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系列传记-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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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沉默了许久,摇了摇头。
慧素轻轻一拢耳边的头发,笑笑说:“吃饭吧。”
张伯驹木然。
他心里很乱,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事情是他自己弄下来的,他没有权力让妻子受牵连。这么多年中,她为他承担的不安与烦恼实在太多了。
“你……为什么……”他呆呆地望着她:“右派分子,这帽子……好重呢。我可能……要离开文化部……”
慧素泰然地说:“你对我讲过,春秋时楚国有位孙叔敖,三次当宰相,不因此而高兴,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使然。三次被罢官,他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认为这并非他有什么过失。既然你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戴顶帽子,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大不了,到乡下去种田。早晚,事情会弄清楚的,你说呢?”
张伯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微笑。
人在这种时候,最最需要的不就是这种深深的理解与同情么?
十一
陈毅挺着身子,一手叉着腰,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样子像一只健硕的正在发怒的公牛。连呼吸,也显得分外粗重了。
他刚刚看过中办发来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反右派斗争的材料。那上面,有不少人是他认识的,数量之大,令人不可思议。“乱弹琴!”
看了关于张伯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摘编“之后,他把那本材料重重地往地上一摔,狠狠地骂了一句。
张伯驹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根本不信!多年的交往,他对张伯驹夫妇不但了解,而且说得上是理解了。不久前,他们夫妇把最最珍爱的二十件堪称国宝的书画捐给了国家,他一点儿也不觉意外。不过一年工夫,张伯驹居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根本不相信。别的人可能会这样,但他相信张伯驹绝对不会。
因为毫无道理!
由此,他对整个的反右斗争都有了看法。他根本不相信那些“言论汇编”。这种断章取义式的东西,他见得太多了,也早领教够了,知道那是些什么货色。同样一篇文章,到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这里摘一段,便是最革命的了,那里摘一段,却又会是反革命的呢,又有什么奇怪的。
是什么人在这船挖空心思呢?
他蓦地想起了最近的一次支部会。会上,有人曾经很委婉地说:“有些领导同志,交朋友不大注意,其中有一些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就会给这些右派分子当了保护伞,影响了党的光辉形象。”此刻,他才品出那句“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的弦外之音。那分明是有所指。
他开始渐渐冷静了。
当一种思想变成一股思潮的时候,便应当考虑更深刻的原因了。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内在的原因,有自身的基础。不改变这个基础,便也不能改变这种现象。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因此,要等待。等待基础的改变,等待人们的觉悟。当然,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积极的,也需要等待,需要用时间和比较去纠正。
每天,都有关于右派分子被批斗的消息。便是在外交部大院,大字报也已经占领了每一寸空间。千千万万罗迈那样的忠诚勇士,正以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废寝忘食、焚膏继gui,同“一大批”右派分子做着坚决的斗争。举国上下,一片热腾。人们不再喜欢冷清,却热衷于斗争。右派分子的数量在直线上升,越来越多的大人物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高帽: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黄绍hong、丁玲、林希翎。有一些,还是颇有才气的年轻人,后起之秀,甚至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有希望的年轻作家。
才一个月工夫,形势的变化更令人担忧了。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万!
令人瞠目!
二十万,当年的八路军,才不过五六万人。一个一个挽起手来,能把北京城里里外外围上几层了。真的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么?
陈毅无法相信。
每个礼拜,他都会听到张伯驹被批斗的消息,有时是一次,有时是两次、三次。大会、小会不停地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开始担心张伯驹的身体会吃不消。然而,这种时候,他无法出面。因为搞不好,张伯驹会又多了一条罪状。
缺少理解的地方,往往也缺少同情。虽然没有亲见,但他能想象得出来此时张伯驹夫妇的处境会多么艰难。已经有些人经不住打击而自杀了,张伯驹是个耿性子人,受得了苦,却受不得冤屈,一腔热血,却落得这样个下场,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呢?
应当设法为他们安排一条出路!
陈毅想了许久,想到了一个人:宋振庭。
宋振庭是当年新四军中的红小鬼,聪明好学,黾勉求进,如今,已经当上了吉林省委的宣传部部长,他这个人热诚、坦白,可信,尤其可贵的,是他能够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这个世界。
他富有学识,善于思索,因此,他能够理解。
理解是需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问题的,而且,还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它是不能用阶级觉悟或者阶级感情所代替的。在现阶段,这样的人还不多。
陈毅伏在桌前,纵笔给宋振庭写了一封长信,然后,便让人拿去寄发了。
连日的头戴纸糊高帽子、满处游走地批斗批判,使张伯驹筋疲力尽,脑子也有些发木了。慧素虽然不出声,却也显见地瘦了下去。鬓角,出现了根根白发。
她努力从生活上关心丈夫,给他做他喜欢吃的水饺、馅饼。便是去挨斗,也要让丈夫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胡须都是每天早晨她为他梳理的。作为夫妻,还有什么能比共患难更为珍贵的呢。
没有她做他的精神支柱,他会倒下去。
这天吃过了晚饭,傅湘悄悄地来了,给他们带来了一包山西的木耳和闻喜的煮饼。他刚从儿子那里回来,他的大儿子在运城盐化局工作,他去看儿子,在运城住了半年多。回来一听说张伯驹出了事,就马上来了。
“老了老了,又摊上这路事'害!”傅湘的样子极为伤感,叹着气说:“都说大起才有大落,若没有去年那个事,兴许这回就不会。有人说,去年你们那是‘冒进’呢,一下子把那么多东西捐了出去,太惹眼了。树大招风,人怕出名,这么大岁数了,还图个什么呢,消消停停地呆几天,比什么不好?”
