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第15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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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等人,百般对我进行攻击。于是,文宗皇帝下诏,命将悉怛谋等人逮捕送还,任凭吐蕃诛杀。我怎么能忍心背弃信义,不顾这三百人的生命,自己苟且偷安呢!因而,多次上表朝廷,请求可怜赦免他们,但朝廷诏书答复严厉,命令必须逮捕送还。结果,只好把悉怛谋等人捆绑起来,甚于不惜用竹筐抬着押送吐蕃。悉怛谋等人在即将上路时,齐声喊冤,西川的将士官吏也无不对我流泪哭泣。押送悉怛谋等人的西川将士还遭到吐蕃人的讥笑,说:‘他既然已经投降你们了,为什么又要送回来!’随即,把悉怛谋等人在我国境内全部杀害,手段极为残忍。就连婴儿也不放过,他们先把婴儿扔向空中,然后用枪尖在下面承接,目的是吓唬那些已经对吐蕃离心离德的各族部落。朝廷这种处置办法,实在是自我断绝今后再有人效忠归降朝廷的门路,而使吐蕃人心大快。从古至今,再没有比这件事更愚蠢的了!现在,这起事件已经过去十二年了,恰逢陛下即位这千载难遇的好机会,请求追念奖励悉怛谋等人的忠魂,对他们加以褒奖并追赠官爵!”于是,唐武宗下诏,追赠悉怛谋为右卫将军。
臣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
臣司马光曰:以往凡谈论维州事件的人,都对维州究竟应当夺取还是丢弃而感到疑惑,不能判断牛僧孺和李德裕之间的是非曲直。我认为,过去春秋的时候,荀吴有一次围攻鼓城,城中有人请求举城投降,荀吴不许,他说:“如果我国有人举城叛变,我肯定痛恨他们;但别国的人举城叛变而投降我,我怎么能反而喜欢他们呢!我不能因为想夺取鼓城就容纳他们的奸谋。”于是,纵使鼓人杀掉叛变的人,并让他们加强防守。当时,唐朝和吐蕃签订长庆盟约不久,就接纳吐蕃维州守将的归降。从国家的利益来说,夺取维州的事小,而遵守盟约的信义为大;从吐蕃对国家危害的程度来说,也是维州稍缓而关中最为紧迫。那么,从唐朝来说,究竟利益和信义、维州和关中,哪方面更重要呢?悉怛谋降唐,从唐朝方面说,他这样做是向化;但从吐蕃方面说,则不免为叛臣。因此,他被诛杀,又有什么理由值得同情呢!同时,李德裕所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而牛僧孺所考虑的则是国家的信义。即使老百姓对见利忘义的行为都以为耻,何况一个国家的天子!打个譬喻来说,如果邻居家的牛丢了,跑到自己家里,有人劝这家人的哥哥把牛还给邻居,有人劝他的弟弟把牛留下。劝还的人说:“留下来不仁义,而且可能被人告发。”劝留的人说:“邻居过去曾偷过我的羊,对他还拘泥什么仁义!牛是大牲畜,卖了可以使家里富裕。”对于牛僧孺和李德裕争论维州事件的是非曲直,由此最终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了。
'12'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闲局,上曰:“卿每辞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岂得求去!”
'12'夏季,四月,辛未(十三日),宰相李德裕乞请辞职,退居闲散的职位。唐武宗说:“你每次提出辞职,都让我十来天心神不宁,现在,朝廷的大政方针还都没有安排就序,你怎么能辞职呢!”
'13'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累表言仇士良罪恶,士良亦言从谏窥伺朝廷。及上即位,从谏有马高九尺,献之,上不受。从谏以为士良所为,怒杀其马,由是与朝廷相猜恨。遂招纳亡命,缮完兵械,邻境皆潜为之备。
'13'当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多次上表指斥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的罪行,仇士良也向朝廷上言,说刘从谏窥伺朝廷的动向。唐武宗即位以后,刘从谏把自己一匹高达九尺的良马献给武宗,武宗拒绝没有接受。刘从谏认为是仇士良从中作梗,大怒,杀掉了这匹良马。从此以后,和朝廷之间相互猜忌怨恨。于是,招收亡命之徒,修造完善各种兵器军械。与昭义邻接的藩镇都秘密地防备他。
从谏榷马牧及商旅,岁入钱五万缗,又卖铁、煮盐亦数万缗。大商皆假以牙职,使通好诸道,因为贩易。商人倚从谏势,所至多陵轹将吏,诸道皆恶之。
刘从谏对昭义境内的马场和商业实行专卖,每年收入钱五万缗。同时,又由官府主持卖铁和盐,每年收入也有几万缗。对于大商人,刘从谏授予他们节度使衙前的军职,然后,派他们出使各个藩镇,发展双方的友好关系,同时贩运买卖商品。商人都依赖刘从谏的权势,每到一个地方,往往凌辱将士官吏,各个藩镇无不厌恶他们。
从谏疾病,谓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诸道皆不我与。我死,他人主此军,是吾家无炊火矣!”乃与幕客张谷、陈扬庭谋效河北诸镇,以弟右骁卫将军从素之子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从子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以奴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将牙兵。谷,郓州人;扬庭,洪州人也。
后来,刘从谏身患疾病,对他的妻子裴氏说:“我对朝廷忠心直言,但朝廷却不明了我的心意,各个藩镇也都不了解我。我死了以后,如果朝廷另外派人来担任昭义节度使,我们家的香火从此也就断绝了!”于是,他和幕僚张谷、陈扬庭密谋效法河北藩镇,实行割据,任命他的弟弟右骁卫将军刘从素的儿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侄子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家奴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命令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别统辖亲兵。张谷是郓州人;陈扬庭是洪州人。
