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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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27＇

西方制度的这五个问题集中体现为西方版的“空谈误国”。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是高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兑现了多少承诺？华尔街还是我行我素，他承诺了削减国债，但国债却从原来的11万亿美元增加到17万亿美元。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调侃过美式民主的空谈特点：“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28＇对美国政客忙于打口水仗，美国公众也深感失望，美国盖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调结果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公众对美国国会“非常有信心者”仅为6％，“较有信心者”为7％，两者相加是13％。日本经历了“失去的20年”，走马灯一样地换首相的20年，政客们竞相给出美丽的承诺，但落到实处的非常有限。

西方政治制度产生了一大批能说会道但不能干的政客。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公开说，自己是“凡人一个，既非世袭议员，也没有雄厚资金，既不是帅哥，也没有卖点，但有一点让我引以为豪的是，在现有政治家中，我是街头演说做得最好的”。但多数日本百姓似乎早已厌烦了这种言而无信的政客。日本《大众周刊》的一篇评论如是说：“如果实行美国式的竞选辩论就可以改变日本政治，我们只要有一群杰出的辩论家就行了，日本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人。国家政治混乱，不是这种人太少，而是这种人太多。日本现在需要的不是辩论家，而是实干家！”＇29＇

今天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遗留下来的家产，如西方许多国家那样，他自然还可以继续挥霍和“游戏”，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恐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对于那些没有祖上留下家产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成了宠坏的孩子，则无药可救。文人小说下载

如果说以上述中国概念点出了西方模式的某些顽症的话，那么“与时俱进”大概就是中国人可以给西方模式开出的药方。其实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经历了54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危机后，比利时的一批知识分子于2011年11月发表了《千人集团宣言》，对西方民主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除了民主，现在全世界的革新无处不在。如公司必须不断创新，科学家必须不断跨越学科藩篱，运动员必须不断打破世界纪录，艺术家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但说到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我们显然仍满足于1830年代的程序。我们为什么必须死抱着两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着的有机体，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30＇

六、三个“基因缺陷”

我们讲西方政治制度的“五个缺乏”也好，讲西方政客的“空谈误国”也好，背后是不是还有更大的问题？我认为有，那就是现行的西方制度暴露出来的一些深层次缺陷，这些缺陷也许可以被称为“基因缺陷”。如果这些基因缺陷迟迟无法得到修补的话，最终历史可能会证明，今天仍然在国际话语中暂时占有优势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甚至是昙花一现。为什么这样说？

如果我们把历史往前推2　500年左右，当时在希腊有一些很小的城邦，实现了某种民主制度——先把妇女和奴隶排除出去，然后在达到一定条件的男性市民中搞一人一票，这种制度后来被斯巴达打败了。之后的两千多年中，“民主”这个词在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大致等同于“暴民政治”。近代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化之后，开始引入一人一票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以美国为例，真正普选是从1965年才开始的，比较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两者时间上的差别不过13年。当然，两者的背后是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差异。既然两种新制度形成的时间差距并不长，两者不妨竞争一下，我本人更看好中国模式。

历史上的西方政治精英，包括美国的国父，在民主问题上都比现在西方的政客要谨慎得多。他们大都倾向于采用“共和”与“法治”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民粹”。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福山宣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历史的终结”，我们不仅看到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傲慢，也看到了这种傲慢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巨大代价。冷战时代结束后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以传教士的热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西方民主模式，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一时颇有势不可挡的气势。但20多年过去了，第三次“民主化”的成绩单几乎乏善可陈，倒是坚决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崛起。

我多次讲过这样一个观点：一个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如果采用了今天的西方政治体制，基本上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如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台湾等；另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问题是这种结局是否也开始降临到西方国家？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已不能完全排除了。虽然多数西方国家目前还没有陷入从希望到绝望，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仍然享有早先积累的财富（包括大量的不义之财）和国际秩序中的一些特权，如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西方民众对自己国家现状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从希望到失望或持续失望的状况。根据美国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调，美国民众在2009年和2012年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分别为30％和29％；英国为30％和30％；法国为32％和29％；意大利为25％和11％。如果西方国家还是拒绝“与时俱进”的改革，西方整体走衰的趋势估计还会加速，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国家滑入“第三世界”的可能，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似乎正在整体滑向“第三世界”。

