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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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迅速扩张，各个地区兴建的中小企业星罗棋布、遍地开花，企业结构畸形发展。特别是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的情况下，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转变成为盲目性和无政府主义，国民经济出现全局性混乱。

而计委的干部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计划，与认识的局限和政治的压力有关。据柳随年回忆：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计委机关的干部也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今天听来是笑话，很荒唐。当时大家抱着一个信念，工业以钢为纲，只要把钢搞上去就好办了。1958年下半年，许多迹象表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已经失调，需要调整。那时人们对有些情况不是不了解，但不敢反呋，怕说泼冷水。如1958年九、十月份，计委干部去河北徐水搞共产主义规划。问老农一亩能产多少？他两次不吭声，问第三次才用嘴指着牌子上的800斤。

我问能产800斤吗？他说包括秸秆在内。1959年1月，计委和农业部的同志第二次去徐水，帮徐水办了个用白薯生产酒精的工厂，叫商庄化工厂，到那里一看，人吃的白薯都没有了，还办什么工厂？当时向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汇报徐水产量不实，解学恭说：

徐水的成绩是很大的，工作上有点粗。同时，在思想上也有错觉，扩大积累的结果进一步引起钢铁不足，误认为还得集中力量上钢铁。1958年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工业生产的中心任务是要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年34月份，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当时虽然也有些同志认识到要完成1650万吨仍不可能，但也觉得再降不好说了。会开完了，毛主席作了批评，说你们这些搞经济工作的，是不是懂得经济。要陈云同志再摸一摸，把数字落实下来。陈云同志回北京以后，亲自摸情况，搞调查，向政治局建议1350万吨。其实这个数字也高，但这在当时来说已经裉不简单。

在这前后，虽然毛主席不断强调要压缩空气，冷热结合，强调要搞好综合平衡，但由于在总的方面坚持跃进的口号，坚持以钢为纲发展工业的口号，因此不可能进行根本的调整。

·4。二五计划头三年的实施

1958－1962年二五计划，由于实施过程中的巨大波动，实际上分成两个阶段。

1958－1960年为大跃进阶段；1961－1962年进入调整时期，与1963－1965年的继续调整连成一气。两个阶段的政策变化很大。本节主要阐述第一阶段的情况，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放在下一章中。

1958年的大跃进，是作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之后要出现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而实际上国民经济的跃进指标受到了政治推测和政治需要的干扰。从政治需要出发，计划水涨船高，特别是很多指标的确定由于没有经过详细计算和综合平衡而缺少科学依据。1957年大中型建设项目是992个，1958年猛增到1587个；小型建设项目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由于建设规模与国力不相称，以至后来大批建设项目不得不下马，造成巨大浪费。

上面压跃进指标，下面就大放卫星，助长了弄虚作假。有了下面的假卫星，又反过来以此为根据提出更高的指标和奋斗口号；形成了一场包含着层层高压和层层虚报的政治运动，而难以认真地搞经济建设。当时提出要打破常规，敢想敢干。实际上在经济计划领域出现了破除科学，夸大主观意志的倾向。否定客观舰律。把遵守客观规律的要求视为必须打破的常规；不讲比例，不讲综合平衡，把坚持计划原则，综合平衡的要求统统看作是必须打破的常规而放弃了。为了寻找所谓根据，当时还开展了一场什么是计划工作基本方法的大辩论。

大跃进运动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当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白勺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一、计划工作的变化

（一）建立多本账与开展评比

1958年1月，毛泽东根据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讨论的结果，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归纳了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其中包括了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的方法。

在《六十条》中，关于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的经济工作和经济计划的内容，概括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和社会主义农业3个方面各14项。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14项为：（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的社会主义工业工作的14项为：（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定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各级党委要抓的社会主义农业工作的14项为：（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旱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精耕细作；（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艿台疾病讲卫生。

毛泽东指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趼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这里强调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工作文献起草中亲自下功夫最大的成果，也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在领导干部中争议的一个焦点。而纲举目张的方法，则是整个《六十条》中所体现的。

