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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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说，宋代扼杀了大诗人陆游和辛弃疾，我不同意。陆游是活到整整八十五岁才去世的，辛弃疾没那么长寿，也活了六十七岁。我不知道所谓的“扼杀”是指什么。是让他们做更高的官吗？是让他们写更多的诗吗？在我看来，官不能再高了，诗已经够多了。
我的观点正相反：是宋代，造就了他们万古流芳的人生美学。
宋朝，结束在陆游去世的七十年之后。整整七十年，王师不仅没有北定中原，最后连自己也消失了。对手是谁？也不是辛弃疾要杀的敌人了，而是换成了浩浩荡荡的蒙古军队。他们先杀了辛弃疾要杀的敌人，终于反过身来向王师开刀了。
这不能全怪宋朝无能。我在这里要为宋朝略作辩解：在冷兵器为主的时代，农耕文明确实很难打得过游牧文明。
宋朝的对手，不管是辽、金，还是西夏，都是骑在马背上的劲旅，宋朝光靠着《孙子兵法》、抗战激情，确实很难从根本上取胜。至于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骑兵，更是一股无法抵挡的旋风，从亚洲到欧洲，那么多国家都无法抵挡，我们怎么能独独苛求宋朝？
其实宋朝也做出过杰出的抵抗。例如众所周知的“岳家军”就创造过抗金的奇迹。直到宋代后期，还出现了坚持抵抗的惊人典范，那是在现在重庆的合川钓鱼城，居然抵抗了蒙古军接近四十年。这是蒙古军在所到各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更重要的是，在这四十年中，蒙古军的大汗蒙哥死在钓鱼城下，蒙古帝国产生了由谁继位的问题，致使当时正在欧洲前线并很快就要进攻埃及的蒙古军队万里回撤。从此蒙古帝国分化，军事方略改变，世界大势也因此而走向了另外一条路。元朝的建立也大大地减少了血腥气。因此有人说：“钓鱼城独钓中原，四十年改变世界。”
钓鱼城保卫战为什么能坚持那么久？历史会记住一位最重要的早期决策者，那就是主持四川军政的余玠。他针对蒙古骑兵的弱点，制定了守踞山险、以逸待劳、多用夜袭、严控粮食等重要方针，并且安排当地民众在战争的同时继续从事耕作诸业。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克敌制胜的完整良策。可惜余玠在指挥这场战争的十年之后，被朝中的嫉恨者所害。后来的守将继续坚持他的方针，又守了整整三十年。
前不久有一批韩国余氏宗亲会的老者找到我，说他们的先祖是在宋朝时派到韩国去的高官。我笑了，指了指我身边的助理金克林，说他的祖先是明朝时从韩国到中国传教来的教士。我说，人们的迁徙每每超越国界，但有一些人应该被不同源流、不同国家的人共同记住。宋代的余玠就是一位，他是我们余家稀有的骄傲，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余姓的名人少之又少。
钓鱼城关门那么久，也毕竟有打开城门的一天。这是大势所致，只能如此。全国只剩下这座孤城，继续抵抗已失去任何军事意义。最后一位主帅王立得知，如果元军破城，城中十几万百姓很可能遭到屠杀，而如果主动开门，就可以避免这个结果。在个人名节和十几万生命这架天平上，王立选择了后者。元军也遵守承诺，没有屠城。
一个月后，南宋流亡小朝廷也覆灭了。
只有一个人还保持着不可覆灭的气节，那就是文天祥。他是状元、学者、诗人，做了宰相，誓死不屈，把宋代文人的人格力量做了最后的展示。元朝统治者忽必烈对他十分敬佩，通过各种途径一再请他出任宰相，并答应元朝以儒学治国。但文天祥说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只想舍生求义。
由于文天祥的坚持，民间就有人借各种名目起义，准备劫狱救出文天祥。这对建立不久的元朝构成了很大的不安定成分。忽必烈亲自出面劝说文天祥不成，只得一再长叹：“好男儿，不为我用，杀之太可惜！”文天祥刚就义，忽必烈的阻杀诏旨赶到，却已经晚了一步。
