捡了便宜，又不甘心，马上跑了回来，气鼓鼓地吃了起来。妈妈慢条斯理地吃完饭，然后又说，我今天本来可以一个人吃一席的！那些人气得脸色发青，我妈妈却没事似的，一抹嘴巴 ，走了。
还有一次，大队安排贫下中农子弟学雷锋，黑五类子弟摘油桐籽。妈妈就找到县里驻队工作组的干部问我们兄弟姐妹算什么子弟。干部说是算黑五类子弟。妈妈便同那干部论理，说我子女爸爸是右派，妈妈可是贫下中农呀，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是黑五类，如果国民党来了他们又是贫下中农子弟，他们不就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了？！干部就说，那你让子女一边去一个吧。于是，妈妈就让大姐去做黑五类，让哥哥去做红苗子。大姐不肯去，妈妈就说，你是老大，去做黑五类没人敢欺负。说不定，你今天还会当官儿哩。果然，晚上姐姐回来说，他们让她当小组长。妈妈笑道，我说你要当官嘛，那会儿我和二姐、弟弟都还小，红也好黑也好都轮不到我们去。
这样的日子，妈妈撑过了二十一个春秋。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一年？
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妈妈的书。写我妈妈，用不着半点儿虚构。
奶 奶
小时候，奶奶带着我和二姐睡。我睡奶奶这一头，二姐睡另一头。每次上床后，我同二姐总闷在被窝里蹬来蹬去。本来都是我先惹事，可每次挨骂的却是二姐。那是架睡过几代人的老床，垫着厚厚的稻草，柔软而暖和。蚊帐满是补丁，早被黑烟熏成了甘草色。记得有个冬天的早晨，我起床后，抖了抖棉衣，听得叮当一响，像是硬币的声音。我再一抖棉衣，又听到了叮当声。原来，蚊帐上有个破了的大补丁，里面装满了硬币。我猜那些钱是二姐平时慢慢储起来的，便偷了她的。二姐过后发现钱没有了，呜呜哭了起来，我却死不认账。那天奶奶任二姐怎么哭，也不骂她，只是抿着嘴儿笑。
我一直很怀念奶奶的笑容，可她老人家离开我已整整二十五个寒暑了。那个盛夏的黄昏，很闷热。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噩耗，脑子轰地一热，往家里飞跑。奶奶已经躺在棺木里了，还没有合上盖子。我伸手摸摸奶奶的额头，冰凉冰凉的。我这才哇地哭了起来。
如今我谋生在外，很少回老家去。一旦回去，妈妈说得最多的便是奶奶。但凡儿孙们稍稍有些出息，妈妈都说是奶奶保佑得好。我愿意相信奶奶的灵验。奶奶不过是俚乡村妪，终生劳碌，穷苦到老。她一辈子跪天跪地跪父母，却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低过头。我们穷人家孩子，能够从先人那里继承的，就只有他们身上的骨气了。我想这便是所谓祖德流芳吧。
爷爷奶奶手上，只有两亩薄田，养不起家小。那时妈妈已到我家来了。只是十三四岁的童养媳；我父亲比妈妈还小几岁；我还有位姑妈，年龄同我妈妈差不多；爷爷是个老实人，整个家都由奶奶撑着。起初，爷爷帮有钱人家干些活，挣些口粮。有回爷爷病了，不能去干活。奶奶上那户人家报信，却让人家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奶奶一扭头就回来了，再也不让爷爷帮人家干活。奶奶设法凑了些小本钱，叫爷爷做小生意。从此，爷爷就在老家收些土货，走两百多里山路，挑往武冈贩卖。货脱手后，就地进些特产挑回溆浦，再赚些差价。七八天打个来回，赚下的钱刚够家里粜七八天的口粮。奶奶便带着我妈妈和姑妈在家织麻纺线，我父亲就放牛砍柴。每次爷爷跨进家门，头一件事就是摸摸米缸，看看他出去这几天，家里人是不是饿着了。一家人就这么觅生度日，相依为命。日子虽说清寒，倒也乐得不求人。
又是一个集日，爷爷早挑着货担上武冈去了，奶奶背上背篓，揣着爷爷留下的一块钱，去集上粜米。米铺老板接过钱，摇头说，您这哪是一块钱，是一串钱啊，只够粜一升米。奶奶听了，两眼直发黑。她顿时明白，爷爷准是让人骗了。奶奶捏着那一串钱，在集市上转了半天，只好买了一背篓芋头蔸子。可怜奶奶三寸金莲，背着一篓芋头蔸子，颤颤崴崴地往家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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