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贪官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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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杨继宗，字承芳，阳城人。天顺初进士。授刑部主事。囚多疫死，为时其食饮，令三日一栉沐，全活甚众。又善辨疑狱。河间获盗，遣里民张文、郭礼送京师，盗逸。文谓礼曰：“吾二人并当死。汝母老，鲜兄弟，以我代盗，庶全汝母子命。”礼泣谢，从之。文桎梏诣部，继宗察非盗，竟辨出之。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以一仆自随，署斋萧然。性刚廉孤峭，人莫敢犯。而时时集父老问疾苦，为祛除之。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遇学官以宾礼。师儒竞劝，文教大兴。御史孔儒清军，里老多挞死。继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诣府报名。”儒怒。继宗入见曰：“为治有体。公但剔奸弊，劝惩官吏。若比户稽核，则有司事，非宪体也。”儒不能难，而心甚衔之。濒行，突入府署，发箧视之，敝衣数袭而已。儒惭而去。中官过者，继宗遗以菱芡、历书。中官索钱，继宗即发牒取库金，曰：“金具在，与我印券。”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觐，汪直欲见之，不可。宪宗问直：“朝觐官孰廉？”直对曰：“天下不爱钱者，惟杨继宗一人耳。”九载秩满，超迁浙江按察使。数与中官张庆忤。庆兄敏在司礼，每于帝前毁继宗。帝曰：“得非不私一钱之杨继宗乎？”敏惶恐，遗书庆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闻母丧，立出。止驿亭下，尽籍廨中器物付有司。惟携一仆、书数卷而还。服除，以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畿内多权贵庄田，有侵民业者，辄夺还之。按行关塞，武备大饬。星变，应诏陈言，历指中官及文武诸臣贪残状，且请召还中官出镇者。益为权贵所嫉。治中陈翼讦其过，权贵因中之，左迁云南副使。孝宗立，迁湖广按察使。既至，命汲水百斛，洗涤厅事而后视事，曰：“吾以除秽也。”居无何，复以佥都御史巡抚云南。三司多旧僚，相见欢然。既而出位揖之曰：“明日有公事，诸君幸相谅。”遂劾罢不职者八人。未几卒。继宗力持风节，而居心慈厚，自处必以礼。为知府，谒上官必衣绣服，朝觐谒吏部亦然。或言不可，笑曰：“此朝廷法服也，此而不服，将安用之？”为浙江按察时，仓官十余人坐缺粮系狱，至鬻子女以偿。继宗欲宽之而无由。一日，送月俸至，命量之，则溢原数。较他司亦然。因悟仓吏缺粮之由，将具实以闻。众惧，请于继宗，愿捐俸代偿。由是十人者获释。尝监乡试得二卷，具朝服再拜曰：“二子当大魁天下，吾为朝廷得人贺耳。”及拆卷，王华、李旻也，后果相继为状元。人服其鉴。天启初，谥贞肃。
刘观传
——《明史》卷一五一
＇说明＇
在明成祖朱棣所用诸臣之中，颇有些不甚可取者，或无所远见，或晚节不克，或有才无德，或贪墨不道。刘观便堪称贪墨之典型。史书中将他与成祖时另一贪墨之臣并录于一卷之中，称：“吴中、刘观之墨，又不足道矣。”（《明史》卷一五一《赞曰》）明初吏治尚严，自成祖永乐（1403—1424）后期渐有贪纵之风，但瑟明中叶后之贪黩不可同日望。不过刘观这个人在明初可算甚者，而且因此被罢官，明初的风气也因此而得少肃。故此选译，以飨读者。
