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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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现实政治之主观的态度所决定”

　　　　，“此皆易使陷于个人及一时一地之偏见”。

　　　　①

　　　　应该说，新儒家的上述认识是正确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一是由于对中国文化缺乏全面的了解，不免片面；二是由于很难对中国文化精神予以把握，不免浅薄；三是按西方的学术传统理解中国思想，不免牵强；四是出于某种功利性的动机解说中国文化，不免走样。然而，新儒家在接受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欣羡之词时，却没有类似的理性思考。

　　　　他们不曾考虑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批评，不应作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标准，而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同样不应作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标准。

　　　　前文说过，梁启超早在旅欧归来之后，在其《欧游心影录》中，就将西方人如何称誉中国文化的言词，尽数地介绍给国人，以增进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情感。这一做法，直接为新儒家所沿承。他们从伏尔泰讲到罗素，从罗素讲到汤因比，又从汤因比讲到当今活跃在思想文化界的一些西方哲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８５３—８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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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尤其在中国大陆这几年里，此种做法尤为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效法。在他们看来，连西方人都拜倒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面前，我们自己还有什么理由反传统呢？

　　　　１９１年一家出版社出版一本题为《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的书，里面所选编的，绝大部分是“世界名人”们如何称誉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词。为了加大篇幅和份量，还把一些本来算不上名人的人也放在“名人”之列。

　　　　自从中西文化有初步接触之后，西方社会就有不少人对中国文化很是欣羡，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是事实，无可否认。但问题是：第一，这些欣羡者在何种范围内欣羡中国文化。第二，他们在何种程度上理解了中国文化。第三，我们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是否一定要以他人的评价为评价标准。

　　　　在传统社会，各民族居于相对封闭的地域，虽然各自的文化免不了要传出国门，但却只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由此决定了人们对异质文化的了解也是极其有限的，有如盲人摸象，难以了解其全部，其底蕴。同时，由于交往不多，一民族对另一民族之文化，常常带着好奇的心理，很容易将对方神化，尽往好的方面想。

　　　　此种情况，即便今日也还是如此。

　　　　时下中国大陆不少的年轻人，崇拜西方文化，相信西方一切都是美好的。实际上，他们对于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并无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认识，完全凭着对异质文化的神化心理，盲目崇外。反过来说，今人尚有此种认识上的缺陷，在同中国交往不多的近代西方人，怎么可能很好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全景和内在精神呢？其评语又怎么可以当作我们今日认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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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４新儒学批判

　　　　国文化的依据呢？

　　　　时下还有这样一些怪现象：研究中国文化，不是看重中国人的研究成果，而是注重外国人是怎么说的；评价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水平，不是看其学术水平究竟如何，而是看在外国有无影响，看外国人对其评价怎样。

　　　　如果某人的学问，在国外得到好评，那就了不得，身价陡涨。

　　　　艺术也是这样。比如一位中国画的画家，画艺平平，但如果一个偶然的机会，画作在国外得到好评，或卖出高价，马上就会在国内画坛走红，并成为新闻媒介追踪的对象。

　　　　实际上，对中国画的评价，最有发言权的是中国人。外国人没有中国文化的薰陶和相应的人文环境，不可能领会中国画的艺术精神，亦不可能判定作品的优劣。

　　　　大柢上说，近代以来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情况也是这样。他们虽然接触过中国文化，但所知所感（除少数几位汉学家外）

　　　　，恐怕都是些皮毛的东西，其评价更难说不是隔靴搔痒。

　　　　大约从１０世纪以来，西方人通称中国为契丹（Ｃａｔｈａｙ）

　　　　，称中国人为契丹人（Ｃａｔｈａｙａｎ或Ｃａｔａｉａｎ）。莎翁的《第十二夜》和《温莎的风骚娘们》两剧，就是以“契丹人”称中国人的。

　　　　在当时西方人的用语里，“契丹人”

　　　　是个纯粹的贬义词，意为骗子、流氓、滑头等。

　　　　１６世纪下半叶英国皇室还曾有过一个向远东发展的计划，名为“契丹探险”

　　　　，只是计划没有成功。但是，在莎翁生活的时代，西方人又认为契丹和中国为两个国家，所以他的《一报还一报》又出现过“中国”

　　　　（Ｃｈｉｎａ）

　　　　这个词。

　　　　当时，学者们还就中国与契丹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的问题，引起过争论。有人认为是两个国家，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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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５６４

　　　　丹在北，中国在南；有人认为中国是契丹帝国之中的一个属国。

　　　　可以看出，直到１７世纪前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是相当肤浅的。比如，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在《失乐园》里虽一再提到中国和契丹，但所描写的尽是些荒诞的东西。

　　　　他写道：上帝创造了世界，撒旦好奇，决定到地球上来探探虚实，他变成一只雕，从喜马拉雅山飞下，想到印度去觅食，“途中，它降落在塞利卡那，那是一片荒原，那里的中国人推着轻便的竹车，靠帆和风力前进”。这里的“塞利卡那”

　　　　（Ｓｅｒｉｃａｎａ）

　　　　，意为丝绸之国，是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事实上，中国古代只有木车，而没有竹车，更没有靠帆和风力前进的竹车。

　　　　需指出的是，１７世纪前后，西方人同时又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了较多的了解。

　　　　１５８４年，西班牙人门多萨出版《中华大帝国风物史》，１６１６年，比利时人出版《中国传教史》，１６５年，葡萄牙人鲁德照出版《中华帝国史》，１６８７年，著名传教士柏应理在巴黎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内含《大学》、《中庸》、《论语》三个拉丁文译本。此外，当时各种报纸和杂志都纷纷发表有关中国的报导性文章，并形成一种以谈论中国为时髦的风尚。

