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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国家人文历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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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赣州听蒋经国往事

作者:李辉 字数:5145

  登上赣州城内八境台,才明白赣江为何叫“赣”。
  八境台,耸立于赣州古城墙东北角之上。登上楼阁,俯瞰台下,两条河,一左一右,在不远处汇合。左为“章水”,源自南岭;右为“贡水”,源自武夷山。放眼望去,八境台前的两条水,渐渐靠近,其间的陆地也越来越窄,最后,如同一个楔子插进一片宽阔的水面。章、贡由此汇成一条大河。“章”、“贡”二字,合并为“赣”,于是,这条大河有了新的名称——赣江。以这种合流姿态,章、贡二水告别八境台,再以赣江之势,滔滔流淌北去,奔向南昌……
  漫步赣州古城墙上,不见滔滔江水,毕竟让人遗憾。苏东坡笔下的赣州水——“涛头寂寞打城还,章贡台前暮霭寒”;“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赣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辛弃疾笔下的赣州水——“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如今,读这些诗句,只能引发思古幽情,却难有情景交融的古今共鸣了。

  蒋经国的“第二故乡”
  在蒋经国先生的日记里,我读到了与赣州相关的这段文字:在灵堂前与技工邱旭明谈话,知其为退伍士兵,去年结婚,赣州城内人,闻之甚感亲切,盖赣州乃余之第二故乡,余对其一草一木、一房一桥,无不熟稔,了如指掌。尤其对该地淳朴之亲爱民众,未曾稍忘于怀也。日记时间: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记录地点:台北。
  写日记之时,蒋经国正为父亲蒋介石守灵。一位赣州籍技工的出现,让正处丧父之痛中的他,多了另一重思乡之情。在海峡的另一岸,他的思绪飞越千里,飘落在赣州。抗战期间,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大约五年。一生行程中,这段时间并不算长。但是,时隔三十年后,蒋经国选择了“第二故乡”这一特别表述,足见在其情感与心目之中,赣州分量之重,位置之重。
  蒋经国在赣州的旧居,就在八境台与郁孤台之间。走下八境台,溯章水上行约千米,即可见城墙内一处民国建筑。“蒋经国故居”铭牌的介绍,简明扼要:
  旧居原为赣州州府衙门所在地,平面为凸字形,系一砖木结构的欧式平房,它西临章江,南向郁孤台,1940年至1945年蒋经国偕夫人蒋方良,子女蒋孝文、蒋孝章一直居住于此。
  故居铭牌介绍,似有商榷之处。抗战爆发后,滞留苏联多年的蒋经国,获斯大林允许,携白俄罗斯夫人芬娜(中文名:蒋方良)归国。1939年,蒋经国来到赣州,出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兼赣县县长,管辖赣南十一个县。旧居这一建筑,当年并非老建筑,而是由蒋经国本人于1940年设计修建。因此,铭牌介绍首句容易产生歧义,写为“旧居由蒋经国1940年亲自设计,在原赣州州府衙门旧址上修建”,则更为准确,也有历史亲切感。
  蒋经国在赣州的生活时间,旧居说明乃至其他相关书籍上,其截止时间均写为1945年。当我读到蒋经国文章《东望章贡合流》时,一句话却让人顿生疑窦。蒋经国写道:“我离开赣州以来,事实上正有二年之久。”这篇文章写于1945年冬天的贵阳,以此推算,他离开赣州的时间,应该至少在1944年的年初。
  在贵阳撰文的蒋经国,人虽离开,赣州却常在思念中。在这篇以章、贡两水入题的散文中,蒋经国反复倾诉对赣州的情怀。文章开篇即说:“这次我在贵阳的时候,是住在城西的黔灵山麓:此地有高山小溪,古树鲜花,行坐其间,处处觉得清静幽雅,使得自己的心境,格外得到无上的安定和愉快。而今黔灵山的风景,固然幽美,但我总觉得比不上赣南的山水。至于赣南的山水,到底好在何处,我亦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后面,蒋经国再次强调他对赣州的爱,并道出了“所以然”:“走过许多地方,山水固然各有其特异之点,动人之处,但我内心始终在热爱赣南,夸张赣南。因为赣南山水的价值,在我的心目之中,已不止是其山容水色,而亦是在情感和精神了。”蒋经国为何对赣州如此难忘?他所说的情感与精神,又该如何来读?

