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6小时-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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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一学术争端，硬说马寅初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
1960年3月31日，马寅初“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这位八旬老人“辞宫归第”时的委屈
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寅初蒙受了20年的冤屈得到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不
久，又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并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
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马寅初宁静的心境顿时翻腾起来，他感慨地说：“我这样的案子
也能翻过来，历史上是没有的。共产党真伟大！”
应邀者之四沈钧儒：
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著名“七君子”之一。毛泽东几次与他通信联系，共商
抗日大计。重庆谈判期间，他们相聚于“民主之家”。90诞辰时，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设
宴招待，称之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他1875年生，浙江嘉兴人。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思想影响，主张维新变法。虽参
加科举，29岁中举人，30岁中进士，但并不热衷功名仕进，1905年博取功名后旋赴日本
政法大学求学，从而放弃了仕进的机会。1907年回国后曾从事立宪活动，任浙江咨议局
副议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出任浙江警察局长，后改任浙江教育司长。1912年5月加入同
盟会，不久又参加柳亚子等创办的南社。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沈钧儒曾在袁世凯、曹锟两任内任职，但抵制袁氏复辟，反对
曹锟贿眩1920年南下广州，出任孙中山军政府检查厅厅长。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沈钧
儒充任浙江省政务委员兼秘书长。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沈钧儒被捕入狱，
获释后担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
杨杏佛、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参与营救受国民党迫害的人士。
1935年，邹韬奋所办《新生周刊》案件发生，该刊主笔、著名进步人士杜重远被捕入狱，
沈钧儒曾以律师资格为其辩护，名噪一时。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随后“一二·九”运动由北平首先发起并迅速波及全国。沈钧儒与马相伯、邹韬奋、陶
行知等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发起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
沈钧儒当选为大会主席。翌年5月，该会扩大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声势更加浩大，沈
钧儒作为该组织的主要发起人和领袖，被选为15人组成的执委会常委之一。这年7月，他
与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4人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
一文，主张响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全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救亡联合阵
线，发动民众，实行抗日言论自由，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与中共联合一致抗
日救国。当时，这篇文章曾印成单行本，影响极大。毛泽东看到该文后，立即于9月18日
致函沈钧儒等4人，高度赞誉他们的爱国行动与正义言论。他在信中写道：“先生们抗日
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
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随函
毛泽东还附上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请沈钧儒等审察其情，并告之他已委
托潘汉年在上海与他们经常联系，以便彼此沟通信息，交换意见，增进友谊。
这是毛泽东与沈钧儒之间的第一次通信联系。同年10月30日，毛泽东再次公开致函
沈钧儒等人，沈钧儒等人主办的《救国时报》公开刊登了毛泽东答复他们的电文，文章
说：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做亡国
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
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
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治派别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与你们纲领和要求上提出的一样，
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最后，毛泽东还提出，希望沈钧儒等和其他抗日组织前去
参加苏维埃政府，也希望他们派代表前去进行合作谈判，同时还表示可以到苏区外的其
他安全地区与他们进行合作谈判。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对沈钧儒为代表的民主力量
是相当尊重的。
1936年11月，沈钧儒等“七君子”因宣传抗日救国获罪入狱，在中国共产党、全国
人民及国际友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抗战爆发后将他们释放。
1941年皖南事变后，作为救国会方面的参政员，沈钧儒同中共参政员采取一致行动，
拒绝出席参政会，抗议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行径。这年3月，沈钧儒倡议组织中国
民主政团同盟，翌年正式加入，推动该盟日益走向政治进步，并由此成为民主人士左派
的旗帜。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被推选为13名常务
委员之一。翌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
务委员。
l945年8月，听到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消息后，沈钧儒不顾年迈体弱，在毛泽东抵达
重庆的当天亲自去机场迎接。他和张澜、黄炎培等几位老人中午便赶到了九龙坡机场，
毛泽东下机后与沈钧儒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此后，毛泽东曾亲自登门拜访沈钧儒，
同他商议时局对策及建国大计。9月2日中午，沈钧儒与张澜等代表民盟在素有“民主之
家”之称的特园欢宴毛泽东。毛泽东一进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
到家了。”在大客厅里，毛泽东同沈钧儒谈健康之道，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
共话“五四”往事，如同家人一般恳谈，其乐融融。毛泽东勉励大家说：“今天，我们
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9月11日晚，毛泽
东在他下榻的桂园宴请沈钧儒、张澜等民主人士，并就促进国共双方团结问题交换了意
见，沈钧儒等都表示当尽力斡旋，争取国共之间化戾气为祥和。
