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的智慧-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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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边。
５、“帝太康元年癸未，羿入居斟寻。”（《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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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命胤侯帅师征羲和。”（《竹书》）
７、“帝杼八年，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竹书》）
这似乎给山海经中频繁提到的九尾狐作了个佐证，不过从字面上看不出来这只狐狸真的有九条尾巴。
８、“帝厪八年，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其年陟。”（《竹书》）
这个跟女丑之死似乎很有关联，都是‘十日’在上。
９、“帝癸（一名桀）六年，歧踵戎来宾。”（《竹书》）
“跂踵国在拘缨东，其为人大，两足亦大。”（海外北经）
这个辞条又提出一个反证，认为确实有‘歧踵’这么个部落。
１０、“帝癸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尚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竹书》）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大荒西经）
这个辞条似乎分歧不大，都是成汤伐夏桀的故事。但前文说过，‘夏耕之尸’和‘形天舞干戚’说的是同一个故事，那么谁是真的？
１１、“大戊十一年，命巫咸祷于山川。”（《竹书》）
“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
１２、“帝辛十七年冬，王游于淇。”（《竹书》）
这个‘游’字用的很明白，不是洗澡的意思。解释为‘巡游’更合理一些。前文频繁提到的‘游于渊’‘浴于渊’都是这个道理。
１３、“帝辛四十二年，有女子化为丈夫。”（《竹书》）
这个辞条与山海经关联不大，只是颇有奇趣，暂录之以作消遣。
１４、“穆王十二年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竹书》）
“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柸食。”（海内北经）
这个辞条对‘连环画理论’再一次提出了强烈质疑，他说，周穆王时候征伐过犬戎国，前文说犬戎国是‘状如犬’的狗国，这说法也岌岌可危。
１５、“穆王十七年，壬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竹书》）
西王母在西山经和海荒经中都提到过，这种困惑又该如何解释？
１６、“夷王六年，王猎于社林，获犀牛一以归。”（《竹书》）
看起来周夷王时候犀牛还没绝种。
１７、“宣王二十五年，大旱，王祷于郊庙，遂雨。”（《竹书》）
这又给五藏山经提供了一个例证，周宣王时候祈祷祭祀有‘庙’，而在五藏山经中根本不知道‘庙’为何物。
１８、“幽王十一年春正月，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犬戎杀王子伯服”（《竹书》）
与辞条１４类似，犬戎看起来是个很厉害的部落或国家。
十多条诘问，尤其‘贯匈氏’、‘歧踵氏’、‘犬戎’都是部落名称这种诘问最有力，面对这么多言之凿凿的部落，似乎我的‘连环画’理论已经彻底破产了，那么我该如何反击呢？
答案就是诘难太多了，多得反而自相矛盾，其实仔细分析这十几条证据，竟然涵盖了从轩辕黄帝到周幽王的整个上古史，那么海荒经到底在讲什么？它真的在叙述从黄帝到周幽王的几千年历史吗？实话是不可能，讲述历史必须记载时间，《竹书纪年》尚且有模有样的记述年代，海荒经怎么毫无时间观念？
看《竹书》的证据，主要有这些故事，如孟涂讼、夏启舞、西王母、羿居斟寻、胤侯征羲和、十日并出、成汤伐夏桀、巫咸祷山川。海荒经中也有类似的故事，但《竹书》中这些故事跨越了五帝夏商周时代，为什么用图画来记载这些跨越千百年的毫无关联的故事？这就是关键所在。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牵强附会’！

