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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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困境的背后是全球化环境下西方政治话语的苍白。西方文明有其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有其短处，特别是过多的自我中心，过多的对抗哲学，过多的好为人师，缺乏一点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辩证观”和“天下观”，怎么能指望这种狭隘的政治话语来解决今天这么错综复杂的世界性难题呢？倒是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为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带来了一些希望。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消除贫困的经验广受好评；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的“互利双赢”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和谐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为解决世界“文明冲突”这个难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在这些问题上，不是中国接受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话语僵化的问题，是西方最终要接近甚至接受我们话语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普世价值是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因为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中国应该为丰富普世价值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已显然不足以应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什么“和平”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没有和平，还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权”？为什么“良政”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民主是手段，最后都应落实到良好的政治治理。为什么“和谐”不能成为普世价值？以强调“对抗”为特点的西方文明难道不能从讲究“包容”的中国文化中受到启迪吗？为什么“消除贫困”不能成为普世价值？现在世界上饥民人口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消除贫困”应当成为普世价值。总之，普世价值的探索和发展正未有穷期，一旦超越西方话语，我们就海阔天空。
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2007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文，称当前世界存在着“三种情绪”：一种是欧美国家的“忧心忡忡”，他们忧心恐怖主义，担心经济衰退，害怕失去竞争力，也害怕失去影响力。一种是伊斯兰国家的“屈辱之感”，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过多的欺辱，这种深深的屈辱感已转化为对西方的仇恨。另一种是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充满自信”。他认为中国今天的特征是：避免国内外冲突，专心致志地发展自己，综合力量迅速崛起。这使我想到了一些西方人士当年曾扬言要抵制北京奥运会。其实，中国对此不必太担心。2006年曾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中非高峰会，来了40多位非洲国家首脑，西方世界当时惊呼自己被中国边缘化了。西方对中国在第三世界影响的扩大忧心忡忡，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着资源、市场和机遇。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国家自己。
我们珍视与西方的关系，也愿意学习其一切长处，但我们拒绝傲慢与偏见。我们对西方话语的态度既不是俯视，把西方话语看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也不是仰视，把它奉为金科玉律，全盘接受，而是平视，用中国人“实事求是”的核心价值观对其逐一加以审视，一部分要学习，一部分要借鉴，一部分要反诘，一部分要扬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维系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其真正崛起必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这个历史性的进程中，“失语”的不会是中国，而应该是“话语霸权主义”。
三、也谈人权
日内瓦有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过去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每年开会，都会引来大量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有要求禁止地雷的，有关心日本“过劳死”的，还有支持同性恋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好一番热闹。外交官们也很辛苦，会场内外，忙来忙去，常常几天几夜睡不好觉，为了一些有争议的决议草案进行没完没了的磋商，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会场，不少人简直就是昏昏欲睡的样子。这时如果会场上突然来了个“搅局”的，大家的精神都会为之一振。2008年3月28日下午就有那么一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讨论欧盟提出的一个决议草案，内容涉及联合国保护言论自由报告员应该获得什么样的“授权”。
欧盟代表自我感觉良好，从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度，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决议草案，认为这个决议草案不应有任何争议，故提议不经表决通过。这时老资格的埃及大使发言了，而且是代表着有57个成员（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他说，众所周知，最近出现了丹麦画家丑化真主穆罕默德的漫画事件，西方一些国家以言论自由加以辩护，对全世界的穆斯林造成了深深的伤害，我们认为这是滥用言论自由，应该受到谴责，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一个修正案，要求联合国保护言论自由报告员，调查并向人权理事会汇报世界上“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构成种族或宗教歧视行为”的情况。
斯里兰卡大使接着发言，他是科伦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讲话总是那么不卑不亢，像是在讲堂上给自己的学生授课。他说这个修正案好，因为权利与义务之间要有某种平衡，否则会出现大问题。现在是全球化的世界，信息一瞬间就传遍全世界，发达国家里一些人可以以言论自由为名，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而发展中国家内就会立刻出现罢工、罢课、罢市，甚至厮杀。埃及的这个修正案能使欧盟的这个决议变得更加全面。欧盟代表发言反对，认为这纯属另外一类问题，不应该放在这里讨论。
