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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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过去20多年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所遭受的挫折和损失，特别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经济学界的有关讨论更加深入、广泛。就在两个凡是发表的1977年2月，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总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和北京市委党校等单位共同发起，决定召开全国惟的经济理论讨论会，从三个方面澄清经济理论的混乱：1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2
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3批判四人帮插手搞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决定首先批判四人帮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谬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经济理论的大讨论共举行了7次，参加会议的达2000人以上。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在实质上动摇了两个凡是的根基。但是，人们在思想上仍然有顾虑，对文化大革命心有余悸。
二、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
1978年7－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次重要会议。
国务院务虚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思想和会议召开的形式，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工作务虚会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新八字方针的确立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次会议于1978年7月6日召开，9月11日会议结束。
这次务虚会主要研究怎样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会议一方面重复了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的精神，提出：要组织新的大跃进，要把九亿人民动员起来，在全国摆开战场，在不长的时间内提高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各行各业的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会上提出要建立起一批商品粮基地、经济作物基地和林业、牧业、渔业基地；建设起一批大型和超大型的水利工程，建设起一批钢铁基地、煤炭基地、石油基地、大型电站；在全国形成14个比较强大的技术先进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就是在这次务虚会上，对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的各项经济指标又加了码。提出：到1985年，要生产粮食8000亿斤，棉花7200万担，钢6000万吨，原油25亿吨，煤炭9亿吨。
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和改革经济体制方面，会议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其中对外开放的思想已经明朗。
会议提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的措施中既有老路子，也有关于改革的新思想，其中包括：
1。要千方百计地加快农业的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农业现代化。使人民公社逐步发展成为日益繁荣富庶和具有高度技术文化的多种经营的农工联合企业；必须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在全国建立几个大批量生产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烘干机、喷灌机械、高效低毒农药、除草剂等的大工厂；必须搞好科学种田；必须用好农业投资；必须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进一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
2。加强企业管理。要在一、两年内把所有企业整顿好，使所有企业的经济技术指标，都达到本企业的历史最好水平，达到工业战线上3年大见成效的要求。
3。扩大出口，引进先进技术。这是会议上议论较多的题目。它也使这次会议成为我国酝酿对外开放的重要会议。在国务院务虚会之前，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谷牧为团长率考察团对西欧五国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考察。1978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谷牧访问西欧五国的情况汇报。务虚会回顾了我国20世纪50－70年代引进项目建设的效益与教训。胡乔木指出，目前的主要危险不是盲目地依赖外国，而是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这样势必会陷入爬行主义，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李先念的总结讲话中，对技术引进的范围、要注意的问题、原则、保证等作了系统地演讲，全面深入地阐释了对外开放思想。【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4。搞好综合平衡。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搞好综合平衡。主要是：生产和建设之间的平衡；农轻重的平衡；农业内部和工业内部的平衡；经济建设和科学教育文化建设的平衡；积累和消费的平衡；物资平衡；外汇平衡。
5。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在这次会议前，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已经平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曾长期担任经济工作领导人的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次会议总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同陈云商讨以后，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主张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一点市场经济作补充。胡乔木在大会发言中对于扩大经济组织的经济手段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推广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加强银行的作用；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等。会议指出，在今后的经济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中，一定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方式的老框框，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一定要改变手工业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一定要保障工农企业的必要的独立地位，适当扩大它们的经济自主权。这次会议确立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些指导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总政策奠定了基础，对以后的改革实践也起到了实际的指导作用。
在国务院务虔会还未结束的9月6日，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会议一直开到11月3日结束。这次会议侧重于改革问题，也是对务虚会基本精神的贯彻落实。全国计划会议的重要成果，是在安排1979年、1980年计划时，确定了在经济工作上，必须实行以下三个转变：
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必须一起抓，但是阶级斗争必须促进和保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任务的完成。企业和各级经济管理机关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党的工作，行政工作，群众团体工作，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要消除经济管理中的无政府现象，加强综合平衡和全国的统一计划，力求经常地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合理比例。要改变经济管理体制上集中过多的毛病，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要改变用单纯的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方式，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和经济责任制。要克服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工人、农民、技术人员、干部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个人和集体的劳动成果。
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基础上，采取各种国际上通行而又对我有利的方式，把世界上主要先进技术拿过来，缩短我们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时间。要发挥我们自己的有利条件和特长，通过世界市场，同国外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并且通过对外贸易检验和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水平。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还讨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并分别提出了书面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现在的经济管理工作，用经济办法少，用行政办法多，既存在着分散和无政府现象，也存在着地方和企业权力过小的问题，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大的改革。如对工业管理体制，大家认为：企业不论由哪一级管，都要改变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的现状，打破行业地区界限，组织各种类型的公司，按照经济办法进行管理。
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这些内容与国务院务虚会精神一脉相承，到＋一届三中全会上被作为党的重要决策进一步明确，体现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中。
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对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推进对外开放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却很有限。关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给予农民和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等方面，还没有达到1956年八大前后探索的水平；对经济工作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这在会后对经济建设造成了不良影响。在国务院务虚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要求i要组织新的大跃进要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为了实现高指标，1978年9月，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的报告，决定1978年再追加48亿元基本建设投资。1978年原计划基本建设投资332亿元，1－8月陆续追加了35亿元。到年底，全年实际投资完成395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大中型项目，由上年的1433个增加到1723个，进一步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在引进外资方面，务虚会后加快了引进步伐，有的部门突击签订谈判协议。到年底，共签订78亿美元的协议，主要是化工项目。一些项目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造成了浪费。
三、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一）新的治国方略
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遗留了大量的历史问题。其中的是非曲直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判断，政治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也不可能改变。
11月10日，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幕会上，华国锋的讲话没有再提两个凡是，而且较多地讲了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性，也提出了要大胆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加快我国的建设步伐，要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改进经济管理体制。但是，他没有提指导思想问题，没有提真理标准讨论、思想路线转变的问题，也没有提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在对待历史问题时，仍然沿用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提交讨论的有关农业的文件，也仍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和农业学大寨的思路。情况表明，他是想在不改变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11月12日，陈云在会上率先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把会议引向了拨乱反正。
陈云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共鸣。经过半个月的讨论，会议对解决文化大革俞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上形成了共识，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从11月27日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成了会议的主要议题，也就是是否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在当时不仅是个哲学理论问题，而是关系解放思想、总结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明确是非、正确处理遗留的各种案件、加速现代化建设的政治问题。
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一些曾对这场讨论的意义认识不足的同志先后有了转变。大家要求中央对这场讨论明确表态，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指导思想，多数人赞同对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应当重新认识，澄清糊涂观念，是党指导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今后除非发生战争，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
随着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对其他方面的讨论也不断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贯彻实事求是的方针。在讨论农业文件时，许多同志不满意《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认为这个文件回避严峻的现实，空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连续几十年的大丰收，没有真正揭露矛盾和总结出经验教训，对现状的估计也不符合实际。在讨论中，对于党在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对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平二调：不从实际出发等教训也提出了看法。陈云提出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新思路：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2000万吨。他指出：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此外，还有不少人指出了人民公社体制中的弊端，提出了政社分设的主张。讨论中还针对基建引进中的盲目性、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