竹书纪年对山海经的责问（2）

不妨作一个假设，现在我带你去将军崖看岩画，据说那个岩画被称为千古之谜，让你来解读它的故事，它画的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答案，你也不知道，但你会猜，你一会说，这可能是太阳神少昊的故事，一会说，这可能是周王朝的故事，也可能说，这是战国时期的故事。
你一个人尚且可能有如此之多的猜想，那么百八十个学者的理论就更是五花八门、百花齐放了，岩画很简单，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一些线条，故事容量不会超过一百字，但是学者们一争吵起来，这幅图画的含义就太有可能被阐释成从黄帝到春秋所有可能有关的故事。
每个人都会引经据典，学者们当然不会毫无根据的臆想，他们肯定要翻阅史料典籍，寻找与岩画内容相似的蛛丝马迹。一旦有一定的相似内容，那么一套新的阐释方案就出笼了，这就是阐释岩画的有趣之处。讲了这么久岩画，想必你也明白了，学官们（史官们）在阐释海荒经的那幅图的时候，他们也在引经据典，寻找相似之处，例如“形天舞干戚”这幅图，画上画着一个人拿着戈盾，没有脑袋。
几个学者一看这图，立刻抛出几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古典派，认为这是帝杀形天的样子；另一种是现代派，认为是成汤斩夏耕。古典派没啥证据，他们只知道传说中黄帝杀了形天；现代派有证据，一翻古籍，找到了史书（《竹书》成书比较晚，但竹书之前也是会有史籍的，学者们查的肯定不是竹书），史书说“帝癸三十一年，成汤伐夏桀。”
所以你看海外经阐释就说，那是“形天舞干戚”，而大荒经比较晚，他们研究的结果是，这应该是“成汤斩夏耕。”这两代学者研究的是同一幅画，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看起来大荒经那帮学者更有证据，但他们太拘泥于‘信史’，牵强附会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比如贯匈国，图画上就是一个人胸口有个洞，按我的解释就是被箭射穿了。但是大荒经的学者不同意，他们一翻史料，说史书记载，“黄帝轩辕氏五十九年，贯胸氏来朝见过。贯胸氏的人胸口都有一个洞。”所以‘贯匈’不是死尸，而是一国。他们这么解释看起来有根有据的，我想驳倒他们还真不容易，但他们自己就开始闹笑话了。
前文讲过枭阳国，黑身有毛、反脚后跟，看见人笑他也笑，这摆明了是猩猩或者类人猿之类的动物，这些学者们为了谋求逻辑上的一致，他们认为“这图上画的都是国家”，所以他们只能弄出一个枭阳国来自圆其说。这还不算，前文讲过氏人国、犬戎国的例子，但这些学者们只能硬撑，“史书上记载过‘犬戎氏’，所以这个也应该是一国。”但是没法解释‘状如犬’啊，是谁像犬呢？是犬戎国的人像狗还是犬戎国的国土形状像狗？
其实，这种牵强附会毫无疑问是非常累的，明明画上是一条狗或者是一个狐猴，他非要‘意会’成‘犬戎国’，那不闹笑话才怪。
‘夏启舞’也是这样，画上画着一群人手舞足蹈，我解释说这是女丑或者群巫们的舞蹈，这些学者们又开始引经据典了，史料记载“这是帝启十年，巡狩时候跳的舞。”“大戊十一年，命巫咸祷于山川。”其实这两件事之间相差了不知几百千年，他们竟然能把这两个故事捏在一起，也真是天衣无缝。
至于‘弈’、‘西王母’在《竹书》中也是不同年代的，但我更怀疑它们是部落的名称，源远流长，因为五藏山经的确凿是难以反驳的，至于弈杀凿齿之类的典故，可能在禹之前确有其事。
从前面的这一段答辩来看，《竹书》的诘问很有力，但它的诘问多是自相矛盾的，海荒经‘连环画理论’仍然禁得住考验，应该说《竹书》和《竹书》的前身，是一种相对可信的史料，但阐释海荒经的学官史官错误的运用了这种史料，他们牵强附会的用《竹书》中记载的历史事件来解读海荒经，造成了海荒经跨越‘五帝夏商周’的大笑话，其实海荒经相对简单，它就是用连环画来讲述一些非常简单的故事，例如黄帝斩贰负、弈杀凿齿之类的小故事。

