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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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都由普通教育完成了，不用特殊训练，不用办新兵操演班，不用军营中的纪律和练习。一方面，他们要每个士兵都是出色的斗士，身体要极强壮，极柔软，极灵活，会攻击，招架，奔跑。这些都由练身场担任了，练身场是青年人的学校，他们连续几年，整天在里面搏斗，跳跃，奔跑，掷铁饼，有系统的锻炼所有的肢体和肌肉。另一方面，他们要士兵能整然有序的走路，奔驰，做各种活动。应付这些，他们的舞蹈就足够了：所有全民的和宗教的赛会，都教儿童和青年如何集合，如何变换队形。斯巴达的公共舞蹈队和军队奉同一个神为祖师。在这样的风俗习惯培养之下，公民一开始就能毫无困难的成为军人。——当水手也不需要更多的学习。当时的战舰不过是一条航行近海的船，至多装二百人，无论到哪里都不大会望不见陆地。在一个既有海口，又以海上贸易为生的城邦之内，没有一个人不会操纵这样的船。我们的水手和海军军官要十年的学习和实习，才能熟悉气候的征兆，风向的变化，位置与方向，一切的技术，一切的零件；希腊却没有一个人不是事先就会或一学就会的。——古代生活的这些特点都出于同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前例而简单的文明；都归结到同一个后果，就是非常平衡而简单的心灵，没有一组才能与倾向是损害了另一些才能与倾向而发展的，心灵没有居于主要地位，不曾因为发挥了任何特殊作用而变质。现在我们分做受教育的人和未受教育的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内地人和巴黎人，并且有多少种阶级，职业，手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人；人到处关在自己制造的小笼子里，被一大堆需要所包围。希腊人没有经过这么多的加工，没有变得这样专门，离开原始状态没有这样远，他所活动的政治范围更适应人的机能，四周的风俗更有利于保持动物的本能：他和自然的生活更接近，少受过度的文明奴役，所以更近于本色的人。
二
这些仅仅是铸造个人的环境和外界的模子。现在让我们深入个人的内心，接触他的思想和感情；希腊人和我们在这方面的距离更可观。在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国家，养成思想感情的总不外乎两种教育：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两者都向同一方面发生作用，当时是要思想感情保持单纯，现在要思想感情趋于复杂。——近代人是基督徒，而基督教是宗教上第二次长的芽，和本能抵触的。那好比一阵剧烈的抽搐，破坏了心灵的原始状态。基督教宣称世界万恶，人心败坏；在基督教产生的时代，这是事实。所以基督教认为人应当换一条路走。现世的生活是放逐；我们应当把眼睛转向天上。人性本恶，所以应当压制一切天生的倾向，折磨肉体。感官的经验和学者的推理都是不够的，虚妄的；应当把启示，信仰，神的点拔作为指路的明灯。应当用赎罪，舍弃。默想来发展我们的心灵，使眼前的生活成为热烈的期待，求解脱的期待，时时刻刻放弃我们的意志，永远皈依上帝，对他抱着至高无上的爱；那末偶尔可以得到一些酬报，能出神入定，看到极乐世界的幻影。一千四百年之间，理想的模范是隐士与修士。要估量这样一种思想的威力，要知道这思想改变人类的机能与习惯到什么程度，只消读一遍伟大的基督教诗歌和伟大的异教诗歌，读一遍《神曲》，再读一遍《奥德赛》与《伊利亚特》。——但丁看到一个幻象，他走出我们这个渺小的暂时的世界，进入永恒的国土。他看到刑罚，赎罪，幸福［地狱，炼狱，天堂＇。剧烈的痛苦和惨不忍睹的景象使他心惊胆战：凡是执法者与刽子手逞着狂怒与奇巧的幻想所能发明的酷刑，但丁都看到了，感觉到了，为之魂飞魄散。然后他升到光明中去，身体失去了重量，往上飞翔，一个通体放光的女子〔俾阿特利斯〕堆着笑容，他不由自主的受她吸引；听见灵魂化为飘飘荡荡的歌声与音乐，看到人的心灵变为一朵巨大的玫瑰，鲜艳的光彩便是天上的德性与威力：神圣的言语，神学的真理，在太空发出隙亮的声音。