  “思用之于来日”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蒋经国都有充分理由留恋赣州。蒋经国旧居的墙上,悬挂着一位赣州姑娘的照片,她是章亚若——蒋经国来到赣州之后一次婚外恋的主角。1942年1月,被送往桂林的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七个月后突然去世。或说死于急病,或说死于暗杀,至今仍为历史之谜。六十年后,双胞胎之兄蒋孝严访问赣州,曾挥毫题词:“千丝万缕情,海枯石烂坚。二○○三年十月十一日,赣州忆母。”这一情景,这一幅题词,不妨说是儿子替父亲蒋经国写下的赣州渊源的最后一页。
  晚年蒋经国将赣南称作“第二故乡”,这份深沉情感中,当然包含着他与章亚若的爱情,他在这块土地上有过的快乐。不过,就一个政治家的从政道路而言,他的这种“第二故乡”的情感,恐怕在更大程度上需要另一角度的解读。
  严格计算的话,蒋经国在赣州主政不到五年,但这却是他迈出的从政第一步。前往苏联留学时,他只有十五岁,离国十二载,一直生活在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度。抗战爆发后,二十七岁的蒋经国一回到中国,就被蒋介石送回到故乡奉化,让他读《孟子》,读曾国藩家书,读孙中山全集,读《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父亲要重新塑造儿子,用传统的书、新的理念,给儿子“洗脑”,让他完全摆脱曾经接受的教育。两年后,蒋经国被派到了赣州。于是,赣州真的如同一个摇篮,让一个年轻人有了在政治舞台一试身手,脱颖而出的机会。
  1984年,曾发生过一件轰动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大事——旅美华人作家江南(刘宜良),刚刚出版《蒋经国传》一书,即在美国被暗杀,后查明,系台湾军事情报部门指使台湾黑帮所为,起因或为江南书中对蒋经国和蒋家颇为不敬。即便如此,江南谈及蒋经国归国后的最初从政经历时,仍多有褒扬。江南说,蒋经国在赴赣州之前担任江西“新兵督练处”处长时间虽短,“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显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大大不同的新形象。
  1943年,前来赣州采访的美国记者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目睹了蒋经国参加群众集会的场景,看到他如何用类似于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喜欢采用的演讲方式,来鼓动民众。福尔曼在当年美国《柯里尔》(Collier’s)杂志七月号发表的报道中,有如下描述:
  蒋经国也有能力让大批群众情绪激昂。有一天夜里,赣南童子军营火大会在赣州大操场举行,他站在讲台上率领数千名群众高呼口号:“中国万岁!打倒日本鬼子!”接下来,小蒋问:“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叛徒汪精卫?”群众高声喊叫:“烧死他!烧死他!”“我们就这么办!”汪精卫的胸像被推到操场上,点上火。小蒋敲起大锣,群众高呼:“杀!杀!杀!”同时,数千名年轻人赤膊上阵,在三座营火火光闪烁中,舞出一条长蛇阵。小蒋由讲台跳下,跟着长蛇尾巴舞动起来,他沙哑的呼喊已被群众的喝彩声所淹没。
  相似的方式与场面,几年后,当蒋经国在上海负责“打虎”、惩治经济犯罪时,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上个星期,他让上海的大腹便便的商人们害怕了。他对青年军们发表演讲时说:“猪肉和香水从市场上消失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民众不饿死,哪怕高级商店和大饭店都关门也不要紧……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社会革命运动。”
  这里提到的青年军,正是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所组建的一支队伍,他们是他的从政本钱。青年军在抗战胜利后解散并复员,此时,蒋经国奉命“上海打虎”,便重新召集旧日部下来到上海,使之成为自己得心应手的队伍。他再次以自己在赣州运用过的类似于苏维埃革命的方式,点燃这批青年军人的“打虎”热情。
  如此看来,蒋经国后来的从政理念、风格、经验等,无不源自赣州最初的尝试。他将这种留恋,旋而转化为另一层面之上的思索。显然,赣州经历让他有了从政的自信,也有了更倾心的从政情结。在《东望章贡合流》中,他写下这些反思:“再以亲自接见民众来说,这种办法不能说对于政治之修明,没有相当的贡献,但是一切事情倘使都由自己直接处理,则一定会破坏制度,造成人人可以不负责的现象。我们要知道,凡是一时见效的药方,并不一定最好,同时倘使只有求好的心愿,而没有稳重的步骤和正确的办法,那么无论你的存心怎样慈悲,而事业的结果,一定是落空的,而你自己最多不过是一个口念阿弥陀佛的老婆婆而已!……我在赣南期间,是抱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态度,而从事于行政工作的。今天并不否认,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就是一种人民受苦的代价。因此,一面自感有过,而觉时时不安;同时亦因此而更将尊重此种经验,并思用之于来日,庶几在将来服务期间,方可减少错误,并使得人民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
  可以说,有意无意中,蒋经国已将赣州五年主政经历的反思,变成了自己走向未来的另一种资本,“思用之于来日”。他称赣州为“第二故乡”,其意义大概正在于此。

