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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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显赫的前辈〔“沉默的威廉”〕“跟啤酒商和布尔乔亚”平起平坐；维脱就是以他为榜样。便是今日，民间的生活习惯还保留不少俭朴的古风。在欧洲别的地方，爱装饰爱享乐的本能使诸侯的游行赛会成为风气，大众也能体会健美的肉体所包含的异教的诗意；荷兰人的性格却和这种本能不相容。
在他们身上占优势的是一些相反的本能。南方各省在尼德兰原是一股平衡的力量；十六世纪末期南北分裂以后，荷兰摆脱了那股平衡的力，突然由着自己的本性倒向另外一边，而且势头非常猛烈。一切原始的倾向和才能都赫然出现；那并不是新生的，只是原有的东西冒出头来。一百五十年以前，有眼光的人早已见到，教皇埃奈斯·西尔未斯〔庇护二世〕说过：“佛里士兰是一个自由的国土，按着自己的习惯生活，既不能服从外人，也不想指挥别人。佛里士兰人为了自由会毫不犹豫的牺牲性命。这个高傲尚武的民族，身体高大强壮，性情沉着，勇猛，喜欢夸耀自由：勃艮第公爵腓利普虽然自称为他们的君主，对他们毫无作用。他们最恨封建贵族与军人的傲慢，不容许有人凌驾别人。他们的行政官每年由公众选举，办事非公正不可……他们对不贞的妇女惩罚极严……他们不大能接受不结婚的教士，怕他勾引别人的妻子，认为绝欲极不容易，非人力所能办到。”在这些地方，日耳曼族对国家，婚姻，宗教的观念已经露出萌芽，暗示将来会发展成新教与共和政体。受到腓利普二世考验的时候〔一五七二——九八〕他们先“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一个做买卖的小小的民族，埋没在一个烂泥堆上，处在一个比拿破仑帝国更辽阔更可怕的帝国的边陲；面对着想消灭他的巨人，在重重压力之下竟然能抵抗，生存，长大。他们历次被围的经过令人钦佩；城中的布尔乔亚与妇女，只靠几百个兵帮助，把整整的一军，全欧洲最精锐的士兵，最有名的将领，最能干的工程师，阻拦在残破的城墙之下；筋疲力尽的居民吃了四个月六个月的耗子，树叶，皮革，还不肯投降，宁可排了方阵，把残废的人夹在中央，到敌人的阵地上去让他们杀死。我们宜要读了这些战役的详细记录，才知道人的毅力，镇静，耐性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峰。一艘荷兰军舰宁可在海上自己炸沉，决不下旗投降；他们在新地岛，印度，巴西，以及穿过马哲伦海峡所作的探险，殖民与征略的事业，也和他们的战斗一样壮烈。的确，我们向人的本性要求越多，它结的果实也越多；能力越用越强；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忍受简直看不到限度。——经过三十六年的战争〔一五七二——一六○九〕，到一六○九年，奋斗的目的终于达到，西班牙承认他们独立；整个十七世纪，荷兰人在欧洲当着第一流的角色。和他们再打二十七年仗〔一六二一——四八〕的西班牙人，英国的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路易十四的新兴的强大的力量，都不能使他们屈服。路易十四发动三次战争，临了不得不派使节到格特罗登堡去卑躬屈节的求和，还遭到拒绝。他们的执政海思西乌斯当时是左右欧洲大局的三巨头之一。——国内政治修明；世界上第一次，人有了信仰自由，所有的公民权都受到尊重。国家是各省志愿结合的联邦；各省在自己的范围内保障公众的安全与个人的自由，完善的程度为从来所未有。据一六六○年时巴里华的记载：“他们都热爱自由；在他们国内对谁都不能打骂，仆役也有许多特权，主人不敢殴打。”巴里华用十分钦佩的口吻一再提到他们尊重人权：“今日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享有象荷兰那么多的自由，人与人间的和睦竟能使平民不受大人物责骂，穷人不受富人责骂……一个贵族倘把农奴或奴隶带进荷兰，他们马上变做自由人；贵族买他们的本钱只能白白损失……农民只要付了分内的赋税，同城里人一样自由……尤其每个人在自己家里都是绝对的主人，谁要擅人民居侵犯别人，就是犯了大罪，而且非常危险。”