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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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认为，人生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生活同老病死的关系。三个问题，三个层次。西方人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中国人解决的是第二个问题，印度人解决的是第三个问题。这三个层次的三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便是科学、伦理与宗教。

　　　　因此，印度人的文化是层次最高的文化，是文化三层次发展的终点。

　　　　但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６５页。

　　　　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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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１新儒学批判

　　　　是，梁漱溟劝西方人走中国文化之路，却不曾劝中国人走印度人的文化之路，认为“第三态度的提出，此刻还早得很”。

　　　　因为印度文化是一种贵族文化，生计有安顿的人，才可在那上面用功夫，即“惟有在以后的世界大家的生计都有安顿，才得容人人来作。于自己于社会均没妨碍。这也是印度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为不自然的，而要在某文化步段以后才顺理之证”。

　　　　①

　　　　梁漱溟自己说，他把人类文化分成这么“三路向”

　　　　，“并非有意把他们弄得这般整齐好玩”

　　　　，而是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个层次，其文化的路径亦实有这么三个转折，且每一层次每一转折都是必然的。由此可看出，梁漱溟把印度文化放在第三层次上，并不是劝谕世人去过佛家生活，而是要中国人看重自己的文化，不要去仰慕西方文化，因为从文化发展的必然路径看，不是中国文化向西方文化靠拢，而是相反。

　　　　（二）中国文化早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梁漱溟采取的是寻根的方法，即从文明起源的方面讲中国文化的特质，认为中国文化的优缺点都是从很早的时候就带下来了。这就是他的“中国文化早熟”说。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对何为文化早熟作了如下解释：“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进，后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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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９１

　　　　者便是早熟。

　　　　‘文化早熟’之意义在此。“

　　　　①因之，他有时又把“文化早熟”称为“理性早启”。从上引的文字里，很难看出这“文化早熟”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如果联系他的“三路向”说，则就看得明白了。按他的“三路向”说，人类必经科学文化、伦理文化、宗教文化三个阶段，而且这三者循序渐进，不可跳跃。但中国文化却没有经过科学文化阶段，一下子就从文明的初期进入到第二个层次。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好比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当与其身体发育相应，或即谓心理当随身体的发育而发育，亦无不可。

　　　　但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发育，复由其身体发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

　　　　②他将中国文化这种由于智慧早开致以心身均欠健全，概括为“五大病”。

　　　　（１）

　　　　“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

　　　　（２）

　　　　“老衰——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传到后来，生趣渐薄。”

　　　　（３）

　　　　“不落实——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

　　　　（４）

　　　　“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

　　　　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２６７页，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２６７页，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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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１新儒学批判

　　　　（５）

　　　　“暧昧而不明爽”。

　　　　梁漱溟与同时代的守旧派如辜鸿铭等人不同的是，他不是一味地为传统文化护短，而是给予了批判。

　　　　甚至可以说，他对传统文化的负面认识有时比陈独秀和胡适还要深刻，尤其对传统文化里缺乏民主与科学，更是痛惜。而且他还明确主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是中国人所应该学的。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把自己看作陈、胡的“同路人”

　　　　，认为他们都是在做着同一件事，即谋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但是，梁漱溟的整个文化理论却不是对西方文化的迎受，而是对其拒斥；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在于批判，而是在于护卫。

　　　　（三）中国文化要义在中、西、印三种文化路向面前，梁漱溟所选择的是中国文化。而在中国文化里，又独钟儒家文化。可以说，他将人类文化分界为三路向，其立足点便在于中国儒家文化。即是说，他手上所持的文化评价尺度就是儒家的道德尺度。在这一尺度的衡量下，他认为不仅西方文化有不可救药的病根，就是最高层次的印度文化也是违背“生命本性”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之优点，在于它避免了西方人和印度人有关形而上学的错误认识。按照他的分析，中国的形而上学，有着自己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的是变化的抽象的道理，很少去过问具体的问题。比如，中国人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只是就抽象的意义而言的。而西方人讲水火和印度人讲地水风火四大，则是指具体的物质。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人不是拿抽象的玄理去推断经验事物，而是在体会玄理的基础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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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１２１

　　　　凭直觉把握文化内质。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这种形上学说，虽然为诸多学派所共有，但集中体现者则是《周易》，发挥得最好的是孔子。

　　　　梁漱溟注重中国的形而上学，主旨并不在纯哲学意义上的研究，而是在于指明儒家文化的形上根据。他说：“我很看得明孔子这派的人生哲学完全是从这种形而上学产生出来的。

　　　　孔子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说这个的。

　　　　始终只是这一个意思，并无别的好多意思。“

　　　　①而且在梁漱溟看来，孔子的形上学说与他的伦理学说又决非是二分的，伦理不仅是形上学说的落实，而且与其一体。相应的，孔子主张直觉亦决非一种认识方法，而是一种人生艺术。在孔子的学说里，人生是生生不息的流行之体；人的生活就是走那最妥贴最适当的道路，其实质就是变化，就是流衍。在这一变化与流衍中，人生须得适中与调和。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

　　　　，在孔子那里则集中体现为一个“仁”字。

　　　　由以上反推过来，梁漱溟认为，孔子的“仁”

