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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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洛佩斯·波蒂略向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债权国家谈到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共同合作找到解决办法，以使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能够找到走出危机的办法。他的言论得到了最大债务国元首的响应，巴西总统若昂·巴普蒂斯塔·菲格雷多随后谈到，这“让人们十分清晰地回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症状，当时在高利率的影响下，生产投资出现了全球性的窒息”。
1982年的整个夏天，白宫政策辩论一直在幕后进行，讨论如何应对呈爆炸性扩展的债务危机。在居高不下的联邦储备利率重压之下，美国经济严重下滑，人们游说里根总统要制定一个方案，既能解决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同时还能刺激美国工业投资和出口。
对优柔寡断的里根来说，华尔街以及亨利·基辛格在英国外交部和伦敦金融城的朋友们的意见更具影响力。为了赢得强大的华尔街权势集团的支持，作为他竞选“交易”的一部分，里根同意任命美林公司前主席唐纳德·里甘为财政部长，同时还任命了其他一些重要职位，特别是任命前三边委员会成员乔治·布什为副总统，任命布什的亲密朋友詹姆斯·贝克为白宫办公厅主任。他们认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全纽约银行。”到1982年10月，他们解决墨西哥和其他债务危机的方案已经成为里根政府的政策。1980年早期的世界债务表（系列，世界银行：华盛顿）显示这一时期的外债呈指数增长。
就在洛佩斯·波蒂略在联合国会员大会上发言的前一天，新任命的美国国务卿表明了美国的态度。乔治·舒尔茨是前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朋友，并且是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一重要事件的幕后关键人物，他向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们宣布了里根政府最后的答复。舒尔茨公布了华尔街解决债务危机的简单“方案”。
在8月初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债务之后，保罗·沃克尔会见了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提出计划，逐渐放宽对纽约大银行的限制。这就是舒尔茨宣称的“里根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并没有分析美国或者发展中国家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舒尔茨提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债务国偿还债务，并刺激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据称，这将作为“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吸引第三世界更多的商品出口。
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昂贵的“复兴”。
【华尔街故伎重演】
舒尔茨在联合国的重要声明是精心设计的，用来反击洛佩斯·波蒂略在联合国的演讲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元首。对于没有涉足债权银行和债务国谈判的人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在联合国发言后，洛佩斯·波蒂略未能把拉丁美洲团结起来。无论如何，他成了一个即将到期的总统，两个月后就要下台了。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和其他人士接二连三地访问了巴西和阿根廷，对她们进行了非同寻常的勒索，施加压力，阻止她们加入墨西哥人要求建立的共同解决债务危机的行动中去。
亨利·基辛格组建了一个更具影响力的咨询公司——基辛格顾问公司，他精挑细选的董事会成员包括阿斯本研究所主席、石油巨头罗伯特·安德森、撒切尔政府的前外务大臣卡灵顿勋爵，还有英格兰银行和华宝银行行长罗尔勋爵。基辛格咨询公司与纽约银行家和华盛顿政府圈内的人一起，对债务国“逐个”地强加了自凡尔赛赔款以来负担最重的债务追偿条款。
在国务卿舒尔茨9月30日联合国演讲之后，纽约和伦敦强大的私营银行利益集团驳回了所有合理的意见。它们设法让联邦储备委员会、英格兰银行，最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国际“警察”，这样就形成了现代历史上最协调的、有组织的掠夺团伙，远远超过了20世纪20年代的所作所为。
与西欧和美国媒体上谨慎宣传的印象相反，为了偿还纽约和伦敦高利贷者的债务，债务国不得不流血甚至是“割肉”，她们的还款额已经高出本金好几倍。1982年8月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大的第三世界债务国拒绝还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债务国被人“用手枪顶着脑袋”与私营银行签订协议，这些协议被银行家们委婉地称作“债务计划”。而他们的领导者多数都是花旗和大通曼哈顿银行。
1982年10月以后，针对债务国的围剿有几个明显的阶段。第一个关键阶段就是纽约和伦敦的私营银行把她们的债务危机“社会化”。通过媒体的大量采访，向国际银行系统发出警告，债务延期偿还后果严重，银行界得到了国际社会对债务偿还政策的空前支持，这些政策都是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汉华实业银行、劳埃德银行等精心炮制的。
这些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利用危机，把公共机构的权力转向为少数精英——即债权银行的少数权益服务。那年秋天，在英格兰迪奇雷公园，这些私营银行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组建了一个由纽约和伦敦主要银行参加的事实上的债权人卡特尔，这个卡特尔后来被称作“国际金融研究所”，或者非正式地称作“迪奇雷集团”〔迪奇雷集团的第一次聚会是1982年5月在伦敦的迪奇雷公园。这个聚会由哈罗德·利弗召集，当时的目的是控制美国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并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所有国家的中央银行。1982年1月，世界上36家最大银行的代表在纽约威斯塔饭店聚会，讨论了基础性的工作；10月，这些人再一次聚会，会上报告了一项实施计划，即推动美国的参议院立法，促使到2000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美国财政政策的控制者。——译者〕。他们继续施加影响，一位观察员把这一现象描述为“银行家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这种情况下，私营银行把它们的贷款风险社会化，把风险转嫁给公共纳税人，但同时把盈利据为私有。尽管有危机，这笔盈利还是相当可观的。