无论何人，可以随时离开国境，带出去的银钱不受限制。路上昼夜安全，单身的旅客也不用害怕。主人不得强留仆役。没有人为了宗教而受到审间。有议论一切的自由，“连议论行政长官”，甚至宣扬他们的坏处也不妨。人与人间绝对平等：“担任公职的人要亲切和善才能受到爱戴，不能用傲慢的态度。”这样的民族不可能不繁荣兴旺；等到一个人又坚强又公正的时候，其余的一切便不求而自得。独立战争开始时〔一五七二〕，阿姆斯待丹的人口只有七万，一六一八年增加到三十万。威尼斯的使节在报告中说，街上的人一天到晚都象赶集一般拥挤；城市的范围扩大了三分之二；一块容足之地值到一个金杜加。农村的地价不亚于城市。没有一个地方的农民这样富足，这样会经营土地：某个村子有四千条母牛；有一条牛重一千多斤；一个地主的女儿嫁给莫利斯亲王，陪嫁有十万佛罗仑。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业品有这样完美，出产的货物有布匹，镜子，砂糖，磁器，陶器，绸缎，织锦缎，铁器和船舶用具；欧洲一半的奢侈品和几乎全部的运输都由荷兰供应。他们有上千条船到波罗的海各国去搜集原料，捕青鱼的船有八百艘。东印度公司掌握与印度，中国，日本通商的专利权。巴达维亚是荷兰海外殖民地的中心。那个时代荷兰在海上和世界上的地位等于拿破仑时代的英国；一共有十万水手；战时可以武装两千艘船；五十年以后，荷兰独自抵抗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我们眼看它兴旺与成功的巨流一年一年的扩大。
可是水源比水流更出色；因为支持这股巨流的是无穷的勇气，理智，牺牲，意志，才干。威尼斯的大使们说：“这些人极爱制造，极爱工作，在他们手里，没有一件克服不了的难事。他们天生能干活，刻苦，人人工作，不是干这个，便是干那个。”大量的生产，小量的消耗：公众的财富就是这么增长的。”最穷的人，在最小最简陋的屋子里”，必不可少的东西应有尽有。最有钱的人，在他们的大屋子里没有多余的和摆阔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偷懒，没有一个人浪费，人人动手工作或是用脑子工作。巴里华说：“这里的人在每样东西上想法挣饯；连在运河底里捞垃圾的每天也挣到半块钱。孩子们从小学手艺，差不多一开场就能谋生。——他们最恨办事不力，游手好闲：有些地方的法官可以监禁懒汉，浪人以及不好好管理家业的人，只消他们的妻子或亲属要求：所以即使有人不愿意，也不能不自食其力。”修院改为医院。救济所，孤儿院；把不事生产的修士的收入，赡养老弱残废，阵亡的海陆军人的孤儿寡妇。军队的素质之高，便是一个宪兵也能在意大利军中当营长，而意大利的营长还不够资格在荷兰当一名宪兵。——至于文化和教育；正如组织和管理的技术一样，他们比欧洲别的国家先进两百年。难得遇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不识字不会写字。每个村子有一所公立小学。在布尔乔亚家庭里，男孩子都懂拉丁文，女孩子都懂法文。不少人通好几国文字，能说能写。这不仅因为他们有备而不用的习惯，存着实用的念头，而且也由于他们感到学问的尊严。来登城在英勇的抵抗〔一五七四〕以后，联邦议会预备送它一笔礼物，它要求设一所大学，并千方百计罗致欧洲最大的学者。联邦议会写信给穷教师斯卡利泽，同时请法王亨利四世写信劝驾，说只要他肯去就是他们的光荣；他不必教书，只消住在来登，和学者们交谈，指导他们，发表他的著作，让荷兰也沾到一份光彩。在这种情形之下，来登大学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学府，有两千学生。在法国受到禁止的哲学把荷兰作为避难所。整个十七世纪，荷兰是第一个重视思想的国家，成为实证科学的本乡或繁殖地。斯卡利泽，于斯德·列浦斯，梭曼士，牟西乌斯，海思西乌斯父子，两个道萨，玛尼克斯·特·圣德·阿特公特，雨果·葛罗丢斯，斯内利乌斯，都在这里主持考据，法律，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埃尔塞弗家族管着印刷。林特旭登和麦卡托教育游客，研究地理。荷夫脱，菩尔和梵·梅德兰写本国史。约各·卡兹写诗。