　　　　，即敏锐的直觉。孔子劝世人“求仁”

　　　　，也就是直指直觉敏锐。尽管孔子在解释“仁”的时候，给予多种含义，但本旨却在于“直觉”二字，即一任直觉，随遇而安，并在此种心态下生发出一个生机的境界。这一境界，按梁漱溟的理解，是一种“极有活力而稳静平衡”的心理状态。

　　　　梁漱溟认为，孔子儒学所倡行的“极有活动而稳静平衡”的境界，意义之伟大就在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身心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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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新儒学批判

　　　　关系问题。

　　　　在他看来，身心关系实为困恼人类的第一难题。

　　　　因为，“人类生活既进入理智之一境，知行之间往往很有间隔；间隔渺远者离知于行，为知而知。其在感情方面既可以大哭大笑，亦复可以喜怒不形于外；其行事既可持之以恒，一贯不移其志，亦或动念隐微，终于嘿尔而息。身心之间非定一致。

　　　　特别是人有自觉的内心生活，时时感受自己矛盾冲突“。

　　　　①

　　　　对于这种身心的矛盾冲突，三种文化路向有三种解决方法。

　　　　大体说来，西方人注重身的肯定，把个世界物质化，追求感官的满足，奉行功利主义。印度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抑制其来自身体的要求，实行禁欲主义。只有中国的儒家学说，身心“无对”

　　　　，内外“无碍”

　　　　，既可避免功利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弊端，又可避免禁欲主义对生命本性的强抑。

　　　　梁漱溟指出，孔子的人生道理原本是最好的，只可惜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被后代儒生弄歪了，弄偏了，糟贱了孔子学说的真义。

　　　　他认为，当下最要紧的不是去向别人学习，而是复原孔子学说的真貌真义。这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社会就会有希望。正因为这样，梁漱溟才坚持要给孔子说个明白。所谓“说个明白”

　　　　，也就是把被后代儒生曲解了的东西予以澄清，给孔子的学说还个清白。

　　　　然而，在梁漱溟看来，即便后代儒生丢失了孔子学说的真义，但相比于西方学术和印度佛教，儒学还是最为可取的。

　　　　他说：“孔子的人生，既未实现，于是我们要看中国人生大概是怎样的呢？大概言之，却都还是我们所谓人生第二路向。”

　　　　①《人心与人生》，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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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３２１

　　　　而在他的文化三路向的比较中，这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

　　　　为特征的第二路向，不管怎么说，都是当下中国人所应该选择的。为说明这一点，梁漱溟从如下三个方面作了论证。

　　　　第一，物质生活方面。梁漱溟认为：“中国人虽不能像孔子所谓的‘自得’，却是很少向前要求有所取得的意思。”他们安分知足，享受他们眼前所有的那一点，而不作更多的奢望，所以在物质生活方面，始终是简单朴素，没有那种种发明创造。梁漱溟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不足，其结果导致“物质文明之不发达”。而且，他还看到，“物质上的不进步并不单是一个物质的不进步，一切的文物制度，也都因此不得开发出来”。然而，梁漱溟话头一转，认为物质文明的不发达，既是中国人的不足，又是他们“莫大之大幸”。下面这段话，是他的具体阐述。

　　　　“因为从此种态度即不会产生西洋近世的经济状况。

　　　　西洋近百年来的经济变迁，表面非常富丽，而骨子里其人苦痛甚深；中国人就没有受著。

　　　　虽然中国人的车不如西洋人的车，中国人的船不如西洋人的船，……中国人的一切起居享用都不如西洋人，而中国人在物质上所享受的幸福，实在倒比西洋人多。盖我们的幸福乐趣，在我们能享受的一面，而不在所享受的东西上，——穿锦绣的未必便愉快，穿破布的或许很乐；中国人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有一点就享受一点，而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

　　　　①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１５１—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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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１新儒学批判

　　　　第二，社会生活方面。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由于儒家礼法的约束，“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但是，梁漱溟说到此处，话头又是一转，认为中国人没有个性自由，并非坏事，而是好事。西方人“各个人间的彼此界限要划得很清，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谁同谁都是要算账，甚至于父子夫妇之间也都如此；这样生活，实在不合理，实在太苦”。而中国人不同，“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权利义务，所谓孝、弟、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

　　　　，致以在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中，“处处都能得到一种情趣，不是冷漠敌对，算帐的样子，于人生的活气有不少的培养，不能不算一种优长与胜利”。

　　　　①

　　　　第三，在精神生活方面。在梁漱溟之前，许多传统主义卫护人都认为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二者比较，后者自然优于前者。梁漱溟则认为，情况恰恰相反，中国人在精神生活方面是失败的，他说：“中国人的那般人与自然浑融的样子，和那从容享乐的物质生活态度，的确是对的，是可贵的。比较西洋人要算一个真胜利。中国人的那般人与人浑融的样子，和那淳厚礼让的社会生活态度，的确是对的，是可贵的，比较西洋人也要算一个真胜利。至于精神生活乃无可数；情志一边的宗教，本土所有，只是出于低等动机的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