刘观是雄县人，洪武十八年考中进士，授官太谷县丞，因受到推荐升任监察御史。洪武三十年升掌左金都御史之事。后由于出事被捕入狱，不久获释。出任嘉兴知府，值父亲去世，守丧去职。永乐元年，刘观升任云南按察使，尚未赴任而行，又拜官户部右侍郎。永乐二年，调任左副都御史。当时左都御史陈瑛为人残刻，右都御史吴中为人宽和，刘观应付二人之间务求全都满意。永乐四年，在北京营造宫殿，刘观奉命浙江督办采木，不久还京。第二年冬天，成祖因山西发生旱灾，命刘观火速前往，遣散了采木的军士和民夫。永乐六年，礼部尚书郑赐病逝，于是升刘观为礼部尚书。同年十二月，又与刑部尚书吕震互换官职。刘观曾因有过失而遭到监国的皇太子谴责。成祖在北京听到这情况，按照大臣有小的过失，不应当就给予折振的原则，特地赐书诏谕皇太子。永乐八年，都督佥强费（王献）率师征讨凉州卫叛乱的羌族，命刘观参赞军事。回师后因有过失之事，刘观又被滴贬为本部（刑部）的吏员。永乐十三年，他官复原职，又改任左都御史。永乐十五年他奉命督办通浚漕河。十九年又受命巡抚陕西，考察官吏。明仁宗即位后，刘观兼任太子宾客，随即又加太子太保衔，给两份俸禄。当时大理寺少卿七谦多次上书育事，仁宗对弋谦繁琐言事感到厌烦。礼部尚书吕震、大理寺卿虞谦按照仁宗心思弹劾弋谦，刘观又让十四道监察御史上疏劾论弋谦所言为诬妄之词，他因此被上大夫中舆论所鄙视。当时没有禁用官妓的规定。宣德初年，官员们宴会聚乐，均以奢侈相尚，歌妓满于宴席之上。刘观私下接受贿赂，那些御史们也都贪污放纵无所顾忌。宣德三年六月一天罢朝后，宣宗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召到文华门，对他们说道：“祖宗那时，朝臣们都谨慎自守，近来却贪浊成风，这是什么原因呢？”杨士奇回答道：“永乐末年已经有这种情况了，如今更为严重。”杨荣说道：“永乐时，没有超过方宾的。”宣宗问道：“今天谁是最严重的？”杨荣回答说：“刘观。”宣宗又问：“谁可以代替刘观的职务？”杨士奇、杨荣推荐了通政使顾佐。宣宗于是将刘观外派去巡视河道，任用顾佐为右都御史。御史张循理等人趁此机会纷纷上奏章弹劾刘观，并且涉及到刘观之子刘辐许多贪赃枉法之事。宣宗大怒，下令逮捕刘观父子，拿出弹劾他们的奏章给他们看。刘观上疏为自己辩解。宣宗更加恼怒，又出示廷臣们先后送上的密奏，其中有枉法受贿赂达千金的情况。刘观这才认罪，于是将他下到锦衣卫狱中。次年将要处以重刑。杨士奇、杨荣请求免其一死。就将刘辐滴戌辽东，命刘观随同前往。刘观后来竟客死于辽东。宣德七年，杨士奇奏请命令掌风宪的官员们考察奏兔各官吏中贪污之人。宣宪说道：“可以这样办。当初如若不罢免刘观，风纪宪纲又怎能得以整肃。”（商传 译）
＇原文＇
刘观，雄县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授太谷县丞，以荐擢监察御史。三十年迁署左佥都御史。坐事下狱，寻释。出为嘉兴知府，丁父忧去。永乐元年，擢云南按察使，未行，拜户部右侍郎。二年调左副都御史。时左都御史陈瑛残刻，右都御史吴中宽和，观委蛇二人间，务为容悦。四年，北京营造宫室，观奉命采木浙江，未几还。明年冬，帝以山西旱，命观驰传往，散遣采木军民。六年，郑赐卒，擢礼部尚书。十二月与刑部尚书吕震易官。坐事为皇太子谴责。帝在北京闻之，以大臣有小过，不宜遽折辱，特赐书谕太子。八年，都督佥事费瓛讨凉州叛羌，命观赞军事。还，坐事，谪本部吏。十三年还职，改左都御史。十五年督浚河漕。十九年命巡抚陕西，考察官吏。仁宗嗣位，兼太子宾客，旋加太子少保，给二俸。时大理少卿弋谦数言事，帝厌其繁琐。尚书吕震、大理卿虞谦希旨劾奏，观复令十四道御史论其诬妄，以是为舆论所鄙。时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观私纳贿赂，而诸御史亦贪纵无忌。三年六月朝罢，帝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至文华门，谕曰：“祖宗时，朝臣谨饬。年来贪浊成风，何也？”士奇对曰：“永乐末已有之，今为甚耳。”荣曰：“永乐时，无逾方宾。”帝问：“今日谁最甚者？”荣对曰：“刘观。”又问：“谁可代者？”士奇、荣荐通政使顾佐。帝乃出观视河道，以佐为右都御史。于是御史张循理等交章劾观，并其子辐诸赃污不法事。帝怒，逮观父子，以弹章示之。观疏辨。帝益怒，出廷臣先后密奏，中有枉法受赇至千金者。观引伏，遂下锦衣卫狱。明年将置重典。士奇、荣乞贷其死。乃谪辐戍辽东，而命观随往，观竟客死。七年，士奇请命风宪官考察奏罢有司之贪污者，帝曰：“然。向使不罢刘观，风宪安得肃。”
况钟传
——《明史》卷一六一
＇说明＇
