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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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伊朗国王的政变，就像1953年针对摩萨台的政变一样，由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策划，夸夸其谈的布热津斯基，骗取公众的“信任”，称这是为了帮助伊朗清除“腐败”，英国再次安然地躲在了后台。
整个1978年，国王领导的伊朗政府与英国石油公司关于修订已经有25年历史的石油开采协定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中。直到1978年10月，谈判破裂，破裂原因是英国要求对伊朗未来的石油输出拥有专有权，但又不保证一定会购买。显然，依赖英国控制的石油出口几近结束，伊朗似乎快要独立制定自己的石油销售政策了，这是自1953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且有像德国、法国、日本等急切的大买家。当年9月，伊朗刊物《可汗国际》在其社论中评论道：回顾与（大英石油公司）财团之间25年的合作和之前50年的关系，伊朗并不满意……展望未来，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应该自己计划管理所有的经营事务。
通过拒绝购买伊朗的石油产品，英国当时正在勒索伊朗，并对其施加巨大的压力；英国当时每天只向伊朗购买约300万桶石油，但两国的协议是英国必须每天购买不少于500万桶。这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收益压力，并创造了一种环境，英美情报机构到处安插受过严格训练的煽动者，大肆煽动对国王的不满情绪。另外，在这个节骨眼上，石油工人的罢工使伊朗石油生产几乎瘫痪。
由于伊朗的国内经济麻烦不断，伊朗秘密警察的美国“安全”顾问实施了空前残酷的镇压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激起民众对国王的不满。与此同时，卡特政府不无恶意地开始对国王“践踏人权”提出抗议。
有报道说，依靠其对伊朗金融和银行业的巨大影响力，英国石油公司开始策划从伊朗撤资。BBC广播公司波斯语广播节目，将许多说波斯语的“通讯员”派往甚至是伊朗最偏僻的乡村，报道针对国王的抗议，大肆鼓吹反对政府的言论。当时BBC在伊朗内部给阿亚图拉－霍梅尼提供了足够的宣传平台。这个受英国政府控制的广播机构拒绝给国王平等的回应机会。国王本人对BBC不断的抗议并没有结果。英美情报机构继续着颠覆国王统治的行动。1979年1月，国王逃亡；2月，霍梅尼飞往德黑兰，宣布取代国王的政府。
几个月后，也就是国王去世前，他在流亡中记录道：当时我并不知道——也许我并不想知道，但是，现在我很清楚——是美国想除掉我。显然，这也是那些美国国务院的人权鼓吹者想要的结果……我为什么要让白宫的前副国务卿乔治·波尔当伊朗的顾问呢？……波尔就是那些想遗弃我并最终遗弃我祖国的那些人中的一员1978年，伊朗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霍梅尼是英国的代理人。作为反应，神职人员组织暴力示威，导致后来国王的逃亡。
在驱逐伊朗国王的过程中，BBC波斯语广播所发挥的作用，在2001年9月24日《伊朗人》上发表的Hosse in Shahidi的文章“BBC Persian Service 60 years on”中有详细阐述。BBC与霍梅尼的观点如此相同，以至赢得了阿亚图拉BBC的美称。
随着伊朗国王的倒台和政权转向霍梅尼的拥护者，混乱开始滋生。到1979年5月，霍梅尼政府搁置了伊朗的核电发展计划，并且宣布取消与法国和德国的核反应堆建设计划。
伊朗对世界每天约300万桶的石油出口突然被切断。令人好奇的是，沙特的石油产量在1979年1月也每天消减了大约200万桶。为了给世界石油供应施加更大的压力，英国石油公司宣布，由于不可抗力，取消有关石油供应的合同。鹿特丹石油市场的价格受到英国石油和皇家壳牌公司这些最大的石油公司影响，在1979年急剧攀升。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的石油冲击全面开始。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伦敦的极少数人和美国自由派权势集团的高层人物实际策划了伊朗的这次政变，他们决定对卡特总统隐瞒相关政策及其最终目的。接下来在美国发生的能源危机是卡特一年后竞选连任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全世界从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石油供应短缺。数月后，一项由美国审计总署进行的美国国会调查确认，沙特和科威特的现有产能可以在任何时候弥补每天500万～600万桶石油供给的临时性不足。