理智在灼热的高空象蜡一般熔化了，象征与幻景互相交错，掩盖，终于达到一个神秘的令人眩惑的境界；而整个诗篇，包括地狱的和天堂的部分，就是一个从噩梦开始而以极乐告终的梦境。——可是荷马给我们看到的景色不知要自然多少，健全多少！他讲到特洛亚特，伊萨卡岛和希腊的各处海岸；我们至今还能追寻那种景色，认出山脉的形状，海水的颜色，飞涌的泉水，海鸟栖宿的扁柏与榛树；荷马的蓝本是稳定而具体的自然界：在他的诗歌中，我们觉得处处脚踏实地，站在现实之上。他的作品是历史文献；写的是他同时人的生活习惯；奥林泼斯山上的神明不过是一个希腊人的家庭。我们毋须勉强自己，毋须鼓起狂热的心情，就能发觉自己心中也有他所表现的情感；想象出他描写的世界，包括战争，旅行．宴会，公开的演说，私个的谈话，一切现实生活的情景，友谊，父母子女的爱，夫妇的爱，追求光荣，需要行动，忽而发怒，忽而息怒。对迎神赛会的爱好，生活的兴致，以及纯朴的人的一切情绪，一切欲望。诗人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看得见的范日之内，那是人的经验在每一代身上都能重新看到的；他不越出这个范围；现世对他已经足够，也只有现世是重要的：“他世界”只是幽魂所住的渺茫的地方。于里斯在阿台斯〔地狱之神〕那儿遇到阿喀琉斯，祝贺他在亡魂中仍然是领袖，阿喀琉斯回答说：“光荣的于里斯，不要和我谈到死。我宁可做个农夫，替一个没有遗产而过苦日子的人当差，那比在从古以来所有的死人中间当头儿还强得多。你还是和我谈谈我光荣的儿子吧，告诉我，他在战场上是不是第一个英雄好汉。”——可见他进了坟墓仍旧在关心现世的生活。“于是飞毛腿阿喀琉斯的幽魂退隐了，在野水仙日里迈着大步走开，非常高兴，因为我告诉他说，他的儿子出了名，勇敢得很。”——在希腊文明的各个时代都出现同样的情感，不过稍有出入而已。他们的世界是阳光普照的世界：临死的人的希望与安慰，无非是他的儿子，他的荣誉，他的坟墓，他的乡土，能够在阳光之下继续存在。棱伦对克雷萨斯（自命为最幸福的国王）说：“我认识的最幸福的人莫过于雅典的丹罗斯；因为他的城邦兴旺，儿子又美又有德行，他们也有了孩子，能守住家业，而他自己还活着：他这样兴旺的过了一辈子，结局也很光荣。雅典人和邻居埃留西斯人打仗，他出来效力，在赶走敌人的时候死了：雅典人在他倒下去的地方为他举行国葬，把他大大表扬了一番。”在柏拉国的时代，希波阿斯提到大多数人的意见，也说：“不论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人生最大的福气莫如在希腊人中享有财富，健康，声望，活到老年，把父母体体面面的送终，然后由子孙用同样体面的排场把自己送进坟墓。”哲学家长篇大论的提到“他世界”的时候，那个世界也并不可怕，并不无边无际，既不与现世相去天壤，也不象现世这样确凿无疑，既没有无穷的刑罚，也没有无穷的快乐，既不象一个可怕的深渊，也不象荣耀所归的天国。苏格拉底对审判他的人说：“死不外乎两种情形：或者是化为乌有，一切感觉都没有了；或者象人家说的，死是一种转变，是灵魂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过程。假如死后一无所觉，好象睡着一般，连梦都没有，那未死真是件妙事。因为在我看来，倘若有人在他的许多夜中举出这么一夜，睡得那么深沉，连梦都没有的一夜，再想到在一生的日日夜夜之间，有过哪一天哪一夜比这个无梦之夜更美好更甜蜜的，那他一定很容易得出结论；我这么说不但是以普通人而论，便是对波斯王也一样。所以倘若死是这样的，我认为死真是上算得很；因为死后全部的时间只等于一夜功夫。一—假如死是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过程，而假如真象人家说的，那个地方所有的死者都住在一起，那未，诸位审判员，我们还能设想比死更大的乐事么？倘若一个人到了阿台斯的境内，摆脱了你们这些自称为的审判员，而遇到一般真正的审判员，如迈诺斯，拉达曼塔斯，埃阿克，德利普托雷玛斯，以及一切生前正直的神明，象人家说的，在那里当审判，那未搬到那里去住难道有什么不好么？跟奥尔番斯，牟西间斯，希西俄德，荷马住在一起，试问准不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换取这样的乐趣？至于我，倘若事实果真如此，我还愿意多死几次呢。”因此在无论何种情形之下，“我们对于死应当抱着乐观的态度。”