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去赣州听蒋经国往事
作者：李辉 字数：5145
登上赣州城内八境台，才明白赣江为何叫“赣”。
八境台，耸立于赣州古城墙东北角之上。登上楼阁，俯瞰台下，两条河，一左一右，在不远处汇合。左为“章水”，源自南岭；右为“贡水”，源自武夷山。放眼望去，八境台前的两条水，渐渐靠近，其间的陆地也越来越窄，最后，如同一个楔子插进一片宽阔的水面。章、贡由此汇成一条大河。“章”、“贡”二字，合并为“赣”，于是，这条大河有了新的名称——赣江。以这种合流姿态，章、贡二水告别八境台，再以赣江之势，滔滔流淌北去，奔向南昌……
漫步赣州古城墙上，不见滔滔江水，毕竟让人遗憾。苏东坡笔下的赣州水——“涛头寂寞打城还，章贡台前暮霭寒”；“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赣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辛弃疾笔下的赣州水——“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如今，读这些诗句，只能引发思古幽情，却难有情景交融的古今共鸣了。
蒋经国的“第二故乡”
在蒋经国先生的日记里，我读到了与赣州相关的这段文字：在灵堂前与技工邱旭明谈话，知其为退伍士兵，去年结婚，赣州城内人，闻之甚感亲切，盖赣州乃余之第二故乡，余对其一草一木、一房一桥，无不熟稔，了如指掌。尤其对该地淳朴之亲爱民众，未曾稍忘于怀也。日记时间：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记录地点：台北。
写日记之时，蒋经国正为父亲蒋介石守灵。一位赣州籍技工的出现，让正处丧父之痛中的他，多了另一重思乡之情。在海峡的另一岸，他的思绪飞越千里，飘落在赣州。抗战期间，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大约五年。一生行程中，这段时间并不算长。但是，时隔三十年后，蒋经国选择了“第二故乡”这一特别表述，足见在其情感与心目之中，赣州分量之重，位置之重。
蒋经国在赣州的旧居，就在八境台与郁孤台之间。走下八境台，溯章水上行约千米，即可见城墙内一处民国建筑。“蒋经国故居”铭牌的介绍，简明扼要：
旧居原为赣州州府衙门所在地，平面为凸字形，系一砖木结构的欧式平房，它西临章江，南向郁孤台，1940年至1945年蒋经国偕夫人蒋方良，子女蒋孝文、蒋孝章一直居住于此。
故居铭牌介绍，似有商榷之处。抗战爆发后，滞留苏联多年的蒋经国，获斯大林允许，携白俄罗斯夫人芬娜（中文名：蒋方良）归国。1939年，蒋经国来到赣州，出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兼赣县县长，管辖赣南十一个县。旧居这一建筑，当年并非老建筑，而是由蒋经国本人于1940年设计修建。因此，铭牌介绍首句容易产生歧义，写为“旧居由蒋经国1940年亲自设计，在原赣州州府衙门旧址上修建”，则更为准确，也有历史亲切感。
蒋经国在赣州的生活时间，旧居说明乃至其他相关书籍上，其截止时间均写为1945年。当我读到蒋经国文章《东望章贡合流》时，一句话却让人顿生疑窦。蒋经国写道：“我离开赣州以来，事实上正有二年之久。”这篇文章写于1945年冬天的贵阳，以此推算，他离开赣州的时间，应该至少在1944年的年初。
在贵阳撰文的蒋经国，人虽离开，赣州却常在思念中。在这篇以章、贡两水入题的散文中，蒋经国反复倾诉对赣州的情怀。文章开篇即说：“这次我在贵阳的时候，是住在城西的黔灵山麓：此地有高山小溪，古树鲜花，行坐其间，处处觉得清静幽雅，使得自己的心境，格外得到无上的安定和愉快。而今黔灵山的风景，固然幽美，但我总觉得比不上赣南的山水。至于赣南的山水，到底好在何处，我亦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后面，蒋经国再次强调他对赣州的爱，并道出了“所以然”：“走过许多地方，山水固然各有其特异之点，动人之处，但我内心始终在热爱赣南，夸张赣南。因为赣南山水的价值，在我的心目之中，已不止是其山容水色，而亦是在情感和精神了。”蒋经国为何对赣州如此难忘？他所说的情感与精神，又该如何来读？