“七姊妹”石油跨国公司的石油储备量下降，造成了毁灭性的世界油价冲击，在某些等级的原油市场上，原油价格从1978年的约14美元/桶向天文数字般的40美元/桶的价格攀升。抢购石油的长队遍及美国，造成了普遍恐慌。1979年2月，卡特的能源部长和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告知国会和媒体，伊朗石油不能供应世界市场的后果，比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预计更加严重”，这不仅没有对缓解紧张局势有所帮助，反而使之进一步恶化。
为缓和国际关系，德、法两国曾希望与苏联发展更具合作性的贸易、经济和外交关系，但卡特政府三边委员会的外交政策进一步使德国和法国在欧洲作出的所有努力陷入混乱；而且许多苏联与西欧之间的能源协议也难以幸免。
卡特的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万斯施行了他们的“环形危机带”政策，将伊朗革命的不稳定因素扩散到整个苏联周边地区。横贯巴基斯坦到伊朗的伊斯兰区域，美国的行动造成了不稳定甚至更坏的结果。
接下来，布热津斯基开始打“中国牌”，1978年12月给予中国外交承认，同时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合法席位，允许中国获得美国的技术和军事援助。在1979年1月的一次峰会上，德国总理施密特向卡特总统提出强烈抗议，他认为，卡特的新“中国牌”政策会使莫斯科感到，北约正在以制造混乱和军事敌对的弧形带包围苏联，从而恶化本来就很脆弱的德苏关系。
1979年10月，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英美再次发起了新一轮的毁灭性的金融冲击。当年8月，在大卫·洛克菲勒和其他华尔街银行机构的建议下，卡特总统任命保罗·沃克尔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1971年8月，他也曾是美元与黄金脱钩政策的主要策划者。沃克尔，这位洛克菲勒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前官员，当然也是洛克菲勒三边委员会的成员，成为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中央银行的主席。
尽管40美元/桶的油价代表了美元地位戏剧性的提高，但是石油危机的规模，加上国际社会对卡特政府的无能越来越警觉，进一步造成了美元的弱势。从1978年初开始，美元兑德国马克和其他主要货币就已经下降了15个百分点。黄金价格迅速上涨，在1979年9月达到了创纪录的400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投资者更愿意在黄金上投资，而不是美元。1978年9月，当人们得知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已经开始抛售数十亿美元的美国财政部债券时，美元遭遇了近乎恐慌性的崩盘。甚至对美国坚定的盟友来说，在卡特的总统任内似乎问题太多。
纽约和伦敦的政策战略家接下来准备在石油危机之后实施马尔萨斯主义货币冲击，以使世界发展的天平向他们的利益倾斜。
1979年10月，沃克尔公布了联邦储备银行新的激进货币政策。他坚持认为，货币主义者最本质的办法就是“将通货膨胀挤出体系”，他以此欺骗震惊不已的国会和绝望的白宫。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迫切需要的货币，阻止工业增长走向死亡的轨道，从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重新回到美元的统治下。沃克尔给予国会的令人扫兴的解释是，“抑制货币和信贷的增长，并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治理顽固的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关键措施。”
沃克尔货币休克疗法的缺陷是，它从没有涉及到严重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自从1973年以来的两次石油价格冲击。石油危机使世界基础能源和运输成本在六年里上升了13倍。沃克尔坚持通过削减银行、消费者和整个经济的贷款来限制美国货币供给，也是经过盘算的欺诈行为。沃克尔完全清楚，就像每一个纽约和伦敦的主要银行都知道的一样，控制美国国内的美元供应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沃克尔知道，他的行动对美国境外的5000多亿美元来说是没有多少控制力的，这些钱正在伦敦、开曼群岛和其他一些境外热钱天堂里循环。在1979年10月沃克尔施行他的货币休克疗法时，摩根信托担保银行计算出海外欧洲美元市场的总规模占美国国内货币供应量的57％。美国人将为疯狂的境外货币存量买单，尽管美国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沃克尔成功地达成了他的两个目标。美元在欧洲美元市场的利率从10％上升到了16％，在几周里，就在利率向20％逼近时，整个世界几乎无法相信。由于世界经济陷入了自30年代以来的低谷，通货膨胀确实正在被“挤出”。美元也开始了所谓不寻常的五年上升。
