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出走(中国故事-出书版)-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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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出走(中国故事)》作者:蒋方舟
内容简介
天才解读天才。蒋方舟7岁写作,9岁出文集,无疑是文学界的传奇人物。身为一个文学奇才,她怎样看待“天才儿童”,怎样看待“学霸”?怎样看待“中国式教育”?蒋方舟用独特的视角击破常人的习惯想法,用随和却又犀利的语言讲述中国教育,揭示生活中不同观念下真正的“LOSER和WINNER”。
作者简介
蒋方舟1989年10月27日出生于湖北襄阳,7岁开始写作,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并引起了较大争议;2009年10月在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的第七届人民文学奖评奖中,蒋方舟获得散文奖。201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就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
目录
被绑架的盗火者
天才的出走
我们那个时代的荷尔蒙故事
幼儿园:童心与人性
中产阶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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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架的盗火者
1994年12月出生的程齐家,比周围的同学小一点。2010年,他在人大附中——这所声名远扬的名校读高三。
程齐家所在的是英语实验班,而他的强项是数理化。若是按部就班,最好的结局是他将会考进清华的机械专业,毕业后研究汽车。程齐家住校,每周末,他妈妈都会来看他,给全封闭环境下的儿子带来一些外界的社会新闻,让他多些对社会的认识。他们谈话交流、彼此安心。
高三就这样规律平静地过了一半。一个周末,程齐家的妈妈来看他,聊天中她说一位院士在深圳主持筹建了一所大学,准备招收已完成高中知识学习的高二学生,学生要参加学校组织的高水平测试,进入大学后可以接受最好的高等教育,老师们都是知名学者,这所大学叫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只收高二的学生。学校官方的解释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同时可避免高三一年纯粹的考试训练对高素质、原生态学生创新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扼杀。”但是,再笨的人也能看出真正用意:对直面高考的高三毕业生来说,考北大、清华、港大,当然是更顺理成章的目标。南科大从高二招生,当然是为了能拦腰斩断、收割优质生源。
程齐家后来回忆说:“南科大就是这样以一方净土的模糊形象被我所认知。当时我未把此事真正放在心上,妈妈也玩笑似的感叹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也只得认命,觉得水木塘边赏月、未名湖畔折柳亦不枉此生。”
年底,班主任拿了一份通知,说南科大将在人大附中高三年级招收第一届学生。程齐家当时已经获得了校荐北航的机会,也自荐报考了上海交大,虽然对南科大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但他立刻觉得这是个惊喜,第一时间报了名。
对于要报考南科大的学生,人大附中不仅没有打压,让他们回归官方志愿,反而给予了让人意外的热情鼓励。除了几次动员,人大的刘校长还专门给想报考南科大的家长开了个见面会,会上和南科大的新校长朱清时电话连线,解答家长的问题,试图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这次见面会之后,人大附中一共有7个孩子,确定了报考。
