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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中国文脉-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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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没出过一个近似于王阳明的哲学家,也没有出过一个近似于曹雪芹的小说家。

一位友人对我说:感冒无药可治,因此世上感冒药最多;同样,中国近、现代文学成果寥落,因此研究队伍最大。研究队伍一大就必然出现夸张、伪饰、围诼、把玩的风尚,结果只能在社会上大幅度贬损文学的形象。一般正常的读者,已经不愿意光顾这个喧闹不已的小树林了。

说起来,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倒是可喜,那就是应顺中国文脉已经不能不转型的指令,成功示范并普及了白话文。由于几个主事者气格不俗,有效抵拒了中国文学中最能闻风而动、见隙而钻的骈俪、虚靡、炫学、装扮等旧习,选了朴实、通达一路,诚恳与国际接轨,与当代对话,一时文脉大振。但是,由于兵荒马乱、国运危殆、民生凋敝、颠沛流离,本来迫于国际压力所产生的改革思维,很快又被救亡思维替代,精神哲学让位给现实血火,文学和文化都很难拓展自身的主体性。结果,虽然大概念上的中华文明有幸免于崩溃,而文脉则散逸难寻。已经显出实力的鲁迅和沈从文都过早地结束了文学生涯,至于其他各种外来流派的匆忙试验,包括现实主义在内,即便流行,一时也没有抵达真正的“高格”。

现代作家之中,真正懂文脉的也是鲁迅。这倒不是从他的小说史,而是从他对屈原、司马迁和魏晋人物的评价中可以窥探。郭沫若应该也懂,但天生的诗人气质常常使他轻重失度、投情偏仄,影响了整体平正。

在学者中,对中国文脉的梳理做出明显贡献的,有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三人。本来胡适也应排列在内,但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大学者却缺少文学感悟能力,例如他那么成功地考证了《红楼梦》,却不知道这部小说的真正魅力在何处,因此对文脉总有一些隔阂。梁启超具有宏观的感悟能力,又留下了大量提纲挈领的表述;王国维对甲骨文、戏曲史、《红楼梦》的研究和《人间词话》的写作,处处高标独立;陈寅恪文史互证,对佛教文学、唐代和明清之际文学的研究十分精到。我本人对陈先生的最高评价,在他对唐中期分界为中国全部古代历史分界的论定。这三位中,成就最大的是王国维。可惜,这位真正的大学者只活到五十岁就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

其他人文学者,即使学贯中西、记忆惊人,也都没有来得及对中国文化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推动。须知,记忆性学问和创造性学问,毕竟是两回事。

现代既是如此荒瘠,那就不要在那里流浪太久了。

如果有年轻学生问我如何重新推进中国文脉,我的回答是:首先领略两种伟大——古代的伟大和国际的伟大,然后重建自己的人格,创造未来。

也就是说,每个试图把中国文脉接通到自己身上的年轻人,首先要从当代文化圈的吵嚷和装扮中逃出,滤净心胸,腾空而起,静静地遨游于从神话到《诗经》、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以及其他文学星座的苍穹之中。然后,你就有可能成为这些星座的受光者、寄托者、企盼者。

中国文脉在今天,只有等待。

第二章 笔墨历史

笔墨是用来书写历史的,但它自己也有历史。

我一再想,中国文化千变万化,中国文人千奇百怪,却都有一个共同的载体,那就是笔墨。

这笔墨肯定是人类奇迹。一片黑黝黝的流动线条,既实用,又审美,既具体,又抽象,居然把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联结起来了。千百年来,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什么都可以分裂、诀别、遗佚、湮灭,唯一断不了、挣不脱的,就是这些黑黝黝的流动线条。