通过权势集团彻底“剪掉核玫瑰之花”的决定，石油危机和沃克尔休克疗法进一步得到加强，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核能资源替代对英美石油的依赖，这一令某些人担忧的趋势被阻止了。
自1977年以来，白宫施加强大的外交和法律压力并没有成功消除人们对核能的兴趣。但1979年3月28日，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一个小镇，发生了一件奇怪的核泄漏事件，世界媒体后来把这一事件当作小说来描述，就像好莱坞电影剧本或者奥尔森·威尔斯1938年的广播节目《世界之战》一样。
哈利斯堡的三哩岛核能反应堆设施的2号单元发生了几乎不可能的一系列“事故”。后来调查显示，在事故发生之前，主要的阀门被人非法地关闭了，使得应急冷却水无法进入反应堆的蒸气发电系统。在15秒之内，紧急备份系统中止了核裂变过程。但是，一个设备操作员随后的操作违反了所有的操作程序，而且还关闭了冷却水进入反应堆的内核。接下来发生的细节在其他文献中有大量记录。
1979年8月3日，在关于此事件的官方报告中，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列出了导致此事件的六个可能的原因，包括蓄意破坏或渎职行为。但是，在排除其他的五个原因之后，政府仍然拒绝考虑蓄意破坏的可能性。
在整个哈利斯堡事件中，向世界媒体的消息发布受到了新成立的白宫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控制。除非接受了该局审查，政府官员和核设施官员一律不准公开对媒体发表评论。根据三边委员会白宫顾问萨缪尔·亨廷顿的计划，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由总统执行令创立。令人好奇的是，该局是在3月27日才开始运作，仅仅是在三哩岛事件发生一天之前。在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指导下，该局控制了哈利斯堡所有的消息。尽管没有辐射的迹象，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还是命令周围的群众疏散，而且拒绝对媒体发表简报达数日之久，这就使得一些假想的恐慌故事（例如“巨大辐射氢气泡进入大气”）甚至更坏的消息布满了报纸的头条。同样奇怪的是，就在同一个月，一个由简·方达主演的好莱坞大片《中国综合征》（The China Syndrorne），展示了虚构的几乎是哈利斯事件翻版的故事，进一步为公众对核能危险的歇斯底里火上浇油。
到1979年底，英美金融权势集团对世界经济和工业潜能的支配权，以一种从未想象过的方式被重新确认。对世界石油流通的控制，再一次成为他们特有的马尔萨斯政策招牌最有力的武器。从伊朗发生的混乱和沃克尔的美元冲击中，这些影响力巨大的政策主宰者，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奥林巴斯山上的神。但是，在短短的十年里，他们脚下的“奥林巴斯山”将成为一座怒吼的活火山。
第十一章 不惜血本 建立“世界新秩序”
〖美英政府以邻为壑的金融和外交政策不仅没有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而且使第三世界陷入全面债务危机。为了应对国际国内日益恶化的经济局面，美国又一次把赌注押向了石油——入侵伊拉克。〗
【“英国病人”越治病越重】
在卡尔·马克思构建阶级斗争的概念之前，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发展了社会的概念，在他们的社会概念中，他们给“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赋予了特殊的含义。19世纪，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贸易政策，导致英国在1846年废除了保护性的《玉米法》，从此打开了粮食进口的闸门。进口粮食像洪水一样涌入，使得粮食价格下降，对国内生产造成毁灭性的冲击，正如此前已经指出的那样，导致了大多数英国民众的贫困和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少数人就是所谓的“上层阶级”。英国自由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