文天祥留给世间的绝笔书是这样的：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原来，他把自己的死亡看成是一个实行儒学的文化行为。中国文化一旦沉淀为人格，经常会出现这种奇崛响亮的生命形象。这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多见。
八
按照中国历来情绪化的黑白思维，文天祥的舍生求义很容易给元朝和忽必烈打上反面印记。
其实，历史永远以一种简单的外貌掩饰着一种复杂的本质。民众要求简单，勾画出一个个“易读文本”，并且由此拒绝复杂。这实在是人们的一大误区。
民众不愿意想象的事情倒很可能是真实的。例如，文天祥就义那天，他心中未必存在对忽必烈本人的多大仇恨；而当时上上下下最不希望文天祥离世的，恰恰正是忽必烈。
历史只要到了这种让两个杰出男子毫无个人情绪地默默对峙的时分，总是立即变得十分深刻，每个时辰都有万钧之力。中国人的历史观，实在被那种故事化的浅薄深深毒害了，已经难于品味这种互相激赏中的生死对立，已经无法体验这种相顾无言中的冤家知己。
因此，我想在崇敬地悼念过文天祥之后，立即做出这样的表述：忽必烈是一位杰出的统治者，他比不少宋朝皇帝优秀得多；元朝是一个很好的朝代，它又一次使中国真正地回归于统一，而且是一种更加扩大、更为有效、更不封闭的统一。
元朝社会的实际情况，说起来太长，我只想借用两副外来的客观目光。
一位是马可·波罗。他在元朝初期漫游中国，看到处处繁荣精彩。对于曾经作为南宋首都、照理应该被破坏得最为严重的临安，他描写得非常周全细致。最后的结论是：“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须知，他的家乡是素以美丽著称的威尼斯。
由此可知，临安在改朝换代之际虽然遭到破坏，却还是把很大一部分文明留下了，而且是高贵的宋代文明。
另一位是欧洲传教士鲁布鲁乞，他早于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的叙述从另外一个更深入的文化层面上告诉我们宋代留下了什么样的文明生态。鲁布鲁乞眼中的中国是这样的：
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忠厚是随处可见的高贵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他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时常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
读着这样的记载，我有点汗颜，相信很多同胞也会如此。宋代经过了多少战祸荼毒，留下的文明居然是这样，真该为我们的祖先叫好。我希望历史学家们不要再为宋代终于被元代取代而继续羞辱它了。真的，它没有那么糟糕，在很多方面，比我们今天还好。
忽然想起几年前上海博物馆展出《清明上河图》真迹时的情景。消息传出，世界各地很多华人纷纷飞到上海，而上海市民则天天连续几小时排着看不到头的长队。热闹的街市间，只见当代中国人慢慢移动着，走向张择端，走向汴京，走向宋代。恍惚间，画外的人与画内的人渐渐联结起来了，迈着同样从容的步伐。
我和妻子是约着白先勇先生一起去观看的。长长的队伍中有人在说，几位九旬老人，两位癌症晚期病人，也排在中间。博物馆方面得知，立即派出工作人员找到这些老人和病人，请他们先行入场。没想到，他们都拒绝了。他们说，看《清明上河图》，就应该恭恭敬敬地站那么久；我们来日无多，更要抓住这恭敬的机会。
前前后后的排队者闻之肃然。大家重新收拾心情，整理步履，悄悄地向宋代逼近。
第十九章 陌生人
一
那天，成吉思汗要在克鲁伦河畔的宫帐里召见一个人。
这个人住在北京，赶到这里要整整三个月。出居庸关，经大同，转武川，越阴山，穿沙漠，从春天一直走到夏天。抬头一看，山川壮丽，军容整齐，叹一声“千古之盛，未尝有也”，便知道到了目的地。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已经十二年。这十二年中，一直在打仗，主要是与西夏和金国作战。三年前在与金国的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不仅攻占了金国的中都（即北京），还分兵占领了大小城邑八百多个。中都的一批金国官员投降了蒙古军。