“思用之于来日”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蒋经国都有充分理由留恋赣州。蒋经国旧居的墙上，悬挂着一位赣州姑娘的照片，她是章亚若——蒋经国来到赣州之后一次婚外恋的主角。1942年1月，被送往桂林的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七个月后突然去世。或说死于急病，或说死于暗杀，至今仍为历史之谜。六十年后，双胞胎之兄蒋孝严访问赣州，曾挥毫题词：“千丝万缕情，海枯石烂坚。二○○三年十月十一日，赣州忆母。”这一情景，这一幅题词，不妨说是儿子替父亲蒋经国写下的赣州渊源的最后一页。
晚年蒋经国将赣南称作“第二故乡”，这份深沉情感中，当然包含着他与章亚若的爱情，他在这块土地上有过的快乐。不过，就一个政治家的从政道路而言，他的这种“第二故乡”的情感，恐怕在更大程度上需要另一角度的解读。
严格计算的话，蒋经国在赣州主政不到五年，但这却是他迈出的从政第一步。前往苏联留学时，他只有十五岁，离国十二载，一直生活在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度。抗战爆发后，二十七岁的蒋经国一回到中国，就被蒋介石送回到故乡奉化，让他读《孟子》，读曾国藩家书，读孙中山全集，读《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父亲要重新塑造儿子，用传统的书、新的理念，给儿子“洗脑”，让他完全摆脱曾经接受的教育。两年后，蒋经国被派到了赣州。于是，赣州真的如同一个摇篮，让一个年轻人有了在政治舞台一试身手，脱颖而出的机会。
1984年，曾发生过一件轰动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大事——旅美华人作家江南（刘宜良），刚刚出版《蒋经国传》一书，即在美国被暗杀，后查明，系台湾军事情报部门指使台湾黑帮所为，起因或为江南书中对蒋经国和蒋家颇为不敬。即便如此，江南谈及蒋经国归国后的最初从政经历时，仍多有褒扬。江南说，蒋经国在赴赣州之前担任江西“新兵督练处”处长时间虽短，“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显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大大不同的新形象。
1943年，前来赣州采访的美国记者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目睹了蒋经国参加群众集会的场景，看到他如何用类似于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喜欢采用的演讲方式，来鼓动民众。福尔曼在当年美国《柯里尔》（Collier’s）杂志七月号发表的报道中，有如下描述：
蒋经国也有能力让大批群众情绪激昂。有一天夜里，赣南童子军营火大会在赣州大操场举行，他站在讲台上率领数千名群众高呼口号：“中国万岁！打倒日本鬼子！”接下来，小蒋问：“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叛徒汪精卫？”群众高声喊叫：“烧死他！烧死他！”“我们就这么办！”汪精卫的胸像被推到操场上，点上火。小蒋敲起大锣，群众高呼：“杀！杀！杀！”同时，数千名年轻人赤膊上阵，在三座营火火光闪烁中，舞出一条长蛇阵。小蒋由讲台跳下，跟着长蛇尾巴舞动起来，他沙哑的呼喊已被群众的喝彩声所淹没。
相似的方式与场面，几年后，当蒋经国在上海负责“打虎”、惩治经济犯罪时，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上个星期，他让上海的大腹便便的商人们害怕了。他对青年军们发表演讲时说：“猪肉和香水从市场上消失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民众不饿死，哪怕高级商店和大饭店都关门也不要紧……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社会革命运动。”
这里提到的青年军，正是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所组建的一支队伍，他们是他的从政本钱。青年军在抗战胜利后解散并复员，此时，蒋经国奉命“上海打虎”，便重新召集旧日部下来到上海，使之成为自己得心应手的队伍。他再次以自己在赣州运用过的类似于苏维埃革命的方式，点燃这批青年军人的“打虎”热情。
