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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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真如门与生灭门。生灭门转出生死流徙的现象界，真如门证出不生不死的本体界，即涅槃境界，但二者又是可以转换的，关键在于执与无执。

　　　　如果凭着智的直觉，直透生命本源，便可飞升涅槃，证成佛果。相反，如果无明妄执，停留于现象界，就难以悟得人生真谛，亦难以求得正果，超拔人生。

　　　　（三）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把儒学的发展史分为三期，本是现代新儒家一个最基本的思路。他们谈孔孟，谈宋明儒，实则谈的就是第一期与第二期的儒学，谈现代的儒学复兴，自然是从第三期的意义上而言的。梁漱溟主张现代的儒学复兴，就是“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过来”。这“中国原来态度”

　　　　，在他看来，就是未经后来“陋儒”糟贱过的原版儒学。秦汉以后，中国文化远离了孔孟真义的文化路向。熊十力认为儒家思想在孔子孟子那里，是十分完备完美的，既有内圣之蕴，又有外王之通，只是“吕秦以焚坑毁学，汉人窜乱六经，假借孔子以护帝制，孔子之外王学，根本毁绝”

　　　　，而现代儒者所要做的，就是回归儒学传统，开出外王新气象。可见，其思路同样是把儒学分为三期的。

　　　　在这方面，方东美的表述更为明确。他把孔孟儒学称为“原始儒家”

　　　　，并将其同宋明理学看作儒学复兴所依的两大传统，认为原始儒家美仑美奂，“不是把人展开在广大的艺术世界看，而是把人集中了，在形上界的原则的支配之下，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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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７４３

　　　　再落实到道德的体系里面来看人“。

　　　　这就是《论语》里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然而宋儒却偏离了原始儒家的大义，不仅淡化了原始儒家的艺术精神，而且由于将“道”与“气”勾搭在一起，从而使儒学由形而上降格为形而下。

　　　　不过，上述几位虽然沿循着“三期”的思路，但毕竟没有予以系统的梳理和阐发。严格说来，只是到了牟宗三，这一工作才得以正式开展。

　　　　１９４８年，牟宗三在《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里，第一次提出儒学发展三期说。尔后，又在《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三书里作了系统的论述。大体说来，三期的各自特点是：“第一期之形态，孔孟荀为典型之铸造时期，孔子以人格之实践与天合一而为大圣，其功效则为汉帝国之建构。此则为积极的，丰富的，建设的，综合的。”

　　　　①

　　　　“第二期之形态则为宋明儒之彰显绝对主体时期，此则较为消极的，分解的，空灵的，其功效见于移风易俗。”

　　　　②

　　　　“第三期之发扬，必须再予以特殊之决定。

　　　　此特殊之决定，大端可指目者，有二义。一，以往之儒学，乃纯以道德形式而表现，今则复其转进至以国家形式而表现。二，以往之道德形式与天下观念相应和，今则复需一形式与国家观念相应

　　　　①《道德的理想主义》，第１１页。

　　　　②《道德的理想主义》，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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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３新儒学批判

　　　　和。“

　　　　①

　　　　在牟宗三看来，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既不同于佛教，也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它虽有极高深的思想和形上原则，但又不仅仅表现为一思想或一原则，而是始终与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相连贯。孔孟伊始，儒者之学即以历史文化为其立言根据，其所思所言，又反过来为历史文化的发展所用。

　　　　然而，“满清入关，民族生命乃受曲折。

　　　　降至清亡，以迄今日，未能复其健康之本相“。

　　　　虽然从孔孟以降，儒学遇到过种种挑战和曲折，但却从未有今日之厄难。

　　　　当今中国，人丧其心，国迷其途，根本原因就在于儒门淡泊，传统失却。相应的，中国问题之解决，也就必须在复兴儒学这一方面用心思。

　　　　复兴儒学，不免被人指为“复古”。对此，牟宗三同唐君毅一样，极力为复古辩护，认为复古乃是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我们今天应取的文化态度。他认为，当下中国问题之解决，决非科技所能为之。