——过了两千年，巴斯洛提到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疑惑，认为不信上帝的人，前途“不是永久的毁灭便是永久的痛苦，两者必居其一”。这样一个对比指出人的心灵在一千八百年中所受的扰乱。永久快乐或永久苦恼的远景破坏了心灵的平衡；到中世纪末期为止，在这个千斤重担的压迫之下，人心好比一具机件损坏的天平，乱蹦乱跳，一忽儿跳得极高，一忽儿掉得极低，永远趋于极端。文艺复兴的时期，被压迫的天性振作起来，重新占着优势，但旧势力还站在面前想把天性压下去：古老的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不但拥有原来的或经过革新的传统与制度，并且还有这些主义在痛苦的心中和紧张过度的幻想中所散布的持久的骚乱。便是今日，这个冲突依旧存在；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周围，关于天性和人生就有两种教训，两种观念，两者不断的摩擦使我们感觉到年轻的世界原来多么自在，多么和谐；在那个世界上，天生的本能是直线发展的，丝毫不受损害，宗教只帮助本能生长而并不加以抑制。
一方面，我们的宗教教育把杂乱无章的情感加在我们自发的倾向上面；另一方面，世俗的教育用一些煞费经营的外来观念在我们精神上筑起一座迷宫。开始最早而最有力量的教育是语言，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希腊的语言和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现代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都是上话，原来是美丽的方言，如今只剩下一些面目全非的残迹。长时期的衰落已经使它变质，再加外来语的输入和混合更使它混乱，好比用古庙的残砖剩瓦和随便捡来的别的材料造成的屋子。的确，我们是用破碎的拉丁砖瓦，用另外一种布局安排起来，再用路上的石子和粗糙的石灰屑，造成我们的屋子，先是哥特式的宫堡，此刻是现代的住屋。固然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语言中能够存活，因为已经习惯了；可是希腊人的思想在他们的语言中活动起来不知要方使多少！比较带一些概括性的名词，我们不能立刻领会；那些名词不能一见便明，显不出根源，也显不出所假借的生动的事实。从前的人不用费力，单单由于类似关系而懂得的名词，例如性别，种类，文法，计算，经济，法律，思想，概念等等，现在都需要解释。即使德文中这一类的缺陷比较少，仍旧没有线索可寻。所有我门的哲学和科学的词汇几乎都是外来的；要运用恰当，非懂希腊文和拉丁文不可；而我们往往运用不当。这个专门的词汇有许多术语混进日常的谈话和文字的写作；所以我们现在的说话和思索，所依据的是笨重而难以操纵的字眼。我们把词汇现成的拿来，照原来搭配好的格式拿来，凭着习惯说出去，不知道轻重，也分不出细微的差别；我们心中的意思只能表达一个大概。作家要花到十五年功夫才学会写作，不是说写出有才气的文章，那是学不来的，而是写得清楚，连贯，恰当，精密。他必须把一万到一万二千个字和各种辞藻加以钻研，消化，注意它们的来源，血统，关系，然后按照自己的观念和思想用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案重新建造。如果不做过这番功夫而对于权利，责任，美，国家，一切人类重大的利益发表议论，就要暗中摸索，摇晃不定，陷入浮夸空泛的字句，响亮的滥调，抽象而死板的公式。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看看报纸和通俗演说家的讲话；在一般聪明而没有受过古典教育的工人身上尤其显著：他们不能控制字眼，因之也不能控制思想；他们讲着一种高深而不自然的语言，对他们是一种麻烦，扰乱他们的头脑；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把语言一点一滴的滤过。这是一个极大的不方便，为希腊人所没有的。他们的形象的语言和纯粹思考的语言，平民的语言和学者的语言，并无距离，后者只是前者的继续；一篇柏拉图的对话录没有一个字不能为刚从练身场上修业完毕的青年人理解；提摩斯西尼斯的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