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我误解你了吗-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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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桩小事
下面要说的，原本真就是一桩小事儿。只不过，因为眼下之种种，难以小事化了。
2005年秋天的一个清晨，业余收藏家彭令在南京朝天宫一个古玩摊上发现了一本题为“记事珠”的写本。写本书法漂亮，金石字画内容驳杂，尽管摊主要价很高，彭令还是把它买了下来。连他也没有想到，他这本古书摊上淘出来的抄本，居然是佐证钓鱼岛列屿为中国固有领土的重要历史文物！
彭令买后回家翻看，发现书中一些题跋、底稿和信札中出现了署作有“勾吴钱泳”的名款。钱泳号梅溪是清代著名学者，因此彭令由此断定买到了钱泳的手稿。2006年，这一判断得到了古文献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的鉴定证实。2006年春，彭令淘来的这批钱泳手稿在中国书店春季拍卖会上拍卖，起拍价10万元，但是因为太破烂而流拍。那年夏天，经人指点下，彭令把书分成了杂记、金石字画、《履园丛话》草稿和信札四部分，装裱成四册经折装。
可是就在2007年的秋天，他在查考杂记册《册封琉球国记略》时，偶然发现书中记录了齐鲲、费锡章、吴安邦与沈复几位清代人物在嘉庆十三年出使琉球的经历和见闻，书中有琉球红衣馆（妓院）的记载，文字风格写得很开放。彭令想到，前面是三位朝廷命官应该不敢这样写，最有可能的就是最后一位“沈复”先生。
像《浮生六记》第一记《闺房逸情》就记录了沈复与夫人的闺房之事。彭令仔细查阅钱泳年谱，发现他并没有到过琉球，所以这本《册封琉球国记略》不可能是钱泳所写，彭令大胆猜测，《册封琉球国记略》很可能是沈复《浮生六记》的佚文。
经多方考证，彭令撰写了《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2008年6月在香港《文汇报》连载，据专家研究，《浮生六记》佚失的第五记《中山记历》记载的是琉球国轶事。在《记事珠》中，彭令就发现了钱泳自撰的《浮生六记》的条目，包括《静好记》、《闲情记》、《坎坷记》、《浪游记》、《海国记》、《养生记》六篇。这就证明钱泳是读过《浮生六记》的。
中国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所长蔡根祥研究《浮生六记》多年。他主动向彭令索要资料，研究后提出，《册封琉球国记略》应当就是抄自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中山记历》（原名《海国记》）的一部分。钱氏所录的《浮生六记》条目跟世传的前四记相对应，由此推断后面的二记也应该是对应的，而且钱泳不仅抄了《浮生六记》第五记，还抄了第二记。
这些资料被公开之后，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几个日本人多次开出高价，想买下《海国记》中的书影照片，并要求收藏家秘藏原件30年。彭令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和4页《册封琉球国记略》书影照片后，有海外人士通过中间人跟彭令联系，提出以100万元买文献原件。被彭令拒绝了，他认为中国的古籍应该留在中国。2008年9月，又有两个中文流利的日本女孩到平遥找彭令，称愿意出价300万元买下这些文献原件。
他们的说法是，《海国记》记录了大量琉球历史风貌，对研究琉球历史和风土人情有很高的价值。当时，彭令对文献中的钓鱼岛“密码”还并不知情，但他感觉到了高价背后的隐情，因此他托朋友把文献原件放进了北京一家银行的保险柜，以防万一。
2009年，又有日本人提出用300万购买18页《册封琉球国记略》书影的照片，同时也要求原件深藏秘锁至少30年。彭令觉得更加不可思议了，他已经感觉到有问题了，虽然不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其中必有原因，直到2009年10月，在一位中国台湾学者的点拨下，彭令才注意到《册封琉球国记略》中的这段文字：
至十一日，始出五虎门，向东一望，苍茫无际，海水作葱绿色，渐远渐蓝。十一日过淡水。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
原来钱泳手抄的这段文字向世人证明：至少在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时，钓鱼岛就不属于琉球国（现日本冲绳县），更不属于日本，而是在中国内海！距琉球国国界尚有约一日的航程。所谓“钓鱼岛属于琉球，琉球属于日本，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是历史的谎言。
中国太平洋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海洋局海洋管理司原司长鹿守本教授分析说：“如果日本人得到文献并把未公布的14页文献篡改后公诸于世，30年后我们再拿出真迹，那么文献原件对于记载钓鱼岛在中国内海的史料价值将荡然无存”。
这份文献将向世界人民证明：其一，清人齐鲲、费锡章与沈复等人见到“钓鱼台”（即钓鱼岛）在中国内海的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比日本人宣称的古贺辰四郎于明治十七年（公元1884年）“发现”尖阁诸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时间早76年。钱泳手迹《册封琉球国记略》经鉴定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书写。这份手稿面世的时间，比日本所谓“发现”“尖阁诸岛”的时间早了61年。
2010年12月20日，这批被海内外专家公认为“钓鱼岛归属中国铁证”的《浮生六记》佚文《海国记》钱泳抄本原件，以1457。5万元在北京拍卖，这部从地摊上淘出来的“破书”到《浮生六记》的佚文，再到震惊海内外的“保钓宣传材料”，一块璞玉为世人所知历时五年。2010年11月，著名清史专家戴逸着令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图录组，将《册封琉球国记略》中关于“钓鱼台（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信息拍照，记入史册。
关于钓鱼岛身世的历史文献，其实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实在是觉得有些没意思——明摆着的事实，还要颠来倒去地重复。
第四卷 谁在篡改历史？——还南京大屠杀以真相
第一章 又来砍了吗
1994年9月4日，大桥政太郎在日本《产经新闻》发表文章说：“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南京）大屠杀的发生”。
内容提要
美国学者认为，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属于“耻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是依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南京马路上尸首累累。有时要先移动尸体，汽车才能通行。”
中国学者说，研究南京大屠杀，并不是要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复仇情绪，而是要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珍视和平。