如此看来，蒋经国后来的从政理念、风格、经验等，无不源自赣州最初的尝试。他将这种留恋，旋而转化为另一层面之上的思索。显然，赣州经历让他有了从政的自信，也有了更倾心的从政情结。在《东望章贡合流》中，他写下这些反思：“再以亲自接见民众来说，这种办法不能说对于政治之修明，没有相当的贡献，但是一切事情倘使都由自己直接处理，则一定会破坏制度，造成人人可以不负责的现象。我们要知道，凡是一时见效的药方，并不一定最好，同时倘使只有求好的心愿，而没有稳重的步骤和正确的办法，那么无论你的存心怎样慈悲，而事业的结果，一定是落空的，而你自己最多不过是一个口念阿弥陀佛的老婆婆而已！……我在赣南期间，是抱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态度，而从事于行政工作的。今天并不否认，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就是一种人民受苦的代价。因此，一面自感有过，而觉时时不安；同时亦因此而更将尊重此种经验，并思用之于来日，庶几在将来服务期间，方可减少错误，并使得人民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
可以说，有意无意中，蒋经国已将赣州五年主政经历的反思，变成了自己走向未来的另一种资本，“思用之于来日”。他称赣州为“第二故乡”，其意义大概正在于此。
“白头相见江南”
蒋经国的一些赣州故事，最早还是从黄永玉先生那里听到的。赣州也是黄永玉念念在兹的地方。抗战爆发后，赣南与闽西、浙西等地一起，形成抗战时期南方地区的一个“小后方”。大量文化人从上海等沦陷区流浪而来，使这一“小后方”地区的文化艺术得以滋生、交融与发展。1943年，19岁的黄永玉从福建漂泊来此，在这里度过了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三年时光。
刚到赣州，凭着福建朋友的一封推荐信，黄永玉成了“教育部戏剧教育二队”的见习队员。蒋方良喜爱戏剧，是演剧队的常客，她曾邀请这些年轻队员到家里去，与蒋经国一起包饺子，有了一次愉快而难忘的家宴。
黄永玉印象中的蒋经国，朴实，平易近人。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日，身着便装的蒋经国走在江堤上，忽听有人落水高声呼救，他一边跑，一边脱掉外套，跳入江水，将人救起，不等获救者言谢，他穿上外套匆匆离去。
黄永玉的赣州三年，除在赣州城逗留短暂几个月之外，主要分别在信丰、上犹两个县度过。抗战胜利前，在信丰县民众教育馆工作；抗战胜利后，在上犹县编辑《凯报》副刊。七十年过去，无论信丰还是上犹，县城面貌早已改变，欲说寻访，恐怕只能借助于想象了。
旧景虽难寻，当年信丰的《干报》和上犹的《凯报》，却为我提供了感受赣州抗战文化的机会。在当地的档案馆里能找到这些报纸，颇让人兴奋。特别是信丰县档案馆，抗战期间的《干报》几乎完整地收藏一套，一个县级档案馆能够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有意思的是，两份报纸的“副刊”名称，居然与我还有了意想不到的关联。《干报》副刊名称——“收获”，我这些年经常为之写作的杂志叫《收获》；《凯报》副刊名称“大地”——我供职二十多年的《人民日报》副刊也叫“大地”。这种巧合，为寻访平添了另一种快乐。
读《干报》，读《凯报》，我感受着“小后方”赣州的文化氛围。两张报纸均为八开，我没想到当年赣州的县级报纸，居然办得如此大气活泼，版式美观，内容丰富，从国际新闻到国内动态，应有尽有。尤其是副刊，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开阔视野，坦率地说，无论从作者队伍到作品，这两份县级报纸副刊的水准，一点儿也不亚于当今许多报纸。据档案馆介绍，像《干报》的发行量居然达到六七千份，由此也可见当年流亡于此的各界人士之多，报纸影响之广泛。1943年10月10日的《干报》副刊，通栏标题为：“中华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赣南区）”，以一整版篇幅刊发了这次展览的部分作品，另有关于举办展览的说明：“中国木刻研究会应县府邀请主办。”
人总爱说故纸堆是枯燥的，其实，在寻访中，翻阅它们能带来新鲜生动的感觉。至少，当我坐在档案馆的桌子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