　　　　科技虽曰重要，但并非万能，有它的分际和限制。它所代表的是专家技术的知识，而今日中国人所需要的却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生命中所蕴蓄的“智慧”。

　　　　智慧与知识是不同的。

　　　　历史文化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智慧。

　　　　“有这个智慧，思考问题就中肯；能中肯，事情就能成功。

　　　　没有这个智慧，分明当该这样做而偏不这样做，便一定步骤错乱，走不上轨道，最后必定失败“。

　　　　②而这一智慧，只有到传统文化中去寻觅，此种寻觅，就是复古的本义。

　　　　①《道德的理想主义》，第２页。

　　　　②牟宗三：《中国文化的省察》，第１８页，联合报社１９８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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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９４３

　　　　牟宗三认为，“复古”二字为今人所不齿，许多人生怕谈历史文化，谈继承传统，就是怕背上“复古”的骂名。其实，“复古”二字本无贬义。比如，“英国有两党，保守党和工党，可是谁也没说保守党的保守就是顽固。英国许多大事情都是保守党完成的”。

　　　　①

　　　　又如，汉代的董仲舒搞“复古更化”

　　　　，“古”是指夏商周三代的传统。董的复古，目的是为了治今，即克服秦始皇留下来的“坏习惯，坏风气，坏习俗”。他说：“恢复夏商周三代这个智慧传统之‘古’，以去掉秦始皇、法家这个残暴的、非理性的‘今’。这样看来，复古有什么不好呢？”

　　　　而且，牟宗三还提出一种颇为新奇的理论：凡专制极权的君主，都是反对复古的。

　　　　“因为有个老传统摆在那儿，知识分子就可以说尧舜当年如何如何，和你今天不一样；可以说禹汤文武当年如何如何，和你今天不一样”。他认为，秦始皇就是一个反对复古的典型代表，他的焚书坑儒，就是反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复古运动。

　　　　凡是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同意牟宗三的此种说法。

　　　　极权专制者不是反对复古，恰恰是复古运动的提倡者。远的不说，袁世凯就是一例。

　　　　袁为了恢复帝制，倡行尊孔读经，试图用复古的办法为自己的帝制张目。从理论上说，复古即守住固常，用祖宗成法作今人行为的准则。虽然不能说，复古就一定同开新相对立，但如果人们的心志一味地倾向于传统，倾向于祖宗成法，势必影响社会的进步。而且，复古意味着

　　　　①《中国文化的省察》，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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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５３新儒学批判

　　　　对旧有秩序的维护，这对专制极权者来说是一个极重要的法宝。因为一旦某种极权专制成为既定事实，它同时也就是社会的既定秩序。因此，大凡专制极权者都是反对变革的，他们总是以社会稳定和维护传统文化为藉口，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和消弥民众的变革要求。此种情况，尤其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日益广泛的时候，更为明显。

　　　　现在我们再回到牟宗三关于儒学第三期发展问题上来。

　　　　他认为，儒学复兴之所以可能，在于儒学为一常道。所谓“常道”

　　　　，就是不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并对所有时代都富有指导意义的思想原则。他指出，孔子虽为春秋时代的人，然而他所贡献的真理，并不为春秋时代所限。即是说，“儒家思想并非造成某一特殊时代之特殊思想”。

　　　　它是普遍真理，没有时间性，不仅适应于古代，也适应于今日。时代可以变，历史事象可以变，“常道”则不会变。他说：“说到道统，我们看看，从夏商周开始，从孔子开启孔孟传统，一直发展到宋明儒，这其中是有一条线索的。这条线索时隐时现，有时候起作用，有时候不起作用。但它总是存在着的。不仅事实上有此一线索，即令没有，我们也应当使它有。它不显，我们也应当使它显。这是我们作历史的回顾时，作为黄帝的子孙所应当有的责任。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这是一个民族的方向，一个指南针，好比数学上所说的常数。