一个普通的中国观众在看完电影《南京！南京！》后写了一封给所有日本人的信：“你们的首相，一年又一年，参拜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当年侵略中国的甲级战犯，你们向他们鞠躬，为他们烧香，你们认为，这是你们大和民族的骄傲！那么我们呢，我们怎么向我们的前人交代，怎么向那些被你们集体屠杀、强暴、用作活体实验的几十万中国人交代？”
“斩”在日语里也是“砍”、“杀”的意思，“千人斩”是来自日本武士的一种称号，意思就是这个武士很厉害，杀死了上千个人。武士们都为这个称号而努力。日本民间流行一个故事：有个武士得到了一把新刀，便召集朋友，说我们今夜去试刀吧，大家都表示愿意来看。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看见桥头有一个乞丐睡着了，映着月光看去倒像是个肥壮的人。那么就砍这个家伙试试吧，“唰”地抽出刀来，当下砍了下去，随即又跑回来聚集在一起，说不逃其实也可以吧。大伙问砍着了没有，啊，还真砍着了，还砍到了板桥上呢。那么再去看看吧，回过去走到桥头，站在乞丐前后，那乞丐爬起来喝道：“又来砍了吗？”
这个故事当然是在讽刺武士的懦弱。不过值得指出，这便是“过斩”，武士可以随便试刀砍人。据日本辞典里介绍：“在武人执政的时代，武士为练习武术，或试刀的利钝，于夜间立于静僻的路旁，出其不意地砍杀过路的人。”日本诗人还曾歌颂这种砍人的武士：“眼看着斩的俨然坐着的地藏尊。”
前后600年的武人统治中，这样被莫名其妙杀害的人不计其数，只剩下了这样一个桥头的乞丐，来吆喝一声。这就是日本人的杀人风俗。在南京大屠杀中，许多中国平民就是被这种杀人比赛杀害的。
1937年12月的南京，弥漫着一种颓败和绝望的气氛。国民党宋希濂部挡在城门，却挡不住潮水一般的残兵败将。十几名日军在教堂发现了无数难民，其中还有大量的中国军人。日军恐惧地大叫援兵，可中国人根本无意抵抗，麻木呆滞地举起了双手……
2011年5月11日，中国导演陆川拍摄的影片《南京！南京！》在美国纽约正式公映。同时，中国导演张艺谋拍摄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金陵十三钗》进入尾声，该剧由中美影星参演，制作费超过6亿，这让被《南京！南京！》触动的日本右翼人士神经还未安定下来，又再一次让他们觉得坐立不安。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模式主要是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而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则是属于“耻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是依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日本人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这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决定了这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以及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
中国儒家思想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将其中的“耻”单独拿出来做了一番改良，以符合日本社会的传统。日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的信条，也没有中国人那种相信正义的信念。在日本人的眼里，良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实际的价值。所以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原则模糊，对于善良与邪恶，正义与非正义，他们把这些烦恼的问题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他们说是对的，那准没错，那就是标准了！当每个人都遵守相同的行为规范并相互支持时，日本人就会轻轻松松地去干任何事情，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让天皇和国家满意的，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顾忌了，而从来不管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否是人性之恶。
在这方面表现更极端的，要数日本人对被俘同胞的态度。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做俘虏等于背叛祖国，属于大逆不道。
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著有《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一书，中江兆民曾提出了“知耻的自杀理论”，认为“知耻、雪耻、玉碎”是一名武士的人生最高境界，知耻的观念从此成为日本主流社会的行为规范，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二战时日本的军人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指示：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日军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空军来不及带伞包就升空的事情经常发生。
惟其如此，日本士兵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令人匪夷所思，以至于二战初期，盟军在战场几乎捕不到日本俘虏。在取胜无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不是自杀，就是拉响手榴弹与对方同归于尽。
二战时，美国战地记者罗伯特·谢罗德曾跟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经历了太平洋塞班岛上的战役，那里不仅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舰队之战，还发生了最残酷的“自杀”事件。塞班岛是一个日本以南2100公里的火山岛，那里埋伏着3万多日本兵，还住着3万多居民，包括韩国和日本人。在这一战中，日本舰队出动了9艘军舰和430架战斗机；美国出动了15艘军舰和930架战斗机组成的舰队。一场历史上最大的舰队之战即将开始。
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把这场大战戏称为“马里亚那射火鸡大赛”。战事的结果是，日本3艘军舰被击沉，其余，全部撤退，美国全胜。但是，在塞班岛上，战争还未结束，甚至，比预想的更加残酷。
日本的自杀式战术才刚刚开始，誓死效忠天皇的3000名日本士兵连夜冲到了美军前线。他们是从海滩、树林和铁路上来的，带着棍棒和刺刀。是野蛮的、原始的进攻。而且差点儿就成功了。但是他们被炮兵队拦了下来，在炮兵强大的火力攻势下他们失败了。他们跌跌撞撞，“有的撑着拐杖，有的吊着绷带，除了缺胳膊少腿，有的眼还被打瞎了。”他们脱掉钢盔，头上捆着白带，“端着机枪和战刀，有的仅仅拿着绑在竹竿上的刺刀，有的甚至赤手空拳，潮水似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