朱清时校长的演讲一向犀利而昂扬,“教育改革”、“学术自由”、“去行政化”这样的词是屡试不爽的鸡血,而他描述的南科大蓝图更像近在咫尺的乌托邦。朱校长说首届招生时只招50名学生,未来亦将严格把师生比控制在1∶8的规模,小班化教学是教育模式的回归。大一、大二采用通识教育。
可是在对家长的说明会上,却不知道朱校长有没有说明,南科大还没有获得教育部颁布的正式批准筹建的批文,也没有招生许可,大学毕业后的文凭也可能得不到国家承认。
在咨询会结束几天后,教育部终于向南科大颁发了正式批准筹建的批文,这所先斩后奏的大学,方才获得了迟到的准生证。
接下来的故事,似乎是按照皆大欢喜的方向发展。
人大附中特意为南科大自主招生的笔试开设了考场。考试的题目是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考数学、物理和英语,题目比高考要难。
这三门课是程齐家的强项,他考完之后就对母亲说:“绝对没有问题。”
通过笔试的,除了程齐家之外还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比程齐家成绩要好一些,性格内向,出于顾虑,最后放弃了南科大,冲刺北大、清华。
通过笔试之后,程齐家就读南科大的意愿更加坚决,它不再是未来的选项之一,而是未来本身。
因为儿子的坚决,家长也开始衡量报考这所大学的风险。
风险当然是有的。家长最担心的是政府决策很容易变,“有时候领导换届了,往往一些事情就不好说了。”
南科大的重要推动者是深圳市,也是它的投资人。南科大的前途当然是随着业主更迭而瞬息万变的(后来事实证明,家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支持南科大的深圳市长许宗衡在2010年五月因为贪腐而被判处死缓)。
对于南方科技大学自授学历和文凭,家长反而并不太担心。“自授学历”是朱清时校长口中高校恢复活力的关键。他说全世界唯有中国是国家学位,各个学校拼命去跟教育部公关授权,而不是拼命提高教学水平,这是本末倒置,必须打破铁饭碗。
而家长确实也有更现实的考量。程齐家的妈妈认为对孩子来说,大学不会是学历的终点,他一定会继续深造,但总应该获得一个国家承认的学历吧。
衡量之下,报考南科大,最好的结果是,程齐家接受了招生简章上承诺的高质量教育,有了很好的发展。
最坏的结果是学校解散了,他再回家来参加明年的高考——程齐家说,即使这样他也认了,大不了回来考清华。而他即使明年回来高考,也还比应届生小一岁。
寒假,正月初十前后,南科大在深圳进行了第二轮录取考试。程齐家第一次坐飞机,他自己飞。他是唯一单刀赴会的学生,参加了面试、能力测试和心理测试。
两三天后,南科大打电话,祝贺录取。还没有开春,程齐家就早早告别了如临大敌备战中的同学们。
二月底,程齐家一个人去了南科大报到,他带了几本书,包括易中天的《看不懂的中国人》,还有字帖和德语书——这些都是他准备上大学后自我教育的内容。
空旷崭新的校园里,全部师生加起来也不过七八十人——也许还没有赶来抢新闻的记者多。学生的组成乍一看更让人觉得这不像是一支正规军。
——南科大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前一年报考了中科大少年班、上了一本线但没有被中科大录取的学生。这些孩子本来就是特殊的,他们像是从一个试验皿跳进了另一个,而南科大的校长朱清时是中科大的原校长,两个试验皿也属同胞。
南科大首届学生中最小的只有十岁,叫苏刘溢,他7岁上初中,8岁升高中,10岁考大学,高考考了566分,在去年9月就已经入学,是南方科技大学招收的首位学生,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一直孤独地等候着未来的同学们。
除了他之外,南科大的首批新生里还有13岁的王嘉乐、岳照,14岁的范紫藜。
南科大在喧嚷中开学,晚上才得安静。学校安排学生看了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讲的是寄宿学校里一群难缠的问题学生,被音乐老师感化,组成了一支合唱团,才能被唤醒,心灵变得温顺美好。
放这部片子,大概是因为校长猜到了这会是一群难管的学生。他们年纪尚小,早早就被周遭目为神童,过早觉醒,天生反骨,又在外界对南科大的好奇中收获了许多注视。对南科大的天才们,除了教育,大概还有些教化的工作要做吧。
