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幸福论-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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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第六章 一 以德祈福论全寿富贵之谓福A自求多福和求神赐福A以德祈福A以德祈福，这是中国古代产生最早、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几千年来，它一直属于俗文化，支配着文化素质较低的中国人，其中不光是人民大众，也包括许多豪富和权贵。即使一些文化素养较高的人，在心灵深处，也难以完全抛开它的影响。
全寿富贵之谓福A中国古代用“福”这个范畴表示幸福。福字在甲骨文中是或等①，表示“两手奉尊于示前”
，也就是两手捧着盛酒的器皿贡献在祭台上。由此可见，福字原是祭祀之意，表达人们的祈望和要求。
甲骨文中也有“帝弗其福王”
②的句子，显然用意也是占卜。福字的内容，也就是当时人们祈望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
《尚书。洪范》中有个详细解释：“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其中的“攸好德”
，指遵行好的品德，算作幸福的内容似乎勉强，所以《韩非子。解老篇》中把它删除，只说是“全寿富贵之
①《汉语大辞典》第２卷，第２４０４页，福字条，四川辞书出版社。
②《殷虚书契后编》卷下，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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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７５１
谓福“。
《礼记。祭统》中把幸福的内容更加延申，说是“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总之，福字表示人的长寿健康、安宁富贵、一切顺遂，万事如意。
这也就是以德祈福论者所理解的关于幸福的含义，后来到汉代，桓谭在其《新论》一书中又增加了“子孙众多”一项，这在重视宗法血缘关系的时代，当然是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在等级社会里，福即幸福，无疑也是有等级的。例如在殷周社会里，只有王子配作福、作威、玉食，臣是不敢享有这一切的。春秋时代的诸侯大夫“福莫大于享国有家，祸莫甚于亡家丧家”
①周天子对晋国的籍谈说得更详细：“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
②至于普通老百姓的福，在当时的典籍上却难以找到具体的说明。
既然幸福是指从环境、机遇到人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完备和满足，那么，能达到这种条件的人可说是难乎其难，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只有唐代的郭子仪近之。郭子仪是唐代的中兴名将，活了８５岁，历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参与并指挥了平定安史之乱和后来的内叛外乱，有“再造王室”之功。史称他“岁入官俸无虑二十四万缗，宅居亲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围甲馆不胜纪。代宗不名，呼为大臣。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贵显朝廷，诸孙数十不能尽识，至问安，但颔之而已。”
“宿将数十，皆
①②《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四年孔颖达疏、昭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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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１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官。“确实达到了”富贵寿考“的标准。可是即使他也没有避免事业上的坎坷和人生的磨难，主上疑臣下忌，宦官程之振、鱼朝恩辈更是百般陷害，连其父墓也被盗发，他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委曲求全。后来人说他”权顷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
，“完名高节、烂然独著，福禄永终”
，③如此等等，不过是冠冕堂皇的溢美之词，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由此可见，幸福，在中国有时也称之为福禄、福休、福祚、福祥、福嘏等，虽然几乎人人向往，却往往是停留在个人的愿望和对他人的祝愿之中。
中国流传的宗教，主要是道教和佛教，迎合着人们的这种文化心理，把“福”字作为自己的旗帜、到处招摇，争取信徒。佛教虽然宣扬人生皆苦、现实生活中不会有幸福，可是它又宣扬人死之后可以“涅槃”
，达到最高的幸福，积极推销廉价的天国入门券。不但如此，他们还把自己的宗教设施和宗教活动，贴上福的标签。例如把庙宇佛寺称作“福界”
、“福堂”
、“福宇”
，把信徒们的供养布施、行善修德称为“福业”或“福田”
，意思是说这些活动好像是播种耕田，将来会收到幸福的果报。道家在求福的过程中更为直捷，它们认为人不必死，在现实生活中就可以谋得幸福，白日飞升，成神成仙，进入“福地”
、“福庭”
、“福乡”。这些思想之所以在中国深入人心，历代相传；佛教和道教之所以历经千余年而香
③《新唐书。郭子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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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９５１
火不绝，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流传，原因就在于它们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的渴望。至于儒家所提倡的幸福，像“孔颜乐处”
，只能被少数文化品位比较高的人所接受，尽管当权者千方百计地提倡它，对于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只能是可敬而不可亲，可听而难于行。相形之下福神的笑脸倒是比孔夫子的肃穆面孔更有魅力。
自求多福和求神赐福A人生幸福的根据是什么，也就是说，是什么决定着人生的幸福？人生的幸福可不可以遍求，靠什么来求得幸福？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不同时代的人们。而他们也总是根据自己的时代所提供的知识，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回答。
持以德祈福观点的人们认为，人生命运的最终支配者是帝、天和鬼神；天子有一定的权力，他可以作威作福，可是，天子的权力也是由帝、天和鬼神赐予的，他只是天命的代表。
正如墨子所说的，“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也。”
①
在他们看来，只有超世间的神秘力量才能决定人生的命运，成为人生之祸福的最终主宰。然而，这种观点并不赞成绝对的命定论，如所谓的“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
②之类。墨子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福不可请，而祸不可避”的“执有命之言”