这些银行家与他们在里根政府里的朋友串通一气，如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故意危言耸听，过分渲染形势的严重性，以此来恐吓里根总统，白宫于是要求保罗·沃克尔、美国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拟定一个计划，给每一个债务国强加严格的“限制条件”。美国人还提议，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他们的限制性条件作为债务谈判的内容。实际上，这些条件是1919年之后纽约银行家们用来对付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苛刻的道威斯计划1923～1924年，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1865～1951）所主持的协约国国际专家委员会为德国制订的赔款计划。它于1924年8月16日经协约国伦敦会议正式通过，并于同年9月1日起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规定战败国德国应偿付巨额战争赔款。1923年，德国经济濒于崩溃，发生“赔款危机”，政局岌岌可危。协约国列强为防止资产阶级德国的瓦解和社会主义革命向西方扩展，以及避免赔款和债务化为乌有，制定了缓和当时德国赔款困难的道威斯计划。中各种条件的翻版，这些条件也曾在后来的杨格计划。
1929～1930年，由美国企业家和银行家杨格（1874～1962）所主持的协约国国际专家委员会为德国制定的新的赔款计划。于1930年1月经海牙赔款会议最后通过。
自1923年制定的道威斯计划执行后，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德国经济虽得到恢复，但德国劳动者遭受剥削的加强，战胜国列强对德国的严厉控制和德国对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的严重依赖，决定了德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十分脆弱。从1927年起，德国经济中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经济危机的一些征状相继出现，支付赔款再次成为问题。于是，协约国制定了杨格计划，作为道威斯计划的继续。中尝试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制性条件以及债务国与国际基金货币组织签署的协议，都是欧文·弗里德曼计划的一部分，欧文·弗里德曼先是美国政府官员，后来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他因处理债务问题有功而得到了花旗银行的高层职位。1988年底，弗里德曼曾经跟一位采访者谈到了债务危机刚开始时他的想法：我的想法是，把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作为对这些国家的诱饵。首先让你对国家经济状况产生一种形势严峻的感觉，然后你就会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指出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改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即“限制性”的药方，千篇一律。它们首先告诉债务国，如果还想从外国银行获得贷款，哪怕很少的贷款，必须大幅削减国内进口，大幅削减国家预算奇∨書∨網，特别是要削减对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政府补贴。其次，为了激发工业国对债务国出口产品的兴趣，要对货币实施贬值，这样可以使其出口商品对工业化国家具有“吸引力”，同时又买不起先进的工业品。据称，这些措施能够为偿还债务赢得硬通货。毫无疑问，就连帕森·马尔萨斯了解了这一过程，也会在坟墓里发出会心笑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结构调整计划还只是第一步；对于一些符合条件的候选国家，它还将实施计划的第二步——与债权银行签订“重组”外债偿还计划协议，或者是调整外债偿还计划的主要内容。在第二步中，银行通过签订合同从债务国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未来权益，它们把超期未还的欠款利息变成了欠债总额。
1982年，经过无数次的债务调整后，最终结果是债务人欠债权银行的债务数额越来越大，而事实上，这期间，拉丁美洲一分钱也没有得到。据瑞士再保险公司的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外债总额，包括长期债和短期债，从1982年的刚刚超过8390亿美元稳步增长到1987年的几乎13000亿美元。实际上，新增债务都是为了偿还那些无法偿还的旧债而新增的借款。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体制中，墨西哥被迫大幅度削减对药品、食品、燃料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补贴。人们，通常是婴儿，因为缺乏最基本的进口药品而无辜送命。
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墨西哥比索进行一系列贬值以“鼓励出口”。1982年初，在第一次贬值30％之前，比索与美元的汇率是12：1。而到1986年时，一美元升值到难以置信的862比索，到1989年这个数值竟高达2300比索。但是，在纽约银行和它们的华盛顿盟友的要求下，墨西哥外债的绝大部分都从私营部门转到了政府。到1985年底，外债总额从大约820亿美元增加到近1000亿美元。墨西哥很快步上了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的后尘。
阿根廷、巴西、秘鲁、委内瑞拉，包括赞比亚、扎伊尔和埃及在内的大部分非洲国家，还有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上演了这一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成为全球“警察”，奇书…整理…提供下载通过强迫这些国家接受历史上最严峻的紧缩政策，强制她们偿还高利贷。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牢牢控制在美英人手中，这一机构堂而皇之地成为英美金融和经济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人，这是史无前例的。当受害国得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前来考察时，她们就会发抖，这一点也不奇怪。实际上，英美银行是向拉丁美洲贷款的最大组织，它们威胁西欧和日本的银行，要求它们与英美“团结一致”，否则将导致国际银行体系崩溃。
1982年以后的几年里，这样的威胁并不是危言耸听。没有人敢提出挑战，所有债权国家的银行都紧密团结在纽约银行周围，支持基辛格在解决债务问题上的“强硬”方法。华盛顿和纽约银行以及它们在伦敦的朋友为此大肆宣传，债务完全是腐败的、不负责任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错误”。
这一次，纽约和伦敦的银行界非常自信，它们甚至拒绝增加贷款损失应急储备金，应对第三世界债务的违约损失。在20世纪80年代初，花旗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还给它们的股东分发了可观的红利，公开声称达到了“最高盈利水平”，好像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发生似的。
它们对美国政府有完全的影响力，并且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征收。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安全的呢？
随着一个个债务国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迪奇雷集团的债权银行妥协，大量资金逆向流动。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1986年期间，对109个债务国来说，仅支付给债权国的利息就达3260亿美元；本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