　　　　一个国家民族不可以没有常数，如果没有一个常数，那么今天往这里变，明天往那里变，这些变便没有定准。因为变是相对于常而言的，如果没有一个常数，那么变数也不成其为变数了。

　　　　所以我常说中华民族，以前的人是有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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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１５３

　　　　从民国以来就没有智慧了。从民国以来，许多人专门想把这个民族的常数拉掉。这一代的子孙实在太不肖，太堕落了。“

　　　　①

　　　　儒家这一“常道”

　　　　，在牟宗三看来，创立于孔子，且在孔子那里得到了完善，后儒虽有阐发，但总不离孔子当年所给定的思想原则。这具体表现为：第一，孔子仁义并重，此“仁义”二字构成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修养大法。

　　　　《论语》不常言义，但《春秋》却是义之大宗。孟子主仁义内在，实则直接根源于孔子。但孔孟又有些差别。孔子《论语》言仁，是就日常生活而言的，《春秋》言义，是就当时的政治生活而言的，而孟子言仁义，是直就人性而言的。但两人并无矛盾处，所强调的都是仁义于人生的精神价值，所以孔子或仁智并提，或圣智并提，均在启发人们的心性修为，达到“心性之全德”。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挥，遂成尽心知性知天的道德形上学。宋明儒者再顺着这条路发展下来，“由人性而通神性”

　　　　，藉以规定人类的理性。

　　　　第二，孔子言仁义，紧扣着历史文化，而非单纯的道德规范。所以中国的一切典宪皆是“理性之客观化”

　　　　，或曰“客观精神之表现”。

　　　　《中庸》称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以及后来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统，都是从实用理性的意义上说的。此“固非一时可喜之论，一家之言，乃实心所

　　　　①《中国文化的省察》，第２５—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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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３新儒学批判

　　　　同然，而具有客观性与普遍性“。

　　　　①

　　　　至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内涵，牟宗三将其概括为两点：“一，自纯学术言，名数之学之吸取以充实最高之原则；二，自历史文化言，民族国家之自觉的建立以丰富普遍之理性，由道德形式转进至国家形式，由普遍理性之纯主体性发展出客观精神。”

　　　　②这后一点，又可概括为“人性人伦历史文化”八个字。

　　　　然而，牟宗三对这八个字的理解，却回到了１９世纪下半叶顽固派的“夷夏之辨”那里，认为“夷夏之辨为儒家所固有”

　　　　，又说“人伦人性所以辨人禽，历史文化所以辨夷夏。此二义最为儒学之本质”。

　　　　③此“夷夏之辨”

　　　　，牟宗三是有所指的，因为在他看来，近世儒门淡泊，主要来自三方面的打击，一是满清异族的打击，致以“儒学之根本精神完全丧失”

　　　　；二是西方文化的打击，“致以儒家薪火濒于熄灭”

　　　　；三是共产党的打击，“把马克思主义来当作常道”。可见，牟宗三的所谓“夷”

　　　　，既为满清异族，又为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他认为，欲求儒学第三期发展，“夷夏之辨”是件极重要的工作。换言之，只有扫除西化与俄化两大绊脚石，儒学第三期发展才有可能。

　　　　（四）道统、学统与政统道统、学统与政统，牟宗三自己又简称为“三统”。此

　　　　①《道德的理想主义》，第６页。

　　　　②《道德的理想主义》，第７页。

　　　　③《道德的理想主义》，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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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３５３

　　　　“三统”直接关乎着我们上面所讲的“道德的形上学”和儒学第三期发展问题。或者可以说，“三统”即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中心内容，因考虑到它在牟宗三思想中的重要性，故将其抽出来单独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

　　　　所谓“三统”

　　　　，牟宗三有一简短的说明：“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

　　　　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

　　　　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

　　　　①

　　　　牟宗三将此三方面看作人文主义的基本内容。关于这一点，牟宗三比起前述的几位新儒家有所进步。

　　　　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