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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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尔塔怎样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这就又回到了雅尔塔体系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问题上。二战结束不久，中国便爆发了国共内战，随即新中国成立。而雅尔塔体制和战后美苏对立，便构成了中国内战的国际大背景。　
　　初晓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体制的认识过程。在1945年2月3日，即雅尔塔会议正式举行的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告诉他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经准备开会了，结果过几天就会知道。他告诉周恩来，苏军逼近柏林，各国进步力量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战场的可能性很大，因此美蒋一定急于与中共取得政治妥协。所以他要求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绝不让步。看来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对雅尔塔会议反应都非常迅速，双方都意识到了这次会议有可能对整个中国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　
　　初晓波说，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谈雅尔塔会议是2月15日在延安党校的一次报告。这时雅尔塔会议已经结束，延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关注这次会议。毛泽东说，有些人经常散布谣言，说美英苏三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他们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毛泽东的结论是，摩擦是有的，但团结占统治的地位，因为现在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在中苏尚未签订条约的情况下，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图为苏军解放大连，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驻延安使团的著名“中国通”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汇报的电报中，保留了很多他和周恩来在重庆、和毛泽东在延安谈雅尔塔、世界形势、中国内政的内容。他的感受是，中共认为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不太可能会侵占中国利益，因为当时中共的一个基本想法是帝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当时谢伟思发回美国的报告以及美国方面的评论来看，美国认定中共并不了解雅尔塔会议真正的情况，也就是说，苏联事先并没有告诉中共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但是后来中共领导人对雅尔塔多次提出了批评。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把中国全给了美国，给了蒋介石，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共产党而支持蒋介石。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他甚至谈到了信息来源，是斯大林告诉了铁托，而中方是从铁托的回忆录里看到的。显然，毛泽东在雅尔塔会议举行期间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1964年7月他又在和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以保证所谓蒙古独立为借口，把外蒙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这完全是批判的口吻。1967年4月，周恩来和越南领导人范文同谈话的时候也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斯大林，周恩来认为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来划分势力范围，雅尔塔协定是有错误的，作为策略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政策就不对了。　
　　初晓波说，雅尔塔对中国外交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隐含了后来中共和苏联之间很多矛盾的潜在线索。中国为什么那么强烈希望独立自主？为什么和苏联“老大哥”短暂蜜月之后迅速反目？我觉得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体制是有重大影响的。　
　　李晨认为，雅尔塔的安排对中国国共双方的影响都很大，但是并没有让它们可以完全依赖于某个大国。美国给予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主要还是根据二战期间的《租借法案》，而且非常有限。二战后美国依据《租借法案》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就停止了。美国派出登陆舰船把国民党军队运到东北和华北。这对于国民党军队战后接收主权帮助确实很大，但也刺激了苏联。苏联非常担心美国改变政策，不承认苏联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于是苏联在东北和国民党军政当局合作的意愿也下降了。但美国此时对国民党军也无更多的帮助。　
　　中共面临的情况也类似。苏联出兵东北确实给中共创造了进军东北的机会，但苏联对于中共的援助和支持还是有界限的，毕竟有中苏条约的限制，而且苏联是因为觉得和国民党合作不一定能够保证它在东北的利益，才真正认可中共在东北的存在。但是中共进入东北之后，真正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站稳脚跟，基本上是靠中共自己的努力。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剿匪、土改，发展军工生产和交通，以及逐渐适应在东北的正规作战，实现了从游击队到野战军的转型，这些举措见效之后，中共才真正有能力在东北和国民党进行决战。
　　于铁军说，按照1947年以前的基本设想，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要支柱是中国国民党政权。但国共内战的结果是共产党取得摧枯拉朽式的胜利，美国因此而“丢失”中国，被迫大幅度修改其东亚战略，逐渐使日本取代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基点。于是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大幅调整。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先后签订，雅尔塔体制的核心架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至此才在东亚有了较为清晰的体现。　
　　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关于战后朝鲜的规划相当模糊，大致是要朝鲜通过托管而最终获得独立。后来美国和苏联出兵占领朝鲜南方和北方，以三八线为界接受日本投降，并分别扶植成立南北朝鲜政府。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953年停战协定签订时，南北朝鲜的界线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三八线。战争的结果说明，南北分立、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并非那么容易改变。直到今天，三八线还横贯朝鲜半岛，成为东亚的柏林墙。也由于朝鲜战争，中美直接交恶，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对峙最终形成。由此可见，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实际上把雅尔塔会议时模糊不清的规定明晰化了。　