张伯驹不知道怎么向他解释。
前些天王越来,两个人谈起来,倒还投缘。许多事不必解释,便能理解。而且,王樾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
王樾从武汉回来,便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他这个人也有点儿像张伯驹,看见不对的事便要讲,倔起来也是谁也没有办法。由于和院领导意见相左,他顶了几次,一气便退休了。就这样,运动中,还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呢。若不是因为他已经退了休,这次,少不了也要戴上“右派”帽子。二人认识已久,惺惺相惜,百感交集,谈谈心里话,精神上多少算是有点安慰。中间,王樾曾问过他:“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没有。”
“可你那些《言论》,分明是有人去年就开始整理了。你再想一想;肯定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张伯驹暗付。
王樾又道:“这个事,应当让上边知道,给总理写信,剖白自己,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算了!将来,对孩子也有影响。”
张伯驹也曾想过,向上面反映一下。可是,一拿起笔,又觉得无从说起,便又放下了。此刻,听傅湘一说,张伯驹的情绪立时变得很坏,脸绷得铁青,一句话也不想说。
冤屈比打击更难忍受。傅湘走后,他开始暗想: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存心整自己呢?否则,为什么那些“言论”那么清清楚楚,时间、地点、证明人,都有。若不是存心整人,谁会记得那么清楚。运动是今年夏天才搞开的,可那些材料,大部分都是去年的呢。
他茫然,惶惑,期待。总想,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吧?
岁月显得异样地沉重与压抑了。
陈毅系列传记——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十二
1961年。
几年梦一般的生活,悠悠过去了。
仲秋的一天,慧素掣着一封电报,从外面一边看,一边走了进来。
“你认识宋振庭这个人么?”慧素把电报递给张伯驹,奇怪地问。
可以说,张伯驹交往的每一个人,她几乎都认识,起码,也听说过名字。可这位宋振庭,她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宋振庭?”张伯驹凝神想了一想,摇摇头,便看那封电报。电报是从吉林省长春市拍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有经验的人。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翘盼待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张伯驹不解地望着慧素。
慧素也是一脸迷惘。那问题,也正是她要问的。
这种时候,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封电报更让人怦然心动呢?
再坚强的人,也会有他的弱点。这弱点有时是属于人性本身的。在疯狂的批判游斗之余,能够静静地坐一会儿,已是一种莫大的解脱。他希望能够避一避,因为他的意志已经开始溃懈。
那种批斗,不但是一种对精神的折磨,也是一种对意志的折磨。莫大的屈辱,使他甚至开始害怕听到自己的名字。有一次,连慧素叫他,他都惊得跳了起来。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的冤屈,常常都会有些精神变态的。
“宋振庭……”张伯驹默然地念着这个名字,努力在脑际中寻找着。
他确信自己的记忆力并没有衰退。
那么,他又是谁呢?
他怎么知道他们的名字呢?
请伯驹去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他难道不知道伯驹已经当了“右派分子”么?
夫妇二人相顾无言。
他们决定把这件事暂且放一放,等一等再说。
如果对方真的不知道张伯驹已经成了“右派分子”,他们贸然答应了,跑去吉林,岂不是会弄得大家尴尬么?若是没有这顶帽子,他们会欣然答应的。老年时候,能够干一点实事,也是一种幸运呢。可是……
他们觉出了这顶无形的帽子的沉重。
一批又一批“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送到边远的乡下去“劳动改造”了。文化部牵扯的面比较广,还在抓漏网分子。也有消息说,第一批去“劳改”的人也快走了。罗迈在一次会上很认真地说:“没有将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判刑,投到监狱里,这已经是一种宽大了,是党的‘给出路’政策的具体体现。下去的右派分子,应当发自内心感谢党的宽大。”
张伯驹听了,也觉得有些情绪上的激动。
他做好了下去劳动改造的准备。慧素要一同去,他断然拒绝了。
以往,慧素一向听他的,可这一次,她却极为坚决。
“我要去。”
“你不是右派,去干什么?”
“那我也要去!”
“不行。”
“不行也要去!”
他火了,吼了起来:“去干什么?丢人现眼么?我一个人丢人就够了,不用把你也搭上。这不是去逛公园!”
“那我也要去。”慧素的声音不高,却异样地坚决,不可动摇。
“不准你去。你在边上,我更烦。”
“烦就烦,时间一长就好了。这么多年,不是也烦过来了么?”慧素平静地说,她正在装一只木箱,认真而从容。
“我想把这套《文苑英华》也带上,闲的时候看一看。会不会带的东西太多了?”她又问。
“走开,我讨厌你!”张伯驹一声狂喝,把桌上一个瓷笔筒摔到了地上。
笔筒摔碎了,几支毛笔七零八落地丢在地上。破碎的瓷片,有的飞到了门外。
慧素的身子怔了一下,手中捧着的一叠书几乎扔到了地上。
结婚二十年了,他从来没有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
慧素咬了咬嘴唇,还是把那叠书慢慢地放到了箱子里,并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好。三尺多长的樟木箱子,已经快装满了。
“伯驹,我们走了以后,就让孩子到老傅那儿去吧。老傅……”
她忽然觉出了他的异样,直起身,走到了丈夫的面前。
“伯驹,你……”
她看到,他满眼是泪。
“电报!”有人把街门敲得山响。一个多月前,管家老荣因为年岁大,已经回河南老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