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五大问题-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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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诸侯分霸，以后更由大众来推翻君主政体。威尔斯（Ｗｅｌｓ）

　　　　①在今日预言，种种新式武器、飞机、铁甲车等，使一般优秀的技术家具有制服大众的能力，将来可以重新形成骑士制。更加上广播思想的方法（电影，无线电）

　　　　，能使一个党魁或政府领袖在公共集

　　　　①现代英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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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五大问题１８

　　　　会以外向群众宣达意旨，几乎如在古代共和邦中一样的容易。

　　　　二、普选与国家膨胀混合起来，产生了财政上的愚民政治。

　　　　今日监督国家支出的，已不是以议员为代表的纳税人，而是享受利益的人了。

　　　　“无代表，不纳税”

　　　　，曾经是英国德谟克拉西的第一句口号，亦是使议会制普遍化的公式。我们则无代表的纳税人与不纳税的代表兼而有之了，因为缴付最重的赋税的是少数人，大多数的选民是不纳直接税的。于是最安全的活塞之一给闭塞了。

　　　　在选举能够直接确定纳税问题时，纳税人的自然反应是有效的。故一个小县，一个小社会里的行政，往往管理得很好。一朝由一种陌生的，遥远的政权来分配恤金与俸给时，街上的平民便看不到纳税与权益之间有何关连了。国家预算与收入，尽量膨胀，超过了一切合理的界限。国家把借以为生的社会吞噬了。纳税人失去了天然的政治自卫力，不是反抗便是逃避。

　　　　三、腐化是与人类天性同等古老的一种罪恶，但在自由经济中，便不容易侵入组成真实社会的小组织。各人主持着自己的事业，利益与道德是融和一致的。

　　　　定购机器的实业家，采办货物的商人，在他们自己的买卖中是不取佣金的。

　　　　反之，国家或大公司的定货或补助金，若其支配权落在一般不负责任的领袖手里时，腐败的弊病即不能免，因为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受着委托的公众利益是分得很清的。最诚实的人能抵御物质的诱惑，但法律是不应当为诚实的人订立的啊。再若舆论这活塞能自由发挥功能，危险也就小得多，但舆论正是那些以欺妄获利的人造成的。民众很少批评精神，故少数活动分子，不必如何操心，即很易操纵他们。富人们，受着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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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人生五大问题

　　　　政策的威胁时，便把他们的天然武器、金钱来自卫。现代的玛希阿凡（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

　　　　①教这些富翁在利益之上蒙上一副“善人德性”的面具。如柏拉图所描写过的一般，民主政治自然而然演化成金钱政治。

　　　　四、政权的混乱把鉴别力，生活力，监督力的最后原素也消灭了。以理论言，在一个议会制的政府中，人民选择代表；代表选择执行政权的领袖，即那些统治国家的阁员，而舆论更以所选出的两院来间接监督阁员。但事实上，代表们由于一种无可克制的习惯，很快成为麻木不仁的职业者，他们以各种要求来代替他们的监督，阁员们，受着干求的压迫，又被议会和许多常设委员会②弄得疲于奔命，唯有努力延长自己的局面，而非治理国事了。

　　　　于是，当社会解体，国家被召去承继如是棘手的事业时，它亦没有威权，没有适应时势的反动力，没有连续一贯的计划。

　　　　三

　　　　别国的集权主义的成功，此时使关于我们的制度的批评，显得更苛刻更危险。特殊事故之能转变一般思想，历史上已有明证。君主立宪的英国的胜利，在十八世纪初叶使多少倾向君主专制的思想都为之转变。“不列颠海军与玛鲍罗葛

　　　　①十五世纪意大利翡冷翠邦大政治家。

　　　　②他们比阁员更稳定，极有权力，可毫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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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五大问题３８

　　　　（Ｍａｌｂｏｒｏｕｇｈ）

　　　　①产生了洛克与其他英国哲学家趋向欧洲大陆的潮流。“

　　　　拿破仑的败灭，更增强了欧洲各国倾向英国政体的风气。十九世纪时不列颠工商业称霸世界，一八七○至一八八五年间法国迅速复兴，一九一八年协约国战胜，这些史实又加增了自由议会制的威信。