这时古巴代表发言了。古巴外交官在国际场合老是遭到西方的责难和攻击，所以能言善辩者不少。古巴代表说，这个决议案中有这么一句话：“承认一切形式的媒体，包括出版、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等，在行使、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说应该在“行使”这个词之前加上“公平和公正地”，整个句子也就改成了“承认一切形式的媒体，包括出版、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等，在公平和公正地行使、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下面传来一阵笑声，知道这句话把原文的意思给“阉割”了。欧盟代表坚决反对。最后主席裁定要进行表决。欧盟代表则要求休会，大概想拖延一下，以求改变这种失控的局面。但埃及大使不买账，大声地说，主席刚才已经宣布开始了投票，根据议事规则，这个行为必须进行下去。欧盟代表无奈。表决的结果是：32票赞成，0票反对，15票弃权（欧盟成员等投了弃权票）。这样，这个最初由欧盟提出的关于言论自由报告员授权的文件，变成了联合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包含了防止滥用言论自由内容的文件，其意义非同小可。看来西方话语垄断权在CNN和BBC等媒体中还可以存在下去，但是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
言论自由是好事，但言论自由和言论责任确实应该成正比，有自由，就一定要承担与自由相适应的责任，绝对自由，就和绝对权利一样，会导致绝对腐败。以言论自由为例，在西方大部分国家里，歌颂希特勒也是违法的，挑动民族仇恨也是被禁止的。但是各个国家在言论自由的幅度上，确实差异很大。中国言论自由总体上在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走，只要你比较一下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的情况，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这是个大趋势，随着网络世界的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刚才提到的这个滥用言论自由的问题，在2008年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不实报道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激起了全球华人的愤慨。西方媒体应为此承担自己的责任。新闻和言论自由被滥用，煽动了民族仇恨，最典型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铁托在世的时候，他教育南斯拉夫民众，不分族群，大家都是南斯拉夫人，彼此平等尊重，和睦相处，但后来这一切被西方推动的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所否定，各个族群随即都开始强调自己的权利，民粹主义政客一个接一个被选上了台，结果导致了族群厮杀和国家解体。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虽然少数民族只占中国总人口的8％，但他们居住的面积涵盖了大半个中国的领土。在言论自由的界定中，我们一定要禁止煽动族群仇恨，一定不能像西方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样，使一个团结的中国变成一个分裂的中国。
2008年8月，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之际，在罗马也举行了一场关于全球治理创新的研讨会，一位来自美国的学者问我，中国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样的人权”？我说：“很好，但这还不够，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样的选票，让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起来选举美国总统？”他犹豫了。其实，各种全球问题治理之所以困难重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一些主要国家总想当全世界的法官，但拒不接受世界人民的监督。西方不少人总认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罗斯人更了解俄罗斯，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养成了指手画脚、乱开药方的陋习，但对自己药方带来的后果从不承担任何责任，这种做法不知已经侵犯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光是一场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光是那个“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就给非洲带来多少灾难？光是一个“休克疗法”就给俄罗斯带来了多少悲剧？
中国走自己的路，把中西方的长处结合起来，国家迅速崛起，虽然仍面临不少问题，但总体效果远远好于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就像争取奥运会金牌一样，如果你只认可西方一种模式，那么一个发展中国家大概只能落得个印度的水平，但当你把东、西方的长处融合起来，就出现了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这对中国的人权事业和其他方面的进步都有启迪。
记得2005年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英国女学者曾这样问我：西方普遍认为中国的人权情况每况愈下，您怎么看？我说：“第一，讨论中国的人权，一定要先问问中国人，而不是问美国人和欧洲人，否则您会犯常识性的错误。您不妨问一下您在欧洲遇到的任何中国人，也可以去中国与您见到的所有中国人了解一下：中国的人权究竟是好了还是坏了？从我自己了解的情况来看，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他们现在的人权状况比过去要好。
“第二，中国使得4亿多人脱离了贫困，现在正努力实现13亿中国人的全民社保。30年前，中国人拥有一块手表都是奢侈，而今天中国民众的住房自有率已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希望您在研究中国人权的时候，既看到中国的问题，也看到中国的成绩，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特别是不要忽视大多数中国人自己的感受。
“第三，中国确有自己的人权问题，需要不断纠正和改进，中国也可以从英国、从西方借鉴不少好的做法。中国这30年一直在学习别人的长处，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但是西方也要努力去解决自己诸多的人权问题。我在您的国家生活过，知道英国至今还没有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做同样工作的女士比男士的收入要少20％到25％，这是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第2款的。作为一个英国女学者，您不妨也花时间关心一下这个问题，捍卫一下您自己的权利和您的英国妇女同胞的权利。”
如果持平地看一看中国与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大概有这么五个特点。第一，联合国界定的人权，主要指政治、公民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西方传统上，在对外交往中，只强调政治和公民权利，忽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美国不把这后三种权利看作人权。这方面，美国真是严重落伍了，连很多欧洲人都看不下去。如果我们采用的不是美国自己制定的狭隘的人权标准，而是联合国确定的人权标准，美国的人权问题应该是发达国家中最多的，比方说，3亿人口的美国竟有近5 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更不要说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大规模侵犯人权了。
第二，西方喜欢从法律角度来讨论人权，认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权问题才可以算是人权问题，但是在对外政策中，又总是把法律问题政治化。采取法律的方法，在法制较健全、律师数量充足的国家里比较容易做。而在法制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据我观察，应该在推动法制建设的同时，注意通过政治方法来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