金国是女真族建立的王朝，为的是要反抗和推翻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契丹人的辽国。金国后来确实打败了辽国，却没有想到蒙古人后来居上，又把它打败了。
长年的征战，复杂的外交，庞大的朝廷，使成吉思汗的摊子越铺越大。每天都有内内外外的大量问题要面对，成吉思汗急于寻找有智慧、有学问的助手。他原先手下的官员几乎都是没有文化的莽将，连他自己也没有多少文化。
他到处打听，得知四年前攻占金国中都时，有一位投降过来的金国官员很有智慧，名字叫耶律楚材。
这个名字使成吉思汗立即做出判断，此人应该是契丹族、辽国皇族的后裔。耶律家族是辽国显赫的皇族，后来由于金国灭辽，也就一起“归顺”了金国。这应该是耶律楚材祖父一辈的事，到耶律楚材父亲一辈，已经成了金国的高官了。但成吉思汗知道，这个家族在内心对金国还是不服的，企盼着哪一天能够报仇复国。早在蒙古统一之前，当时还没有成为成吉思汗的铁木真曾经遇见过作为金国使节派到蒙古部落来的耶律阿海，两人暗中结交，还立下过共同灭金的志愿。
想到这里，成吉思汗笑了，心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家族，被金所灭而降金，金被蒙军打败后又降蒙，如此两度投降，是不是真的始终保持着复兴契丹之梦呢？好在，今天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分别从契丹和蒙古的立场，一前一后一起笑骂曾经那么得意的金国。
随着一声通报，成吉思汗抬起头来，眼睛一亮。出现在眼前的人，二十七八岁光景，高个子，风度翩翩，声音洪亮，还留着很漂亮的长胡子，非常恭敬地向自己行礼。
成吉思汗高兴地叫了一声：“吾图撒合里！”
这是蒙古语，意思是长胡子。
这一叫，就成了今后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的习惯称呼。
寒暄了几句，成吉思汗便说：“你们家族是辽国的皇族。尽管你做过金国的官，但我知道辽和金是世仇。你们的仇，我替你们报了！”
这话说得很有大丈夫气概。接下来，理应是耶律楚材代表自己的世代家族向成吉思汗谢恩。
但是，耶律楚材的回答让成吉思汗大吃一惊。
他说：“我的祖父、父亲早就在金国任职为臣了，既然做了臣子，怎么可以暗怀二心，仇视金国君主呢？”
这话听起来好像在反驳成吉思汗，而且公然表明了对成吉思汗的敌人金国君主的正面态度，说出来实在是非常冒险。但是，成吉思汗毕竟是成吉思汗，他竟然立即被感动了。
一个人，对于自己服从过的主人和参与过的事业，能一直表示尊敬，这已经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在表示尊敬的时候，完全不考虑被尊敬对象的现实境况，也不考虑说话时面对着谁。这样的人，成吉思汗从来没有见过。
成吉思汗看着耶律楚材点了点头，当即向左右表示：这个人的话要重视，今后把他安排在我身边，以备随时咨询。
这在后来的《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上记为：“上雅重其言，处之左右，以备咨访。”
二
这是公元一二一八年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很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成吉思汗的军事方向，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天下最大的烈火，总是由最小的草梗点燃。
据记载，那年成吉思汗派出一个四百五十人的商队到中亚大国花剌子模进行贸易，不料刚刚走到今天哈萨克斯坦锡尔河边的一座城市，就出事了。商队里有一个印度人是这座城市一位长官的老熟人，两人一见面他就直呼其名，没有表示应有的尊敬，而且还当场夸耀成吉思汗的伟大。那个长官很生气，下令拘捕商队，并报告了国王摩诃末。国王本来就对成吉思汗送来的国书中以父子关系形容两国关系十分不满，于是下令杀死所有商人、没收全部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