1947年10月，蒋介石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强令解散。民盟内的一些动摇分子
也发表了辞职和解散总部的声明，沈钧儒对此十分气愤，坚决反对向国民党妥协。1948
年初，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沈钧儒亲自主持通过了两项决议。主张一切民主党派都
要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路线，并第一次批判了民盟过去
所标榜的“中间路线”，指出这已成为一种走不通的幻想。中共“五一宣言”发布后，
沈钧儒立即于5月6日代表民盟和救国会两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中共提出的关于召
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
1948年9月，沈钧儒同部分民盟代表，应毛泽东之邀赴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
的筹备工作。到达哈尔滨时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共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彻
底否定中间路线。1949年元旦后，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求和
声明，提出和谈八项主张。随后，沈钧儒在沈阳与到达解放区的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
士亦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和平主张，拥护毛泽东的号召，
愿意在中共领导下，团结一致革命到底。2月1日，沈钧儒与李济深、谭平山等已到达解
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北平解放，庆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
大胜利。毛泽东收电后，十分感动，次日复电沈钧儒等人，感谢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与中共“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
陷于孤立”。并勉励说：“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
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2月，沈钧儒抵北平。6月，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并当选为筹备会
常务委员会副主席。9月21日，他出席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后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从此，沈钧儒与毛泽东因工作和私谊，
曾经有着十分频繁的交往和接触，毛泽东多次请他到中南海吃饭、叙旧及商谈工作。
应邀者之五陈嘉庚：
他是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1941年应毛泽东之邀赴延安访问。毛泽东曾送给他“华
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条幅。1950年回国定居，将全部家产捐献给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
他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出世时，父亲
陈杞已是一位在新加坡拥有一家米店的中等侨商了。在父亲远离的情况下，陈嘉庚由母
亲张氏一手抚育长大。9岁时，他开始入“南轩私塾”读书。早年的私塾生活，使他对旧
式教育的弊病有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日后萌发教育救国的思想奠定了基矗1890年秋，17
岁的陈嘉庚到新加坡，在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学商。当时，新加坡已沦为英国殖民
地，华人在这里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在这片土地上，洒遍了中国苦力的血汗。目睹这一
切，一股爱国爱乡之情在他心头油然而升。1892年，陈嘉庚接任“顺安”米号经理。次
年秋，他回国与秀才之女张宝果成婚，在家乡住了近两年，边经营渔业，边从塾师补习
中文，并出资2000元建立惕斋学塾，这是他捐资兴学的开端。
1900年冬，陈嘉庚为了返乡葬母，第三次回国。当时苦难的祖国正在帝国主义的铁
蹄下惨遭蹂躏，穷困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地呻吟。目睹这一切，陈嘉庚的心
中，郁结着无言的痛苦。此后，父亲的米店因管理不善，宣告破产。陈嘉庚亲睹父亲从
兴盛到衰落的情景，感慨颇深，立志从头起步，闯出一条新路来。在此后的30年间，陈
嘉庚从创立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和接办日新公司开始，凭借他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经营竞
争意识与创新精神，顶住当地殖民垄断资本的压迫排挤、日货的削价倾销和同行业的激
烈竞争，使个人企业在经营米业、菠萝、房地产、航运、橡胶等方面形成规模，从而成
为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之一。
早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十分不满的陈嘉庚，从阅读革命书报中深受同盟会革命主张的
影响。1910年春天，陈嘉庚正式加入同盟会，剪掉了辫子，与清王朝决裂，开始从事反
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活动。为了支持辛亥革命和救济国内难民，他奔走呼号，
带头筹款捐资。他一生克勤克俭，从不奢侈浪费。他常说：“我金钱取诸于社会，亦当
用诸于社会。”从1918年开始，陈嘉庚把大部分精力和资财用于兴学，先后创办集美学
校、厦门大学和南洋华侨中学。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难当头，陈嘉庚毫不犹豫地走在了南洋抗日救亡的最
前列，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1946年冬，他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
团”。1941年3月，他率团到达重庆，拒绝加入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中共领导人叶剑英、
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曾专程拜访了陈嘉庚，并在中共驻谕办事处举行欢迎茶会，会
上陈嘉庚流露了想亲往延安的心愿。获此消息不久，毛泽东发来电报正式请陈嘉庚访问
延安。同年5月，陈嘉庚到延安，毛泽东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并设晚宴招
待。窑洞俭朴的陈设，领袖的谦逊待人，不事铺张的晚餐等，都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
象。几天中，毛泽东多次到陈嘉庚住所，与他交谈，共同进餐。陈嘉庚也同从集美、厦
大和南洋到陕北参加革命的青年交谈，并且实地参观、访问，了解那里政治、军事、经
济和民生，所见所闻使他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完全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只有共产党
才是真诚奋勇抗日，从而不满国民党，而同情、拥护共产党，把延安视为中国的希望。
后来每当谈及延安之行，陈嘉庚都流露出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从避难地返回新加坡，结束了沦陷时期的流亡生活。在为他安
全脱险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特地送来了祝贺条幅，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华侨旗
帜，民族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