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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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老友李零曾经说过，这样寻找中国历史里的一些“有利因素”，那什么结论得不出来？再说，历史里并没有“新鲜事”，所有的事情差不多都是有“先例”（包括“先兆”）可寻的，那能说明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从大处着眼。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先综合，再分析。而不是倒过来。
首先应该认清，中国古代，政治是很“小”的。“庙堂之上”，可能是“一人说了算”，但它涉及的范围，跟今天相比，可就差得多啦。
我曾经在《活着的传统》中写道：
清代所形成的，仍然类似一种“二层社会”，政府仍是高高在上，在县级以下的广大农村地带，却是另一个社会，二者之间甚少关联。康熙后叶，圣祖皇帝曾几次说道：“蠲除额赋，专为小民乐业遂生，一岁之内，足不践长吏之庭，耳不闻追呼之扰”；“务使小民一岁之内，绝迹公庭，安处陇亩，俾得优游作息，经理农桑”（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癸酉谕，四十六年十一月己酉谕）。这种“务使小民绝迹公庭”的思想，就是上述精神的一个写照。
中国古代有一首诗，名字是《击壤歌》（作者不详；见于清人沈德潜编著《古诗源》），说：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恐怕是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还有一种说法，好像中国人都想“做官”，其实，那只是一小部分（读书人很多，能考上功名的有限，再能做上官的家更少了）。而且呢，说做官以后就一直留在官场，一路往上爬，不到点就不退休，那也是误解。大多数的官员，都是做几年就下来，回家了：或者做“田舍翁”，或者作学问（如清代之考据学就是提供给这种人的一大研究方向），悠哉游哉了。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孔子又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重道而轻仕，此亦涵有一番甚深衡虑（《国史新论》，第162页、第170页）。不是非当官不可的。
吕思勉先生说：中国古代的君主，岂不要权力横绝，无所不为吗？这又不然。这在理论和事实上，都自有其限制的。（一）在理论上，天子原以除暴而兴，自然负有爱民的义务。（二）在事实上，暴政所能及之范围，亦自有其一定的限度。秦汉以后，幅员太大，中央政府的权力，无论其为好为坏，都不易无孔不入。中央政府之影响，所能及于社会者实甚微。历来的议论，说什么圣君贤相，庶政咸理，人民大受其福，不过是读惯例古书，想当然的话头。
所以中国政府之统一性、积极性，说起来实极可怜。然亦因此而得保存一种消极的民主。一极小的范围之外，则悉听各地方之自由。欲由中央政府遥为宰制，一切包揽，则于事实不可能。中国畴昔，虽无地方分权民族自决等话头，其所行固未尝不暗合其理（《吕思勉论学丛稿》，第418～420页）。
钱穆先生也说：中国自古国家规模太大，因此在社会上就不易有专制；古人如何能专制得此一广土众民的大国（《国史新论》，第83页、第113页）？
这哪里是我们当代人想象的那样？或由着我们的想象，就可以下结论的？
中国传统“一人做主”的政治理念
近来关于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引起了国际间学术界的不小争论（特别是清史学界）。显然，清朝政治中有不少东西是从“外”（北边）而来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从“内”来，强调的是对中国历来“道统”的承续。比如清朝皇帝提出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这几个字（参见南开大学常建华先生的研究）。
看来，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就是主张“一人做主”的（这不应随意称为“专制”）。比如，有时候我就希望有个人能够为我们“做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敬天”（参见我的博文“敬天与否也是问题之一”），对“天”负责（否则就可能“无法无天”、“无恶不作”，“胡为底止”）。
也应该“法祖”，对自家、对自己个人负责。清人赵翼尝曰：汉代谷永奏成帝曰：陛下违道纵欲，轻身妄行；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廿二史札记》）！——此话估不论矣，如果没有了“自我”“自家”，也就可能成了“地痞无赖”，没有了“品”，遑论其余。
同时，就是要“勤政爱民”，对“老百姓”负责（这在今天，是“民主政治”中最受重视的一条）。昔日董仲舒曾说：《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春秋繁露·仁义法第二十九》）。
我也曾说过，对一个政府来说，“肯负责”、“能负责”（谷永所谓“岂不负哉”），是最重要的。当然，他还应该“修心”（儒家所谓“修齐”），掌握治国的本领（所谓“治平”）。今天看来，这些都是第一层的意思，必不可少的东西，其他的，如何听取别人意见等，乃是第二层的问题，可以以后再说。
过去，国人多拿外国观点来看中国，钱穆先生说：我们得把自己历史归纳出自己的恰当名称（《国史新论》，第71页），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明一套自己的理论来呢！
再建道统
我在2010年11～12月两个月时间里，连发近40篇短文，不夹杂一点其他文字，专门讨论所谓“天花板”问题，这到底有何意义？
自然，这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辩诬；同时表示，一味西化、崇洋媚外，只能变成“无根”，结果只会越来越糟，越变越坏。远方的友人以为，它还有别的意义，这就是为中国的将来再建“道统”。