，他指出：“天鬼之所亲厚，而能强从事焉，则天鬼之福可得也”。
③在他看来，决定和支配人生祸福
①③《墨子。天志上》、《墨子。尚同中》。
②《鶡冠子。近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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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天和鬼神，是有知觉、有感情、有思想的善良主宰。
应该说，与绝对的命定论相比较，这个思想是个进步，它不自觉地降低了帝、天和神鬼的地位，而抬高了人的地位，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其实，远在殷周时期，有些思想家已经明白，人们可以部分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决定个人的祸福。据说殷代的太甲就曾对伊尹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④西周时代的诗人吟道：”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思想更加突出。在上天和人力到底哪个是决定人生幸福的问题上，天平越来越倾向于人力。史嚚认为神也要“依人而行”
，周内史叔兴说：“吉凶由人”
，鲁国的闵子马竟然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
⑥这种认识的进步，是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们文化科学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
但是，不论人们的认识怎么进步，当时的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天命鬼神等迷信思想的影响。在他们强调的人力作用上，一个重要方面是指人的祭祀祈祷，即以自己的宗教迷信之信仰和行为取得帝、天、鬼神的宠爱和保佑。例如，用“黍稷醇浓，敬奉山宗，神嗜饮食，甘雨嘉降。独蒙福力，时灾不至”。
⑦墨子比较清楚地讲过关于人力对祸福起作用的方式：“（天子）
率天下之万民，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牺牲不敢不瘯肥，珪璧币
④《尚书。太甲中》。
⑤《诗。大雅。文王》。
⑥见《春秋左氏传》庄三十二年、僖公十六年、襄公二十三年。
⑦西汉焦延寿：《易林。观之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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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１６１
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时几，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
①前半段是祭祀，后半段讲的是人事。然而人事也是服从祭祀，对上天负责，向上天邀福。可以说，在中国从古代一直到近现代，都没有摆脱这个影响和这种模式。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祈福祭祀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从祖宗神、抽象空洞的帝、天和神鬼，发展到形象具体的福神，祭祀的仪式也越来越隆重，花样也越来越多。
从东汉张陵创立道教以来，中国的神仙开始有了具体的形象和明确的分工。最早出现的福神是所谓“天官”。张陵的儿子张衡（不是创制浑天仪、地动仪的汉代科学家张衡）提出天、地、水三官，“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
，于是“天官”成为赐福的神而受到人们的信奉。历代民俗年画中，天官被表现为吏部天官的形象，“红色袍服，龙绣玉带，手执大如意，足蹬朝靴，慈眉悦目，五绺长髯，一派喜颜悦色，雍容华贵气象。
②有的赐福的天官，还与禄星、寿星一起，也有的赐福天官与善童在一起。善童或执玉兰、牡丹花，表示玉堂富贵，或捧仙桃、石榴、佛手、春梅和吉庆鲤鱼灯，表示福包括着长寿、多子、财富有余等。古代中国还有一个福神是唐代的阳城，他在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任上，因奏停向朝廷进贡侏儒，受到了人民的感戴。后来元代无名氏撰写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里把他说成是汉武帝时代的人，叫
①《墨子。尚同中》。
②参见马书田著《华夏诸神》，北京燕山出版社版，２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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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也是建议不把侏儒当宫奴，道州“郡人立祠绘像供养，以为本州福神也。后天下士庶黎民，皆绘像敬之”。祈福的方式，无非是斋戒沐浴、打醮祭祀、戴符佩印、导引辟谷、宝精行炁、金丹大药等，其中虽然有些科学成分，例如气功、医药之类，但是，基本上是迷信虚妄。
以德祈福A中国古代人最重视道德，认为这是评价人的最重要的标准，甚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至于人生幸福，必然要和道德联系起来。
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决定人生幸福的帝、天和鬼神，都是品行高尚、好善憎恶的，他们总是根据人的道德状况来决定他的祸福。
据说产生于殷商的《尚书。汤诰》中，已经谈到“天道福善祸淫”。而《洪范》中更强调指出：“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
……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就是说，对于品德好的人，可以给他以幸福，那些品德不好的人，如果你给了他幸福，还会给你带来祸害。
例如谦虚是善，骄傲（盈）是恶，《易传。谦卦》说：“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也是说鬼神的好善憎恶决定了人的好善憎恶。人要求福去祸，必须迎合神的意旨，也去行善除恶。
既然人之祈福要靠自己的祈祷祭祀等活动仪式，又要靠积德修德，那么这二个方面中何者更为重要，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至少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已经认识到，积德修德要比祈祷祭祀等更重要，更根本。曹刿论战时，首先问到鲁国抵御齐国入侵的战争条件，当鲁庄公谈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时，曹刿很不客气地说：“小信未孚，神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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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也。“
①只有说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时，他才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曹刿认为循规蹈矩地祭祀上天，只能算是“小信”
，不能得到保佑；只有忠于职守，尽心处理多种案件，这时才能得到上天保佑而能作战。与此几乎同时的隋国大夫季梁也指出，祭祀只不过是道德的形式和表示，光有隆重的祭祀而没有实在的德行，不过是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