那么今天,就让它们停止说别人,让别人说说它们。

是不是要写“书法简史”?我的企图似乎要更大一点。

但是开笔,还是从自己写起。



在山水萧瑟、岁月荒寒的家乡,我度过了非常美丽的童年。

千般美丽中,有一半,竟与笔墨有关。

那个冬天太冷了,河结了冰,湖结了冰,连家里的水缸也结了冰。就在这样的日子,小学要进行期末考试了。

破旧的教室里,每个孩子都在用心磨墨。磨得快的,已经把毛笔在砚石上舔来舔去,准备答卷。那年月,铅笔、钢笔都还没有传到这个僻远的山村。

磨墨要水,教室门口有一个小水桶,孩子们平日上课时要天天取用。但今天,那水桶也结了冰,刚刚还是用半块碎砖砸开了冰,才抖抖索索舀到砚台上的。孩子们都在担心,考试到一半,如果砚台结冰了,怎么办?

这时,一位乐呵呵的男老师走进了教室。他从棉衣襟下取出一瓶白酒,给每个孩子的砚台上都倒几滴,说:“这就不会结冰了,放心写吧!”

于是,教室里酒香阵阵,答卷上也酒香阵阵。我们的毛笔字,从一开始就有了李白余韵。

其实岂止是李白。长大后才知道,就在我们小学的西面,比李白早四百年,一群人已经在蘸酒写字了,领头那个人叫王羲之,写出的答卷叫《兰亭序》。

我上小学时只有四岁,自然成了老师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上课时都用毛笔记录,我太小了,弄得两手都是墨,又沾到了脸上。因此,每次下课,老师就会快速抱起我,冲到校门口的小河边,把我的脸和手都洗干净,然后,再快速抱着我回到座位,让下一节课的老师看着舒服一点。但是,下一节课的老师又会重复做这样的事。于是,那些奔跑的脚步,那些抱持的手臂,那些清亮的河水,加在一起,成了我最隆重的书法入门课。如果我写不好毛笔字,天理不容。

后来,学校里有了一个图书馆。由于书很少,老师规定,用一页小楷,借一本书。不久又加码,提高为两页小楷借一本书。就在那时,我初次听到老师把毛笔字说成“书法”,因此立即产生误会,以为“书法”就是“借书的方法”。这个误会,倒是不错。

学校外面,识字的人很少。但毕竟是王阳明、黄宗羲的家乡,民间有一个规矩,路上见到一片写过字的纸,哪怕只是小小一角,哪怕已经污损,也万不可踩踏。过路的农夫见了,都必须弯下腰去,恭恭敬敬捡起来,用手掌捧着,向吴山庙走去。庙门边上,有一个石炉,上刻四个字:“敬惜字纸。”石炉里还有余烬,把字纸放下去,有时有一朵小火,有时没有火,只见字纸慢慢焦黄,熔入灰烬。

我听说,连土匪下山,见到路上字纸,也这样做。

家乡近海,有不少渔民。哪一季节,如果发心要到远海打鱼,船主一定会步行几里地,找到一个读书人,用一篮鸡蛋、一捆鱼干,换得一叠字纸。他们相信,天下最重的,是这些黑森森的毛笔字。只有把一叠字纸压在船舱中间底部,才敢破浪远航。

那些在路上捡字纸的农夫,以及把字纸压在船舱的渔民,都不识字。

不识字的人尊重文字,就像我们崇拜从未谋面的神明,是为世间之礼、天地之敬。

这是我的起点。



很多事,即使参与了,也未必懂得。

我到很久之后才知道,那些黑森森的文字,正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基元。它们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过分。

其一,这些文字证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已经彻底摆脱了蒙昧时代、结绳时代、传说时代,终于找到了可以快速攀援的麻石台阶。如果没有这个台阶,在那些时代再沉沦几十万年,都是有可能的。有了这个台阶,则可以进入哲思、进入诗情,而且可以上下传承。于是,此后几千年,远远超过了此前几十万年、几百万年。

其二,这些文字展现了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可能,那就是,辽阔的山河,诸多的方言,纷繁的习俗,都可以凭借着这些小小的密码而获得统一,而且由统一而共生,由统一而互补,由统一而流动,由统一而伟大。