西方政治模式深层次的“基因缺陷”是什么？我看主要是今天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的三个预设：（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所谓“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我们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选择，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迄今为止的社会经验和实践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为强化了。多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利益。当初的希特勒就是这样上台的；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被民粹政客毁掉的，今天新媒体时代又为民粹主义的扩大和蔓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不久前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就是《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点出了理性人假设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于“理性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方说，“理性选民”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他认为民主频频失误的主要原因是选民“理性的胡闹”：多数美国的投票者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他们固有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把选举搞砸了；因为自己的“偏见”，自己投出的票也带有“偏见”，自己国家的政策最终也带有“偏见”而走上歧途。他认为美国现在要做的是提高民主的“质”，而不是增加民主的“量”，并建议需要“有水准的选民”投票才能解决美国民主制度所面临的质量问题。＇31＇当然，在大众民主几乎成为宗教的美国，卡普兰的建议只能是一种假设，基本没有操作性可言。

现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把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交给了选民，而集体意义上的选民和个人一样，都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别是受制于个人的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无法看到自己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选民非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的泛滥。政客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作秀的能力，就可以迎合大众的短视和局部利益。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中“群众路线”的核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既要了解民意，又要整合不同的民意并顾及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最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决策。从过去数十年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决策与西方相比，民粹主义成分总体上比西方少很多。

“绝对权利”的预设带来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此外，各种绝对权利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这么多的权利都是绝对的，不容妥协的，不能度让的。这样一来，权利之间互相排斥，小至家庭大至社会的凝聚力都大幅衰退。今天的美国社会就充斥着各种权利互相打架的严重问题：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和不信教者的权利、隐私权捍卫者和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绝对权利登峰造极带来的危机是美国今天最大的社会危机之一。随着权力的绝对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已经基本解体，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对亲人、对家人、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已经从“传统家庭”（一对夫妇加孩子）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今天的所谓“多元家庭”社会，即包括单亲、私生子、大孩子生小孩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状况构成的社会。1970年“传统家庭”还占美国家庭总数的40％，但到了2012年，“传统家庭”的比例已经跌到了19％。1965年，全美只有7％的孩子由未婚母亲生育，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一类情况飙升。如今，41％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属于未婚或离异状态，30岁以下的母亲中，这个比例甚至高达53％，而单身妈妈家庭中贫困的比例高达40％。32

这种“畸形家庭”的特点是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十多年前，一部华人电影《喜福会》曾打动过无数美国人，因为电影里几代人之间还能进行亲情交流，这种场景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很少了，这使许多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老年观众动容。美国的“畸形家庭”结构自然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社会，美国犯罪率奇高与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的社会建设一定要超越美国这种畸形社会的模式。

在政治层面，权利绝对化表现为党派政治“极化”趋势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两党及其支持者都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国今天的政治版图是一张分裂的版图。2000年“9·11”的时候，美国两党曾出现过一次难得的共识，之后，党派又纷争不断，无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识。哈佛学者玛丽·安·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Rights　Talk：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一书中哀叹：美国是全世界权利种类最为繁多、权利信仰最为坚定的国家，但“美国式权利话语的生硬与直白、赐予权利时的挥霍无度、言过其实和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乃至褊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等等，导致了“权利的封闭性、权利拥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匮乏”。33中国人所秉持的权利与义务平衡，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代表的是一种基于常识的价值观念，也代表了人类社会应该走向的未来。更进一步说，不仅是权利和义务要平衡，而且不同的权利之间也要保证必要的互惠与合作。唯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良性运行。

至于“程序是万能的”这种预设，这首先导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日益游戏化：西方民主演变成了以“游戏民主”为核心的程序民主，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游戏民主”看来将越来越玩不转。

牛津学者斯泰恩·林根在其《魔鬼组成的民族》（Nation　of　Devils）一书中探讨了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的程序困境，比方说，美国的“立法失控”的问题：各种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