　　　　凡由国际条约产生的新国家，没有一个敢不采两院制。非洲，甚至在亚洲，也似乎被这传染病征服了。

　　　　一九二○——一九三○这十年间，协约国无力重建欧洲的均势了，于是威信隳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它的创立者的天才，俄罗斯的革命，创造了全然相反的一种方式。

　　　　德国，最先想仿效战胜国的法律，后来终亦拥出一个狄克推多。政治哲学家正在寻找理由来罢黜他们以前崇拜的制度。

　　　　要从这些国际的模仿中去找出定律来是很难的。传染病在某些疆界上也会停止蔓延。

　　　　在法国大革命时，许多英国人，对于革命的普遍的胜利，有的表示害怕，有的表示期望，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并没此种普遍的胜利。但虽然没有表面上的革命，别的民族亦会借用邻国的新制度，因为它适应实际的需要，适应一般风俗的转变。我们可说，大战以后德国史上最重要的事变，莫过于模仿罗马了。

　　　　然而，如果思想真会传染的话，它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时，亦能变形。制度成功之后，常使名字与象征具有一种暗示力，而那些名字口号即以渗透作用深入邻国。

　　　　“帝国”

　　　　、“凯撒”这些名辞，直至二千年后的今日还保有相当的

　　　　①十九世纪英国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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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人生五大问题

　　　　力量。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姿态、字汇，被全世界抄袭了去。

　　　　但无论哪一个民族，尽管自以为承受了别一个民族的组织，实际上总以自己固有的民族天才把别人的组织改变过了，这天才即是他的历史的机能。法兰西共和国，不论他自己愿或不愿，确是继续着路易十四与拿破仑的“集中”事业（ｌ‘ｏｅｕｖｒ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ｒｉｃｅ）。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俄国亦不得不承受沙皇时代的官僚传统。在德国，罗马的法西斯主义变成了异教的，狂热的，极端的。字汇的混淆，造成了思想的混淆，令人相信使用相同的名辞即能造成相同的制度。

　　　　多少谈论议会制度的人，不论是颂赞或诅咒，似乎都相信这种制度在一切采用它的国家内都是相同的。事实上，从英国输入法国和美国的制度，在三个国家中各有特殊的面目。

　　　　不列颠宪法以解散议会权为基础，这便构成了执行政权的人的威力与稳定，又如各大政党对于领袖的忠诚，各个政党领袖共同对于君王的忠诚，亦是英国宪法的基础。在美国，总统成为权力远胜英王几倍的独裁者，但他是选举出来的，而它的议会亦远没有英国下院般的权力。法国的个人主义，则使稳固的政党组织变得不可能，一桩历史上的事故，例如马克。马洪（Ｍａｃ－Ｍａｈｏｎ）

　　　　①的冒险的举动，使解散国会这武器成为无用。可见即在国家内部，未经任何新法律所改变过的宪法，亦会受着事变的影响而演化。

　　　　因此，把民主和独裁，自由和集权对峙，好似确切固定的形式一般，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可再说一遍：一切封度，

　　　　①法国元帅，第二任大总统，曾滥用解散议会权，铸成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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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五大问题５８

　　　　随着自然的节奏，在自由与集权之间轮流嬗变。没有一种民主政治可以不需威权，也没有一种独裁不得大多数被统治者的同意而能久存。

　　　　泰勒朗（Ｔａｌ－ｌｅｙｒａｎｄ）

　　　　①曾言：“有了刀剑你什么都可以做，但你不能坐在刀剑上面。”没有一个领袖，单靠着卫队，不得大多数国民的同意或至少是不干涉态度，而能创造一种持久的政体的。最煊赫的威名，也不能使一个领袖把他的民族导向违反本国历史传统的路上去。邻国新政体的成功，能以传染与模仿之力，左右一个依违于自由和集权之间的国家的政治生活；但经过了一番迷离歧途的痛苦之后，它仍将继续它固有的历史传统。

　　　　由此可知，在法国，问题绝不在于抄袭俄、意、德诸国的制度，那是和它不同的历史的产物，而且那些制度之有无价值，还需因执行者的品格而定，问题是在这些外国食粮中辨识何种才能拿来消化成自己的本体，更进一层，还得将自己的法律，研究其错综变幻，以探寻其与现社会发生冲突的要点。