一段《十五贯》的戏剧故事，使况钟成为妇孺皆知的清官。而历史上的况钟，也并不亚于戏剧中的况钟，他出身吏员，深知官场的积弊，为官后奖善惩恶，被百姓奉之若神。他任苏州知府十二年，“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他死后，苏州吏民相聚哭悼，为他立祠祭礼。况钟任职苏州时，正值宣德（1426—1435）、正统（1436—1449）间，这是明初经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两朝严治之后，政治、经济上的一个相对宽松时期，国家从政治、经济的绝对集中造成的国富民穷向藏富于民转变。应该说，况钟在治苏州期间，在巡抚周忱的支持下，十分突出地执行这一方针，并且取得了成效。史书中说他是“所谓承宣德化，为天子分忧者。”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的刚正廉洁是分不开的。
况钟，字伯律，是江西靖安人。起初为尚书吕震属吏，吕震对他才能感到惊异，推荐授予他仪制司主事之官，后又升为郎中。宣德五年，明宣宗因为感到各地郡守大多不能称职，又正逢苏州等九府缺少知府，这九府都是重要难治之地；于是命令六部及都察院大臣推荐属下廉正有能力的官吏补各府之缺。况钟得到尚书蹇义、胡氵荧等人举荐，升任苏州知府，宣宗特踢诰敕而派遣他前往。苏州地区赋役繁重，豪强猾吏舞文弄墨以奸求利，是号称最难治之地。况钟乘驿站车马来到苏州府。他开始处理事务时，群吏围立在四周请他写下判犊。况钟装作不懂，向左右请教询问，一切按照属吏们的意图去办。群吏大喜，说知府昏暗好欺骗。过了三天，况钟召集群吏责问他们道：“前某件事应该办，你们阻止我；某件事不该办，你们强让我去作，你们这群人，舞文弄墨已久，罪该处死。”当即下令打死几人，将属僚中贪赃暴虐庸暗懦弱的全都罢斥，全府上下大为震动，全都奉法行事。况钟于是蠲免烦荷之征，定立教民条文，事情有不便于民的，即上书朝廷讲明。清军御史李立在匈补军户时为政暴虐，府同知张徽秉承李立的心思，动辄用酷刑压制平民改配军籍。况钟上疏奏免一百六十人，只役及本人的一千二百四十人。苏州府属县拖欠的赋税共四年未收齐，总计七百六十余万石。况钟请求适当改为征钞，被户部部议时否决，但从此后颇有所蠲免和减征。况钟又曾上言：“近来奉诏召募百姓租种官民荒田，官田按照民田科则征收，没有人种的田地则免除赋税额。昆山等县百姓因为死亡、迁徙、从军而除掉户籍的，共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留的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当减去赋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被海水淹没的，赋税额却依然存在，应当都按照诏书的规定办理。臣所管辖的七县，共计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多石。其中民因征粮仅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田征收税粮就多达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的田地一亩征收达三石之多，轻重不均到这样程度。洪武、永乐年间，下令给北方各驿站出马役，前后四百多匹，定期三年发遣回还，如今已经三十余年了。马死就要补充，没有完休之时。工部征收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只征百匹，而苏州一府就征达七百匹，请求敕令有关机构处理。”宣宗都予以批准。当时，多次下诏减轻苏州、松江的重赋。况钟和巡抚周忱精心计划，奏免赋税七十余万石。凡是周忱所推行的善政，况钟都协助大力办成。所积累的济农仓存粟每年有几十万石，用来振济灾荒之外，还用来代交民间杂办赋役和拖欠的租赋。况钟为政，纤悉而且周密，他曾设置两本簿籍记录乡民的善恶，用来进行劝善惩恶；又设立通关勘合簿，防止出纳时行奸作伪；设立纲运簿，防止运夫偷盗侵没；设立馆夫簿，防止无理的需求。他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铲锄豪强，扶植良善，民间将他奉若神明。以前，太监奉使织造采办和购求花木禽鸟的接踵而至，府中僚佐以下官吏，动不动便遭他们绑打。又有卫所将士军卒，时常欺凌百姓。况钟到任后，都敛迹不敢再放肆。虽然是上级官员和其他省的官吏经过苏州的，也都从心里对况钟有所畏惧。况钟虽然出身于刀笔吏，却重视学校教育，礼敬文人儒士，贫寒之家的读书人多有受到他帮助的。有个名叫邹亮的人，献给况钟，况钟想要推荐他，有人写了匿名书信诋毁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