　　李晨则指出了远东格局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从雅尔塔会议到朝鲜战争爆发，仅有短短五年的时间，远东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欧洲相比，雅尔塔对于远东的规划确实很粗糙。美国在政治上要扶植中国发挥大国作用，但落实到行动，却非常谨慎，尤其是面对国共内战的复杂格局。苏联也只是关心周边地区的势力范围能否维持，以及拓展安全范围，在1949年之前，对于中国内部的政治和军事发展变化，也是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中国内战的确受到雅尔塔国际背景的影响，但是从进程和结果来看，内生的动力作用更大。中国的内生变化自然会影响周边。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合作维持战后亚太秩序的规划落空后，自然会把注意力转向扶植日本。苏联认为，美国默许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没有干涉，那朝鲜半岛“锦上添花”也未尝不可，于是决定改变对朝鲜半岛统一的政策，推动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美国则因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朝鲜战争爆发的震撼，下决心强力介入东亚事务，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出兵遏制中苏，随后又构建军事同盟体系。印度支那方面，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战争原本是游击战，而且是孤军奋战，但到了1950年，就出现了背靠新中国的有利局面。有了中国的支援，游击队可以转化为正规军，能够和法军主力正面交手了。因为有了中国因素，美国对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担忧也就加重了，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美国的直接军事介入。　
　　于铁军说，美苏当时的合作，也都只能是基于当时情况所做的一个大而化之的东西。它们设定了蓝图，想控制战后的局面，但它们能随心所欲吗？它们想控制的那些地方，也有自己的领袖和伟人，有自己的目标和行动，想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这不是少数大国能搞定的。例如中国有毛泽东，朝鲜有金日成，越南有胡志明，在他们的带领下，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冲击着战后的雅尔塔两极体制。　
　　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雅尔塔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东西方亿万民众的命运，但也引起这些地区人民的反弹，它们要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自主地选择在国际社会的定位。在这个意义上，雅尔塔就这样从正反两方面一步步地塑造了战后的局势，在许多国家造成一系列重大变迁，也改变着亿万民众的生活。这种影响并没有因为时光流逝、时代变迁而彻底改变。

　　雅尔塔体系结束了吗　
　　雅尔塔体系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名词，它毕竟在几十年间决定和影响着东西方的历史进程和人们的生活。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崩溃的是冷战格局或两极格局，而雅尔塔体系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近代以来最能经受实践考验的一个国际体系。雅尔塔体系要保卫的是整个战后的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在这一点上雅尔塔体系基本完成了任务。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通过大国合作来保卫和平与发展的原则，是通过建立联合国以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国间相互制约的和平机制，即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决策”的表决程序来实现的，这一机制在冷战中没有改变，在冷战结束后也没有改变。冷战结束后，大国合作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联合国宪章》认可的五大国仍然是影响乃至主导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　
　　的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主张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也指出绝不能容许日本企图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于铁军说，习近平主席在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发表的讲话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要牢记历史、毋忘战争、面向未来、珍视和平。现在我们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重要的是要传递正能量，向其他国家表明当今中国是一个文明、自信、繁荣、稳定和热爱和平的国家。　
　　也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美苏两极对立为基本特征的雅尔塔体系在欧洲也就终结了，但在东亚，情况则要复杂些。雅尔塔体制的消解似乎开始得更早，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右）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左二）迎接。随即中苏展开漫长激烈的谈判，直到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初晓波认为，国际体系的转变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泾渭分明的分割点，机制本身会有连续性，雅尔塔体制非常重要的特征，如军事同盟集团的影响力，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仍然运转灵活。东亚国家目前仍然存在领土争端，对于钓鱼岛争端，我们援引的国际法依据之一就是雅尔塔体制。但是所谓的后冷战时期到底是什么样的秩序？不要说世界范围，只说东亚地区，它实际上是多种秩序的一个复合。比如日本和朝鲜之间，没有完成对殖民问题的清理，没有邦交关系，更没有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日俄之间也没有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体系还没有清理干净。再看看区域内日益强化的同盟关系，冷战的遗留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对雅尔塔体制还是应该有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来观察。
　　李晨从根源上指出了雅尔塔体系在远东与欧洲不同的问题。在远东，从一开始，各方对雅尔塔体系的接受就是勉强的。尤其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美国很快就感到可能不需要苏联对日作战，即使需要，雅尔塔会议的代价也太高了。苏联则担心如果赶不上对日作战的末班车，就无法在远东索取回报。所以苏军在德国一投降就迅速地向远东调兵。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苏在对日投降问题上的竞争已经展开了。从这一点来看，大概雅尔塔体系对远东的安排一做出来之后，它就已经出了问题。　
　　于铁军指出了其后的事态发展。1955年，亚非国家撇开美苏独自举行万隆会议，开了“第三世界”成为国际舞台一支独立力量之先声。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苏分裂，中苏同盟名存实亡，雅尔塔体制中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东亚不复存在。东亚另一个主要角色日本则在美日同盟的庇护下专心发展经济，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演时，世界大体上仍然处于雅尔塔体制之下，但尼克松已经认为世界形成了美、苏、西欧、中国、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称它们将确定今后30年世界发展首先是经济的走向。于铁军认为，雅尔塔体系在东亚的消解过程，直到今天似乎也没有结束。因为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中心缔结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泰同盟一直存续到现在，并且仍然是东亚安全体系的核心架构，只是它们针对的主要对象现在变成了中国。　
　　项佐涛认为，即使在欧洲，雅尔塔体系虽然瓦解了，但它的影响没有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