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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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的英美反核攻势的首要目标之一是联邦德国。法国的核能计划即使不比联邦德国更加宏大，至少不差，但由于二战后联邦德国被占领，英美情报机构更有可能取得成功。1975年，施密特政府关于核能发展计划协议的墨迹未干，突袭行动就开始了。
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名叫佩特拉·凯利的年轻女性，她的母亲是德国人，继父是美国人，而且她一直在美国生活到1970年，除了为美国参议员胡伯特·汉弗雷工作以外，没有做过任何其他工作。在美国期间，佩特拉·凯利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建立了亲密联系，该委员会是麦克乔治·邦迪任董事长期间福特基金会创立的英美反核组织新的领导机构之一。当时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理事包括巴巴拉·瓦德（杰克逊女士）和劳伦斯·洛克菲勒。70年代中期，凯利在西德开始组织合法的抗议活动，攻击政府的核能建设计划，结果是导致花费巨大的计划停滞，最终，西德的整个核能计划被削减。
【控制别国人口增长以保美国安全】
1798年，默默无闻的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由于提出了“人口原理”，受到极力吹捧，而一夜成名。他当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利贝里东印度学院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的论文本身就是一种科学欺诈，他大量剽窃了一位威尼斯人对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积极人口理论批评的内容。
1774年，那位威尼斯人对富兰克林理论的抨击被吉安玛丽亚·奥特斯记录下来。马尔萨斯的奥特斯“理论”的改写版经过炮制，披上了数学合理性的外衣，他称其为“几何级数法则”。“几何级数法则”认为，人类的人口总是呈几何形式扩张，然而从算术上说生存的资料却是有限的，或者说是呈线性增长的。马尔萨斯论点的缺陷是，自1798年以来，人类文明、技术和农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尔萨斯故意忽略了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粮食总产量、劳动生产率和其他方面的贡献。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美机构的新宣传攻势取得明显效果，美国政府在记者会上公开自夸他们是忠实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就是证明。仅仅在十年以前或稍早，他们还在茶余饭后取笑马萨斯主义者。但是在美国，没有什么地方比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加疯狂地迎合英国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了。
1974年4月24日，在石油危机中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签发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备忘录200号》（NSSM200），主题是“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含义”。备忘录被转发给所有的内阁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以及中情局和其他重要机构。1975年10月16日，在基辛格的力主下，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签发了“加强美国在世界人口问题上的领导”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的基础是NSSM200。这份文件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让马尔萨斯主义成为关乎美国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是由一位在德国出生的犹太人发起的。甚至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政府官员也对是否给予这些内容以官方支持持谨慎态度。
NSSM200声称，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了“威胁”，而这些国家往往都拥有对美国经济而言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份研究备忘录警告，在国内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在与美国的贸易中，拥有重要战略资源的国家将试图寻求更高的价格和更好的条件。在备忘录的内容中，有13个国家被列入名单，成为美国人口控制努力的“战略目标”。这个1974年拟定的名单是指导性的。毫无疑问，正如基辛格作出的其他重大决定一样，这些目标国家都是在与英国外交部紧密磋商后选定的。
基辛格在备忘录中明确表述道：“与提高生产能力而额外对灌溉、发电站和工厂等项目的直接投资相比，控制人口的开销要少得多。”这与英国19世纪帝国主义的解释没什么两样。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作出秘密政策宣言的美国政府已经奉行这样一项议程，它不仅会导致美国经济的崩溃，而且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无尽的饥荒、痛苦和不必要的死亡。这13个被基辛格的研究备忘录选定的目标国家是：巴西、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埃及、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
第十章 各个击破 压制一切独立的发展力量
〖英美精心设计的石油美元体系，席卷了世界各地的财富。围绕着控制与反控制，欧洲共同体、不结盟运动以及其他国家与英美金融集团之间展开了一场持久、血腥而不见硝烟的战争。〗
【深受石油危机之害的发展中国家】
虽然1974年石油价格暴涨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冲击，但到1975年下半年，部分地区的工业已经开始恢复发展，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还是回归到了原有的发展道路上。1974年的石油冲击为达成英美彼尔德伯格集团的某些目标提供了保证，但是，全球工业发展的指标并没有完全朝着令他们满意的方向改变。他们想长期支配世界经济的战略构想仍然面临致命的威胁。
世界钢铁产量以及航运贸易量，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健康状况提供了明显的衡量指标。20世纪50年代初，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开始重建，以公吨计算的世界粗钢产量开始稳步上升。钢铁的产量，直到今天都是用来评价一个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不像现在比较时髦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它衡量的是价格水平，而不考虑该经济活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举个例子来说，对于一项经济活动，GNP并不管你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拉斯维加斯赌场中的赌博消费。而以公吨计算的钢铁产量是无法造假的。此外，钢铁还是运输、建筑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