其三,这些文字一旦被书写,便进入一种集体人格程序,有风范,有意态,有表情,又协和四方、对话众人。于是,书写过程既是文化流通过程,又是人格修炼过程。一个个汉字,千年百年书写着一种九州共仰的人格理想。

其四,这些文字一旦被书写,也进入一种集体审美程序,有造型,有节奏,有徐疾,有韵致。于是,永恒的线条,永恒的黑色,至简至朴,又至深至厚,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美学品格。

……

我曾经亲自考察过人类其他重大的古文明的废墟,特别注重那里的文字遗存。与中国汉字相比,它们有的未脱原始象形,有的未脱简陋单调,有的未脱狭小神秘。在北非的沙漠边,在中东的烟尘中,在南亚的泥污间,我明白了那些文明中断和湮灭的技术原因。

在中国的很多考古现场,我也见到不少原始符号。它们有可能向文字过渡,但更有可能结束过渡。就像地球上大量文化遗址一样,符号只是符号,没有找到文明的洞口,终于在黑暗中消亡。

由此可知,文字,因刻刻画画而刻画出了一个民族永久的生命线。人类的诸多奇迹中,中国文字,独占鳌头。

中国文字在苦风凄雨的近代,曾受到远方列强的嘲笑。那些由字母拼接的西方语言,与枪炮、毒品和科技一起,包围住了汉字的大地,汉字一度不知回应。但是,就在大地即将沉沦的时刻,甲骨文突然出土,而且很快被读懂,告知天下:何谓文明的年轮,何谓历史的底气,何谓时间的尊严。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族群临近灭亡时最后抖搂出来的,不是深藏的财宝,不是隐伏的健勇,不是惊天的谋略,而只是一种古文字?终于,我有点懂了。所以我在为北京大学的各系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开始整整一个月,都在讲甲骨文。



一般所说的书法,总是有笔有墨。但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文字,却不见笔迹和墨痕,而是以坚硬的方法刻铸在甲骨上、青铜钟鼎上、瓦当上、玺印上。更壮观的,则是刻凿在山水之间的石崖、石鼓、石碑上。

不少学者囿于“书法即是笔墨”的观念,却又想把这些文字纳入书法范畴,便强调它们在铸刻之前一定用笔墨打过草稿,又惋叹一经铸刻就损失了原有笔墨的风貌。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用笔墨打草稿是有可能的,但也未必。我和妻子早年都学过一点篆刻,在模仿齐白石的阴文刀法时,就不会事先在印石上画样,而只是快刃而下,反得锋力自如。由此看甲骨文,在那些最好的作品中,字迹的大小方圆错落多姿,粗细轻重节奏灵活,多半是刻画者首度即兴之作,而且照顾到了手下甲骨的坚松程度和纹路结构,因此不是“照样画葫芦”。

石刻和金文,可能会有笔墨预稿,但一旦当凿刀与山岩、铸模强力冲击,在声响、石屑、火星间,文字的笔画必然会出现特殊的遒劲度和厚重感。这是笔墨的损失吗?如果是,也很好。既然笔墨草稿已经看不到了,那么,中国书法有这么一个充满自然力、响着金石声的开头,可能更精彩。

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书法史的前几页,以铜铸为笔,以炉火为墨,保持着洪荒之雄、太初之质。

我在殷商时的陶片和甲骨上见到过零星墨字,在山西出土的战国盟书、湖南出土的战国帛书、湖北出土的秦简、四川出土的秦木牍中,则看到了较为完整的笔写墨迹。当然,真正让我看到恣肆笔墨的,是汉代的竹简和木简。

长沙马王堆帛书的出土,让我们一下子看到了十二万个由笔墨书写的汉代文字,云奔潮卷般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盛大节日,而时间又十分蹊跷,是一九七三年底至一九七四年初,…》小说下栽+wR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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