　　　　这一时期，西方人欣羡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孔子学说、中国政治及中国园林。他们认为孔子的道德学说简直美妙极了，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拥有的。

　　　　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坦普尔就曾写道：“孔子的著作，似乎是一部伦理学，讲的是私人道德，公众道德，经济上的道德，都是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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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新儒学批判

　　　　是治国之道。他的思想与推论，不外乎说没有好的政府，百姓不得安居乐业，而没有好的百姓，政府就不会使人满意。

　　　　所以为了人类的幸福，从王公贵族以至于最微贱的农民，凡属国民，都应当端正自己的思想，听取人家的劝告，或遵从国家的法令，努力为善，并发展其智慧与德性。“

　　　　①

　　　　在现今中国一般读者眼里，对中国文化格外欣羡的西方人，最早要算伏尔泰和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是西方世界第一个重视中国哲学的人，认为中国哲学中的“道”与他所构想的“单子”有着相同的地方，并根据中国《周易》的启示，发明了二进位制，同时对中国的道德哲学也极感兴趣。他说：“就我们目前情况而论，道德败坏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我们几乎觉得需要请中国的传教士来到这里，把自然神教的目的与实践教给我们，正如我们给他们派了教士去传授启示的神学那样。”

　　　　②

　　　　又说：“如果请一个聪明人当裁判员。

　　　　而他所裁判的不是女神的美，而是民族的善，那么我们相信，他会把金苹果送给中国人的，除非我们想超过他们，把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基督教，也就是一项超人的善，传给他们。“

　　　　③

　　　　也就是说，在莱布尼茨看来，就道德实践而言，欧洲人

　　　　①转见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１５页。

　　　　②《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２９页。

　　　　③《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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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７６４

　　　　应向中国人学习，但从根本上说，中国人还是不如欧洲人，因为西方人有启示神学，而中国人却没有这种东西。而且，我们还应看到，莱布尼茨对中国人道德实践的认识，也只是《论语》等典籍所记载孔子的道德理想，而非中国人真实生活中的道德实践。认识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和道德境界，主要是看它在真实生活的情况，而决不能停留在几位理想主义思想家的愿望上。愿望与愿望的落实毕竟不是一回事，中间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再者，我们还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带规律性的历史文化现象：越是对道德理想重视的民族，越能说明该民族的道德实践不甚理想。今日中国大陆，各家报纸杂志纷纷报导见义勇为者同歹徒作斗争的优秀事迹，各级政府也极力予以表彰。如果不明实情，单单从新闻报导看，似乎今日的大陆人是何等的道德，何等的高尚。殊不知，这类报导越多，正好说明见义勇为的美德已几乎丧失殆尽，人们的道德意识每况愈下。如今绝大部分的中国大陆人目睹流氓、偷盗、抢劫之类的事情，见怪不怪，早已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能见义勇为者实在太少，太可贵。又如，今日中国大陆倡行廉政，时有一些关于“清官”的报导和表彰，如果不明实情，仅以报纸或电视作根据，那就很容易得出政治清明，为官不贪，到处是海青天的结论。

　　　　但如果撇开报纸，离开电视机，到各大饭店、宾馆、夜总会去看看，到寻常百姓家去问问，所得到的结论定会两样。

　　　　伏尔泰是１８世纪对中国文化最为推崇的西方哲人。在《风俗论》里，他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将其看作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文化，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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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４新儒学批判

　　　　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谈中国的历史、风情、艺术和科学，尤其对中国的宗教和政治推崇备至，认为”孔子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

　　　　，中国的政治之所以稳定，就在于孔子所创的宗教符合道德理性。他在《哲学词典》“中国”条中写道：“我已经仔细读了孔子的书，还作了摘要。我在其中只看到最纯粹的道理，而丝毫没有骗人的东西。”

　　　　伏尔泰对中国的赞美，影响了当时法国一大批思想家。

　　　　霍尔巴赫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瞭，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

　　　　①波维尔甚至说：“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

　　　　②

　　　　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欣羡，有着他们自己的思想动机和功利目的，即借用中国文化反对基督教的天启神学和法国专制制度。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不拜偶像，没有教会，崇拜天，而非崇拜上帝，与他们所宣扬的自然神论相一致。

　　　　实际上，中国儒家思想与欧洲１８世纪流行的自然神论并非类似，中国的专制制度也一点不比法国的专制逊色。即是说，伏尔泰等人并非了解中国，所认识的大多是一些书本上的东西，主要是《论语》、《大学》、《中庸》上所写的和一些传教士所记的浮浅报导。正因为这样，伏尔泰对中国的赞美，当时就有人指之

　　　　①转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４５２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②转见：《中西文化交流史》，第４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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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９６４

　　　　为“浮夸”

　　　　、“亵渎”和“俏皮话”。

　　　　在本世纪，对中国文化欣羡的西方人，以罗素最具代表性。

　　　　关于他对中国文化评价之内容，本书第二章已有绍述，这里不再赘言。需要读者诸君注意的是，罗素来华讲学和所写的称赞中国文化的文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事情。

　　　　他称赞中国文化，一方面体现着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不像其他一些西方人那样，抱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诋毁中国文化，二是因为大战给西方社会所带来的灾难，促使他深刻地反省西方文化。确切说，他是希望西方人从中国文化的优秀处，反思本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