从谏寻薨,稹秘不发丧。王协为稹谋曰:“正当如宝历年样为之,不出百日,旌节自至。但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而已。”使押牙姜奏求国医,上遣中使解朝政以医问疾。稹又逼监军崔士康奏称从谏疾病,请命其子稹为留后。上遣供奉官薛士干往谕指云:“恐从谏疾未平,宜且就东都疗之;俟稍瘳,别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
不久,刘从谏去世,刘稹封锁消息,不为刘从谏治丧。王协为刘稹谋划说:“现在,只要你按照宝历元年刘悟去世后,刘从谏得以世袭而为节度使那样行事,尊奉监军,对朝廷的使者厚加贿赂,四邻边境切勿出兵侵扰,城中秘密地进行防备。这样,不出一百天,朝廷任命你为节度使的旌节自然就会送来。”于是,刘稹命押牙姜向朝廷上奏,请求派宫廷中著名的医生为刘从谏治病。武宗派遣宦官解朝政携朝廷医官前往昭义,为刘从谏诊断。刘稹又逼迫监军崔士康上奏,说刘从谏身患疾病,请求朝廷任命他的侄子刘稹为留后。武宗于是又派供奉官薛士干出使昭义,传达武宗的旨意说:“朝廷恐怕刘从谏的病一直不好,因此让他暂且到东都洛阳去治病,等到病情逐渐好转,再另外安排任命。并让刘从谏命刘稹到京城朝拜,朝廷必定授予优厚的官爵。”
上以泽潞事谋于宰相,宰相多以为:“回鹘余烬未灭,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谏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独曰:“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顷时多用儒臣为帅,如李抱真成立此军,德宗犹不许承袭,使李缄护丧归东都。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上曰:“卿以何术制之?果可克否?”对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若遣重臣往谕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与泽潞不同。今朝廷将加兵泽潞,不欲更出禁军至山东。其山东三州隶昭义者,委两镇攻之;兼令遍谕将士,以贼平之日厚加官赏。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遂决意讨稹,群臣言者不复入矣。
唐武宗召集宰相商议如何处置昭义的事宜,多数宰相认为:“回鹘的残余还未消灭,边境仍然需要加强防守。现在,又要征讨昭义,恐怕国家的财政难以支持。因此,请求任命刘稹暂为昭义留后。”谏官和凡是上言朝廷的百官也都持同样看法。只有宰相李德裕说:“昭义的情况和河朔地区的魏博、成德、幽州三个割据跋扈的藩镇不同。河朔地区割据跋扈已有很长时间,人心难以感化,所以,几朝皇上都承认现状,不再讨伐他们。昭义则邻近京城,处于国家的心腹地区。昭义的将士向来以忠义而闻名,曾经在贞元元年出兵击退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叛乱,元和三年擒拿本镇的叛将卢从史。过去,朝廷大多任用文官担任昭义节度使。如李抱真,最初组建昭义的军队,有很大的功劳,唐德宗仍不许他的儿子李缄世袭为该镇的节度使,命令他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归东都洛阳。后来,唐敬宗不理朝政,当时的宰相也缺乏远见卓识,因此,在节度使刘悟去世后,命他的儿子刘从谏世袭担任了节度使。刘从谏跋扈骄横,朝廷难以控制,他多次上表逼迫威胁朝廷。现在,在临死的时候,又擅自把兵权传给自己的侄子。如果朝廷又沿袭过去的惯例,任命刘稹为节度使,那么,全国各地的藩镇谁不想效法他们的做法。这样一来,皇上的威严和诏令也就难以在全国贯彻执行了!”武宗问:“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制服刘稹?而且,果真能够奏效吗?”李德裕回答说:“刘稹所依赖的是河朔魏博、成德和幽州三个割据藩镇。如果能使成德和魏博不与他相互勾结,那么,刘稹就无所作为了。假如朝廷能够派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前往成德和魏博,向两镇的节度使王元逵、何弘敬转达皇上的旨意,说明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历代皇上许可他们传位子孙,世袭节度使,已经成为惯例,和昭义不同。现在,朝廷准备出兵讨伐昭义,但不打算派禁军攻打昭义在太行山以东的邢、、磁三州,而命成德和魏博两镇攻讨;同时也向这两个藩镇的将士转达皇上的旨意,在平定昭义的叛乱后,朝廷将给予将士优厚的官爵和赏赐。如果成德和魏博听从朝廷的命令,不从旁阻挠官军的行动,那么,刘稹肯定会被官军擒获!”武宗大喜,说:“我和德裕意见一致,以后保证不后悔。”于是,决心讨伐刘稹,百官再有人上言劝阻,武宗不再听取。
上命德裕草诏赐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但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昆。”丁丑,上临朝,称其语要切,曰:“当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赐张仲武诏,以“回鹘余烬未灭,塞上多虞,专委卿御侮。”元逵、弘敬得诏,悚息听命。
武宗命李德裕起草给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的诏令,大略说:“昭义和你们两镇的情况不同,你们不必为自己的子孙考虑,而和刘稹相互勾结,互相依存。只要在讨伐刘稹时卓立战功,朝廷自然承认你们两镇的现状,允许传位于子孙。”丁丑(十九日),武宗上朝时,称赞李德裕起草的诏令切中要害,说:“就应当这样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接着,又命德裕起草给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的诏令,说:“回鹘的残余还没有消灭干净,北方边境不免遭受侵扰。现在,朝廷委任你专门防备。”王元逵、何弘敬二人接到朝廷诏令后,都恐惧惊慌,表示听从。
解朝政至上党,刘稹见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诏。”朝政欲突入,兵马使刘武德、董可武蹑帘而立,朝政恐有他变,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