钟磬对山海经的责问

在山海经中，并没有详尽的叙述那个时代的乐器，不过在字里行间之中，仍然有一些蛛丝马迹，因为山海经中对动物叫声的记载非常详尽，他们屡屡使用“其音如判木”、“其音如鸳鸯”、“其音如婴儿”、“其音如吠犬”这样的类比，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形容声音的时候，使用了乐器作类比对象，例如：
“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钟磬。”（西山经）
“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中山经）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吴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大荒东经）
“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海内经）
“炎帝之孙伯陵，是生鼓、延、殳。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海内经）
“有兽，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大荒东经）
山海经中大致提到过钟、磬、鼓、琴、瑟这几种乐器，那么这些乐器是否真的存在于山海经所记载的那个时代呢？先说钟，人们都熟知编钟之类的乐器，一般钟都是金属所制，看字型也是如此，而我们知道，五藏山经记载的年代，初民根本不懂得使用青铜器或者铁器，那些玉制祭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新石器时代也有钟，不过这种钟都是用陶土烧制的，例如庙底沟陶钟，属新石器时代，高9。3cm，甬长2。7cm，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这个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3900年左右。陶钟形制与商代铜铙相近。“昔者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管子》）”。这应该是‘黄钟’一词的本源。
再如罄，磬是一种石制的打击乐器，可能源于石制的劳动工具。磬也称作“石”或“鸣球”，“夏击鸣球，……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益稷）”在山西夏县东下冯夏代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个石磬，形状像耕田用的石犁，斜上方有一圆孔用于悬挂，整体非常粗糙，棱角也有些锐利，敲击时有清脆的声音。出土的这个磬年代稍晚，但磬的制作工艺很简单，在新石器时代完全可以做到。
至于鼓，有土鼓、鼍鼓之分，1985年兰州市永登县河桥镇乐山坪出土了九件新石器时期的彩陶鼓，兰州市博物馆藏，这应该是“以瓦为框”的土鼓，属一面蒙革的单皮鼓。鼍鼓则和大荒东经中的夔牛鼓很类似。
通过已出土的钟、鼓、磬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时代，也就是‘以玉为兵’的五藏山经年代，这些乐器的存在是非常正常的。
《史记》云“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羽籥是文舞所用的乐器，如“武舞执干楯，文舞执羽籥”，我们知道，五藏山经中只有一种舞，那就是武舞，根本不存在文舞，所以也不存在‘羽籥’这样的乐器，在这一点上，山海经的记载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史记中提到了‘管’这种乐器，其实这种乐器也是新石器时代就有的，1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了随葬的至少16支骨笛，据碳14测定，这些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这些骨笛用鹤类尺骨制成，大多钻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还遗留着钻孔前刻划的等分标记，个别音孔旁边另钻一小孔，应是调整音高用的。这些情况起码说明，那时人们已对音高的准确有一定要求，对音高与管长的关系也已具备初步认识。经音乐工作者对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测音可知，号称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中国，其实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备了有着稳定结构，超出五声的音阶形态了。
从出土文物看，新石器时期的乐器还有骨哨和埙，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从侧面证明了，五藏山经所记载的年代，音乐是相当发达的。
至于琴瑟，却很有些难度，因为出土的瑟年代至多在春秋时期，而典籍记载却要久远得多，传说更纷纭，有伏羲、黄帝、神农为创始者之说，也有山海经提到的‘晏龙为琴瑟’之说。
史记中便记载，素女为黄帝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但由于出土文物匮乏，琴瑟对山海经的责问就显得相对严厉了，幸好新石器时代的钟、磬印证了五藏山经的确凿，这也算是稍有安慰吧。

后记

山海经是一部驳杂的著作，探究它自然也就要方方面面都照顾到，通过前文杂乱的透析，我们大致有了一些可关联的证据。比如生物方面，那些昆虫、犀牛以及那些可理解可阐释的怪兽，大大增强了五藏山经的可信度。再通过祭祀的方式、语言的习惯、动物、山脉命名的规则，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