《放牛班的春天》主题曲里唱:“看看你经过的路上/孩子们迷了路/向他们伸出手/拉他们一把/步向以后的日子。”
在广州黄埔军校半个月的军训结束后,正式开课。
程齐家笼统而乐观总结他上大学后的感悟:“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学习氛围很浓,思想很自由。同学们崇尚智慧,努力汲取知识拓展思想,在这里我们开始关心社会,学会了对自己负责,并试着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南科大、为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我们还知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社会进步需要每个人的积极改变。”
他这样概括自己在南科大的常规生活:“这学期有微积分、线性代数、物理、计算机科学、国学、社会学、英语,还会经常由知名学者教授开讲座。大家普遍感觉压力不小。有课时认真上课,没课时自己复习、看书、用电脑娱乐一下,我每天都会去健身房锻炼,大家有时会一起出去玩。”
南科大理想的设计是“书院制”和“导师制”相结合。老师和学生同吃同住,可以随时交流问题。一个导师带三五个学生。
到现在,“书院制”已经落实了。院长是原来香港城市大学的副校长唐淑贤。“导师制”却还遥遥无期,困难在于师资。这是南科大从筹建创校就存在的问题,早先在招生简章里公布的一系列名师并没有全部落实,很多教授也只是兼职,保证课时已是勉强,更无法充当无微不至指导专业、生活、人生方向的导师了。
以外界人的目光,南科大之难,更在于与“组织上来了新规定”走一步退三步的漫长谈判与妥协。
四月,深圳市委宣布将通过公开推荐方式选拔两名局级领导干部,到南方科技大学担任副校长。
六月,南科大宣布副校长由理事会根据校长提名聘任,守住了“去行政化”的承诺。
五月,教育部说改革要依法办学,要遵循制度,规定南科大的学生必须要参加高考。
六月,南科大的学生写了封公开信,集体缺席高考,不向应试教育低头。
表面上看,南科大已在往体制的天花板冲,冲顶成功,姿势壮烈且不难看。可谁都知道,姿势不能兑换成胜算,“抵抗”更是与胜负本身无关的事。
大家赞南科大勇气可嘉,看它的目光却像看一名烈士,觉得南科大一定会死于它的“抵死不从”。
“不从”也是由于无奈。早在高考前,师生间、学生间、家长间就因为到底要不要高考而争论。
朱校长在外地,无法表态。学校则有领导开始组织说服学生家长参加高考,人心惶惶。
真正反对参加高考的,除了热血而理想的学生,还有焦虑而现实的家长。他们担心:按照国家法规,南科大不能录取学生,肯定会找别的学校录取,例如深圳大学,毕业时如果发深圳大学的文凭,怎么办?国家规定外地孩子不能在深圳参加高考,是违法的,学生一辈子背上了高考违法的不良污点,怎么办?学生如果没考好,被当做攻击南科大教学质量的口实,怎么办?最大的风险是,朱校长可能会因此辞去校长职务,这些学生,怎么办?
朱校长是家长和学生的精神支撑,他曾反复描述过一座近在咫尺的海市蜃楼,那是与深圳一河之隔的港科大,建校仅仅二十年,最新排名已经超过港大成为亚洲第一。
而朱校长对中国教育的忧虑,也让这群还未成年的孩子有了宏大的责任感。
在拒绝参加高考的公开信里,南科大的学生自称为“探路者”,他们疑惑以及焦虑的是:为什么中国造不出真正高质量的飞机,造不出一流的汽车底盘,为什么高科技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公司开发的?
程齐家给南科大寄去的自荐信里,也附上了一篇文章,叫做《钱学森之问》。他显然已经找出了问题的答案:当然是陈旧的教育体制的错。
南科大的学子说:“我们体会到的,是我们老一辈科学家那心急如焚的心境和沉重的感叹!”
白发苍苍的老者和奶声奶气的少年的影像重叠,显得吊诡。听未成年孩子们沉重地做些“关乎祖国未来,关乎国家命运”的振臂高呼,即便是少年听风便是雨,多少让人有些觉得生硬——到底不是五四时期了,“水深火热生死攸关”的讲演无法获得预想中的热烈激昂,取而代之的,多是让他们认清现实的凉薄尴尬。
拒绝参加高考之后。南科大才面临真正的危机,危机来源于内部——不断有人叛逃这座天空之城。
先是港科大的三位教授离开了南科大,还写了篇檄文,说南科大煽动学生不参加高考近乎文革,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