　　　　四

　　　　把法律加以简单的更动，是否能在国家生命上发生深切的影响？症结岂非尤在国民的灵魂而不在法律么？

　　　　在有些时候，信仰确能为法律之所不能为。在我们的弊病中，道德原则的衰落，也确应当和制度的衰老负着同等责

　　　　①法国十八九世纪时政治家兼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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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人生五大问题

　　　　任。梵莱梨在孟德斯鸠全集序言中，叙述人类在繁荣时代怎样会遗忘成功的秘诀——道德，而在忧患重临时又怎样会重新去称颂那些为社会必不可少的美德。克莱芒梭（Ｃｌéｍｅｎｃｅａｕ）

　　　　①曾谓，一个强毅果敢之士，在公众情操期望威力之时，可以不必涉及法律而径以领袖的态度统治。但此种因情操剧变而发生的更动，唯有改革制度方能维持长久。

　　　　斯宾诺莎（Ｓｐｉｎｏｚａ）的《政治论》中有言：“人类必然是情欲的奴隶。若是一个国家的运命完全系于个人的诚实，凡百事务必须落在老实人手里方能处理得很好时，这个国家决不会如何稳定。

　　　　……在国家的安全上讲，只要事务处理得好，我们亦可不问政府施政时的动机何若。个人的德性是自由或魄力，国家的德性却是安全。“

　　　　我们认为，健全的宪法，其定义可以归结如下：如果宪法能使政府人员之奉公守法，不但是因富有热忱，德性、理智之故，且为他们的本能与利益所促使，那么，这宪法便是良好的宪法。

　　　　法律所能自动施于情欲的影响，不难举例。在法国，何种简单的动机促使政府不稳定呢？我们不妨把英法两国议员对于秉政内阁所怀抱的情操作一比较。假定此两国人士的爱国心与野心差不多相同。一个英国议员，若投票反对自己的政党而参与倒阁运动，究竟能有什么希望？

　　　　一些好处也没有。

　　　　他将因此脱党，使自己下届不能重新获选。他亦决无入阁的可能，因为内阁几乎一定会采取解散国会的措置。国会的解

　　　　①近代法国大政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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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五大问题７８

　　　　散，使他在任期未满以前，不得不筹一笔安排选举运动的费用。

　　　　若使他欺弄了他的政党，他必得同时牵连到他的选区。

　　　　而这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英国议员的私人利益，完全依赖着政府的稳定。在英国，倒阁是没有报酬的。在法国，却有这种报酬，议员的私人利益有赖于政府的不稳定。如果他参与倒阁，又有什么可惧？

　　　　他将有重新竞选的危险么？

　　　　当然不，既然从不解散国会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他将被开除党籍么？

　　　　这或许可能，但众院里的政党那么多，他立刻可以加入另一个党。反之，对于下台的阁员，他能取而代之么？得承认他有此机会。政府领袖在组织新阁时，往往把对于前任内阁玩了巧妙的手段的某某议员，依为股肱。他们宁愿一个危险分子做他们的羽党而不愿他居于敌党。在我国，习惯使倒阁有了酬报。

　　　　在若干构造很好的机器中，工人的一桩错误或零件的一些毛病会自动促成一种动作，把机器校准；同样，在完满的宪法中，统治者的过失亦能自动促成制裁。当然，我们应想到完满的宪法是永远不存在的，即使人们能够悬想，亦难适应动荡不已的风俗。这并非说因此我们便不必把宪法去适应目前的局势。但宪法的改革，如一切改革一样，应从风俗方面去感悟，而不当着重抽象的推理。因为当国家的威权能够及于法律时，国家的威权亦早已恢复了。

　　　　五

　　　　政治上的改革能不能使国家去补足自然经济（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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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８人生五大问题

　　　　ｐｏｎｔａｎéｅ）

　　　　的匮乏？

　　　　我不信这种结果是可能的，亦不信是值得愿望的。由国家单独统治的经济永远是勉强的。一切工作将因之官僚化；集团救济亦将有所不足，因为当未来的疾苦显得“非个人的”疾苦时，也不会如何令人惊怵了；连选利益的压迫，胜过了需要与责任的压迫。国家可以有益地运用监督机能；它可以强迫生产者顾及大众利益；但事实证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