  “白头相见江南”
  蒋经国的一些赣州故事,最早还是从黄永玉先生那里听到的。赣州也是黄永玉念念在兹的地方。抗战爆发后,赣南与闽西、浙西等地一起,形成抗战时期南方地区的一个“小后方”。大量文化人从上海等沦陷区流浪而来,使这一“小后方”地区的文化艺术得以滋生、交融与发展。1943年,19岁的黄永玉从福建漂泊来此,在这里度过了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三年时光。
  刚到赣州,凭着福建朋友的一封推荐信,黄永玉成了“教育部戏剧教育二队”的见习队员。蒋方良喜爱戏剧,是演剧队的常客,她曾邀请这些年轻队员到家里去,与蒋经国一起包饺子,有了一次愉快而难忘的家宴。
  黄永玉印象中的蒋经国,朴实,平易近人。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日,身着便装的蒋经国走在江堤上,忽听有人落水高声呼救,他一边跑,一边脱掉外套,跳入江水,将人救起,不等获救者言谢,他穿上外套匆匆离去。
  黄永玉的赣州三年,除在赣州城逗留短暂几个月之外,主要分别在信丰、上犹两个县度过。抗战胜利前,在信丰县民众教育馆工作;抗战胜利后,在上犹县编辑《凯报》副刊。七十年过去,无论信丰还是上犹,县城面貌早已改变,欲说寻访,恐怕只能借助于想象了。
  旧景虽难寻,当年信丰的《干报》和上犹的《凯报》,却为我提供了感受赣州抗战文化的机会。在当地的档案馆里能找到这些报纸,颇让人兴奋。特别是信丰县档案馆,抗战期间的《干报》几乎完整地收藏一套,一个县级档案馆能够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有意思的是,两份报纸的“副刊”名称,居然与我还有了意想不到的关联。《干报》副刊名称——“收获”,我这些年经常为之写作的杂志叫《收获》;《凯报》副刊名称“大地”——我供职二十多年的《人民日报》副刊也叫“大地”。这种巧合,为寻访平添了另一种快乐。
  读《干报》,读《凯报》,我感受着“小后方”赣州的文化氛围。两张报纸均为八开,我没想到当年赣州的县级报纸,居然办得如此大气活泼,版式美观,内容丰富,从国际新闻到国内动态,应有尽有。尤其是副刊,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开阔视野,坦率地说,无论从作者队伍到作品,这两份县级报纸副刊的水准,一点儿也不亚于当今许多报纸。据档案馆介绍,像《干报》的发行量居然达到六七千份,由此也可见当年流亡于此的各界人士之多,报纸影响之广泛。1943年10月10日的《干报》副刊,通栏标题为:“中华全国双十木刻展览会(赣南区)”,以一整版篇幅刊发了这次展览的部分作品,另有关于举办展览的说明:“中国木刻研究会应县府邀请主办。”
  人总爱说故纸堆是枯燥的,其实,在寻访中,翻阅它们能带来新鲜生动的感觉。至少,当我坐在档案馆的桌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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