当时的神学便是哲学，在阿米尼乌斯和哥玛的发动之下，重新提出神的恩宠问题，连小村子里的乡下人和布尔乔亚的思想也为之激动。一六一九年在多尔德累赫特召开的主教大会，等于新教的总教议会。——荷兰除了在抽象思维方面占先之外，实际事务的才干也同样占先；从巴内未特到维脱，从沉默的威廉到威廉三世，从海军提督黑姆斯刻克到德罗姆普和拉忒，前前后后有一批优秀的人物领导战争和国家大事。——民族艺术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中产生的。所有别具一格的大画家都生在十七世纪最初的三十年内。那时荷兰的基业已经稳固，最大的危险已经解除，最后胜利己成定局，人民都觉得做过一番大事业，用伟大的心胸与坚强的手腕替子孙创立了天下。这里象别处一样，艺术家是英雄们的儿子。功业圆满，创造现实世界的才能便越出现实世界去创造幻想世界。人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毋须再学习；在他面前，在他周围，充塞在他视线所及的天地中的，全是他的功绩；而功绩又多么显赫，内容又多么丰富，他尽可以对之长时间的欣赏，出神。他的思想不再依附外来的思想；他所追求的所发见的，就是他自己的感觉；他敢于信任这个感觉，跟着这个感觉前进，不再模仿，样样取之于己，在创新的时候只听从感官和内心的嗜好。他的内在的力，他的基本的才具，他的原始的和世代相传的本能，接受了考验，锻炼得更坚强了，在考验过后继续活动，缔造了一个国家以后又来开创一派艺术。
现在我们来考察这派艺术；它用形体与色彩，把不久以前显露在行动与事业中的全部本能表现出来。——北七省和南十省合为一个民族的时期，南北只有一派艺术。恩格布勒赫特，路加·特·来登，约翰·斯库里尔，老黑姆斯刻克，高乃依·特·哈雷姆，布罗马特，哥尔齐乌斯：这些北方画家与盎凡尔斯的南方画家用的是一样的风格。那时还没有面目分明的荷兰画派，因为还没有面目分明的比利时画派。独立战争开始时，北方画家和南方画家同样用足功夫模仿意大利人。——可是从一六○○年起，一切都变了，在绘画方面和别的方面一样。充沛的精力使民族的本能占据优势。裸体是放弃了；理想的人体，过野外生活的鲜剥活跳的人，四肢和姿势的美妙的对称，大幅的寓意画和神话题材，都不合日耳曼口味。并且，控制思想的加尔文主义把这些作品排斥在教堂之外。在这个俭省，严肃，爱劳动的民族中间，根本没有王侯的宴会行乐，享用奢华的生活，不象在别的地方的宫殿中，在银器，号衣，精美的家具之间，需要肉感的和异教意味的图画。阿梅里·特·索姆想用这种风格造一座建筑物纪念她的亡夫，执政胖特烈·亨利，只能把法兰德斯的画家梵·丢尔登和约登斯请到奥朗治萨去。荷兰人的头脑是现实的，风俗习惯以人人平等为主，连一个鞋匠出身的人也能捐献军舰，当海军中将。在这种国家之内，大众感到兴趣的人物是公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穿着日常的服装，摆着日常的姿势，是某一个贤明的官长，某一个英勇的军人，而决非穿希腊装束的人，或者象希腊人那样的裸体。气势宏伟的风格只有一个用处，就是装饰市政厅和公共场所的巨型的肖像画，纪念有功社会的劳绩。所以那时出现一个新的画种，大幅的画面上包括五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和真人一般大的全身肖像，或者是医院的一些董事，或者是赴射击大会的火绳枪手，或是围在议事桌四周的一群市政委员，或是在聚餐会上举杯祝贺的一批军官，或是在解剖厅上作实验的一些教授：以一个与他们职业有关的行动为中心，配上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环境，衣著、武器，旗帜，零星什物。这是真正的历史画，在一切历史画中最有参考价值，最富于表情的一种。法朗兹·哈尔斯，伦勃朗，哥凡尔脱·夫林克，斐迪南·菩尔，丹沃陶·特·开瑟，约翰·累文斯但，在这些画上表现他们民族的英雄时代；刚强，正直，明理的人，有的是高尚的毅力，高尚的心胸；文艺复兴期的华丽的装饰，绶带，野牛皮的短袄，羊肠领，做工细巧的翻领，全黑的上装和大氅，又严肃又辉煌，衬托出身强力壮的厚实的仪表，坦白的表情，而艺术家凭着简洁遒劲的手法，或者凭着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