西方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钢铁产量从1950年的不到1。75亿吨稳步上升到了1974年受石油危机影响时的差不多5亿吨峰值。钢铁产业同时也是能源最密集的产业之一。在石油危机之后的两三年里，世界钢铁产量反映了经济所受到的影响，从1974～1975年的钢产量高峰期迅速滑落了几乎15个百分点。但是从1976年起，钢铁产量又开始稳步爬升。
世界海运贸易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作为对1974年石油冲击和世界经济严重滑坡的反应，海运总量急剧下降，但是在1977～1978年又得到缓慢稳固的恢复。1975年见证了从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的世界贸易大幅下降，降幅达6个百分点，但是后来还是得到缓慢复苏。
然而，战后没能从金融和通货膨胀的大冲击中恢复过来的地区之一是那些南半球的欠发达国家，尤其是石油不能自给的国家。整个20世纪60年代，对绝大部分发展中地区来说，石油危机意味着发展的结束，金融业和农业也无法改进，使很多地区人们改善生活的希望落空。
似乎祸不单行，此次石油危机在1974～1975年间正好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干旱不期而遇，农作物严重歉收，特别是在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石油危机的经济影响达到最大。当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面临饥荒，由于急需从美国和西欧进口比以往更多的谷物和其他食物，又无法负担食品进口增长所需的资金，更谈不上为应对石油冲击提供资金了。
英美在1971年8月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后来强迫油价暴涨四倍，给世界上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灾难。
意大利银行董事长贵多·卡里指出，在当时，“人们越来越对银行怀有敌意……不信任的感觉是从人们确信商业银行对货币的主导权太大开始的。”卡里于1976年初在一次对银行界同仁们的演讲中描述了石油冲击对世界金融的影响。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和浮动汇率的情况下，新的油价造成了世界性的通货短缺。“国际通货短缺是由银行造成的”，卡里指出，“而且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银行通过它们的海外机构造成的。”
卡里评论道，有人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对某些人的“邪恶企图的验证”，这些人躲在后台，推动建立所谓新的与黄金兑换无关的美元货币秩序，“黄金与金融体系的脱钩，而且未能用官方认可的工具取代，证实了这是一种为强化美国银行的主导地位而设计的恶意图谋”。
确实有人认为这是恶意的。到1975年，工业化国家从最初的石油冲击中得到一定的缓慢恢复，然而，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四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总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发展中国家常规项目的总赤字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平均每年约60亿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每年超过260亿美元（又一次上涨四倍，与油价上涨倍数相等），到1976年又上升到无法承受的七倍——420亿美元。这些赤字绝大多数发生在处于发展中地区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是世界上最低的。
在无法从世界银行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私人银行借到更多钱的威胁下，这些欠发达国家被迫将本应用于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宝贵资金用来减少贸易赤字。她们必须支付石油进口所需的费用，而且是用美元，但是她们的原材料出口收入却在1974～1975年间的全球不景气中急剧下降。
在彼尔德伯格集团“石油美元再循环”战略下，美国和欧洲的私人银行开始打开向这些国家借钱的突破口，但是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平衡”那些由英美造成的石油冲击废墟中残留下来的账号，而不是为建设必要的生产基础设施或技术发展提供资金。这些私人的石油美元贷款来自以伦敦为基地的美国和英国的欧洲美元银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国家的石油收入，是用美元支付的，而且这些美元被输送和“引导”向海外的伦敦欧洲美元银行，由这些银行再借给那些在石油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发展中国家。
基辛格博士和他的朋友们没有给这个过程留下任何漏洞。一家美国投资银行的一位处在欧洲美元市场中心的资深合作伙伴——大卫·马尔福德，当时也是怀特·韦尔德公司驻伦敦的欧洲美元业务主管，被委任为沙特阿拉伯中央银行的沙特阿拉伯货币局（SAMA）局长和首席投资顾问；作为欧佩克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被美国大石油公司所控制。这个极不寻常的任命并没有让多少人知晓，而仅在数月前，沙特阿拉伯也宣布了石油禁运。同怀特·维尔德公司一道，沙特阿拉伯货币局也得到了来自伦敦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的秘密投资建议。
作为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局长，大卫·马尔福德是确保沙特当局“明智地”利用其新的金融横财的关键人物。为了让马尔福德先生的角色轻松一点，与埃克森公司和参与到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MCO）里面的美方石油公司联系密切的纽约花旗银行，令人费解地成为当时能够在沙特开展业务的唯一全外资银行。毫不奇怪，1974年，整整70％的欧佩克石油剩余收益被投资到境外的股票、债券、不动产或其他领域。在这总计57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中，有60％以上直接进入到美国和英国的金融机构。
早在1974年6月8日，在美国国务卿的权力范围之内，亨利·基辛格签署了一项建立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协议，这一协议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除了其他一些项目以外，协议范围还包括“金融领域的合作”（基辛格占据了空前的双重职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后一职位一直担任到福特总统任期时）。
到1974年12月，尽管沙特政府和华盛顿都严格保守了秘密，但这种合作的性质是比较清楚的。美国财政部在利雅得与沙特阿拉伯货币局签署了一项协议，此协议的任务是为了“通过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借贷业务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此安排之下，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将购买持有期至少为一年的美国财政部新的有价证券”。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杰克·贝内特对此作出了说明；他后来成为埃克森公司的董事。对这些两个月以前达成的协定进行解释的贝内特备忘录，标注的日期为197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