我想，可能是含有这一层意思吧！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的士人，即“尊道统，以做政统之领导”。此即所谓“士统”，是士人（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国史新论》，第172页）。此等大事，不靠自己，难道能靠外国人不成？这里所谓“再建”，是上接文化传统，亦即“回归传统”之意，而非“重建”，重来一个。
吾窃以为，将来有一天，不管政治是建立在什么之上，是“民主选举”，还是其他什么，其内核却离不了我在“天花板系列”中所说的这些道理，例如“一人做主”，“能够负责”，“可上对天下对百姓”，等等，等等。
如此，我们也可能终将超越“天花板说”。
这，也许才是这一个讨论的大意义所在吧。
我的反动政治立场
我在网易网上的采访（book。163。/special/gaowangling…fangtan/），发出后遭到万人围攻，朋友怕我承受不了。其实，我遭遇过比这更大规模的，至于无礼的程度，也就五十与百步之间吧。不过，不管别人如何待我，有些问题，恐怕还是得说一说（事先声明：并不敢奢望说服哪位）。
（很多读者只阅片段，或开头一段，便即开骂；本来不学，但一见所未见，有违“常识”，顿时贡慢自高，只觉真理在手；甚至谬称对方为愤青、五毛者，可是不少。）
在我看来，所谓政治运作（不论古代、当代）不外以下几个方面：选择淘汰和平日运作。我在采访中谈的重心只在后者，而非前者。
但我坚信，在“选择”这一步，即大多数人所看重的“投票”，以此挑选领导人，也并没有那么简单，所谓“民主救不了中国”即指此说（请把这句话按字面再读一遍），各位“不要着急”，“休息一会儿”，不妨等等看，我想都是能看到的。
对于后者，即日常运作，我以为也不能依靠民主。盖“国家大政”太过专业（特别是十八世纪开始现代化以来），一般人不易了解，也未必能费心了解。比如我的弟子研究生学习几年，对乾隆朝的“垦政”、“农政”乃至“粮政”，还常常误读；其他经济史同学也未必看重我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上打通三百年的文章，遑论其他？所以我说，有一天，“天下有道”，孔夫子说，“则庶人不议”（他老人家还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就回家待着去，不再“关心国家大事”……
世人皆以民主对应专制，以为今日不管是啥，将来必入民主，——批评者多没注意，我所说的皆非当下，而是将来，——将来可能既非专制，也非民主，难道没有别的正路可走？
（另外，有许多“民主制度”，并非今日才有，是古代就存在的，如“揭帖”，如“风闻言事”，如“叩阍”，如“罢市”，如“聚众示威”等，不一而足，亦未必不如今天。）
这些话可能也没什么了不起，但一向很少有人说起罢了（或说者太少），所以“耸人听闻”，也是正常的吧。但说我是为“出风头”，我却不敢承认。我讨论有关问题，已有不短时间，各位可以查阅。当老师三十余年，所以说了又说，若不喜欢，就看做“职业病”吧。
夜读王阳明，先生曾说：“孟子之时，天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某尤不量其力。“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谄者，有毁其……诋其……有嫉……有恶……者。虽子路尚不能无疑其所见。然而夫子汲汲遑遑……“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
又说，所谓“格物”者，“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亦“皆所以修身”（《传习录》）。每日写一点文字，讲明义理，大约也是如此。
书此明志。
回归传统和再建道统
就我的访谈视频，有朋友写信来说：您这个专题很火暴啊，目前为止最火暴的专题，成千上万的网友山呼海啸来骂您。真应了您的大民主概念啦。还有朋友说：“‘标题党’们基本没看人口负担，经济剥削，直接就看不是专制了。话说回来，现在又有几个人会平心静气的看历史呢”？
我想，这可能就是“三大误读”一起谈的后果吧。可经济（租佃）、社会（人口）、政治（专制），一次谈出，也许能较全面的说出我的见解，它们对所谓“再建道统”，也是缺一不可。
我曾经说：有许多“民主制度”，并非今日才有，是“古代”就存在的，如“揭帖”，如“风闻言事”，如“叩阍”，如“罢市”，如“聚众示威”等等，不一而足，亦未必不如今天。
有一位外国朋友柯乐洪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写道：（在政治之外）中国人享有几乎无与伦比的自由，而政府在国民生活中微不足道，这是最大的事实。强调这一点非常必要，因为不了解中国的人常常会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中国人有完全的工商业自由、有迁徙自由、娱乐自由、信教自由，而且各种限制和保护并非由议会以立法的形式来实施，政府也完全不介入（《转变中的中国》，参见《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另一位哲美森先生则在《中国的地权及农村的生产条件》中引述一位约翰森先生的话说：我得知，耕种者拥有土地的约为五分之二；地主收取作物的三分之一做地租（按：这与我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而与一般说法大相径庭）。
以上只是读史偶得，随手拈来，说说而已。中国古代肯定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洗衣机（将来存下这一部分并非没有可能）。中国古代一样不认真统计耕地、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未丈量过全国耕地），对粮食总产量更没兴趣。中国古代也一样有杀戮、有饥荒……传统时代也可能有好皇帝，比如清代康熙……
所以我的“口号”，一是“再建道统”，因为这个国家已无传统圣贤“道”之“统绪”，第二个，就是“回归传统”——大约这点现在十个中国人里头就有九个不能同意的。
高某已经年届花甲，终于有了这一点体悟，并在中国知识界大胆把它说出来，各位可否费一点神，略作思索？
不知你崇信哪一位老外
本篇大意是说，最早把中国传统政治定义为“专制政治”的，是出自一些老外，其影响不言可喻；同时老外中也不乏有识之士，持相反的看法，比如老一辈的“中国通”何天爵先生。他在其名著《真正的中国佬》（1895年）中，就曾批评一些西方人说：
西方人总是对中国的事物产生误解，这已成为一条规律。对于研究当代政治制度的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