《六十条》还要求生产计划做三本账。其中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并对指标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方面，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5年内，或者7年内，或者10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当年7月1日以前定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另一方面，在此后5年内，或者6年内，或者7年内，或者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要求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5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6年或者7年可能普遍做到，8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

这种三本账的制度，是造成大跃进中生产计划层层加码、追求高指标的一个重耍因素。它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渠道。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账，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种账了。不管工业、农业还是其他行业，大跃进的各种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层层拔高的。在《六十条》中，要求计划实施采耳又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的办法。评比的做法为：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与社比，厂与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以第二本账作为年终评比标准，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六十条》认为：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掌握时机的方法为：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种评比的做法迫使各级干部和企业以拔高的指标衡量业绩，虚报和浮夸的风气进一步蔓延开来。

《工作方法六十条》撰写得简明扼要。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其中许多哲理无可厚非；但是作为经济计划和计划实施的办法，则过于简单，也不够全面。譬如关于质量，只是在工业的14项中提及，在评比时却只强调了产值的结构，即各地方的工业产值，争取在5年内，或者7年内，或者10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而没有质量要求。对农业则不提质量，只是强调提前完成脱离实际的农业发展纲要。这就为浮夸埋下了伏笔。建立多本账，特别是以第二本账作为年终评比的标准，是很不科学的做法。省和省、社和社、厂和厂之间基砌与条件有很大差异，增长与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简单地评比必然造成不公平与矛盾。第二本账作为期成数字，更难以作为评比的标准。这些方法与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批评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提出插红旗、拔白旗，以及后来的反右倾等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必然带来愈演愈烈的浮夸风。

直至1960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已经异常严峻，遏制形势继续恶化已是刻不容缓之时，1960年7月18日，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郑重建议，从明年起，年度计划只搞一本账，只搞一个计划，不搞第二本账。他的意见得到中央工作会议的赞成，会议决定以后国民经济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从此，两本账及其弊端，才从计划工作中消除。

（二）关于计划指标的综合平衡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

综合平衡是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对于关系国计民生长期发展的重要指标进行综合平衡，安排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合理地分配资源（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就可能促进国民经济协地、大规模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应分别以10％的速度递增，从而保证到1967年分别达到5亿吨和l亿担。实际上经过40多年的努力，到年，我国的粮食才第一次超过了5亿吨，而此时我国人口已经由6亿增加到12亿多。

实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因此，列宁曾认为：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的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1958年，按照解放思想的原则，毛泽东在1月和3月分别召开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以及在两个会议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对于综合平衡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

那么，如何处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计划指标的综合平衡之间的关系呢？是否因为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就不需要考虑计划指标的综合平衡与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了呢？毛泽东并没有回答。

面对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和破除迷信的号召，国家计委和计委主任李富春感到压力很大。李富春适应大跃进的形势，改变了按照八大建议指导思想制定二五计划的初衷。1958年4月，他检查说：综合平衡应该是积极地消除在比例关系中发生的新的薄弱环节，不断克服新的薄弱环节，避免发生新的经济混乱，要求新的平衡。根据这祥的观点来看我们过去的平衡工作，就是只见物不见人。我们把平衡当作一个规律，而不是当作一个方法，变成了静止的物的平衡。他还检讨：我们在主观上是促进派，主观上不是想使国家的建设少一点慢一点。但是，不管主观愿望如何，我们的计划方法－平衡法，如果这样用下去，在结果上虽然不是促退，但是也不那么促进。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这样一个总的方向问题，我们接触过没有呢？接触过，但是没有系统地研究过。直到毛主席提出15年赶上英国，这样就不晓得把我们的思想给抛得多么远。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一下：农业纲要四十条能不能提前完成？15年赶上英国能不能提前完成？我们的建设速度可不可能比苏联过去的四十年的速度更快。这些问题是大问题，是方向问题，是社会主义搞不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