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年前的1825年3月7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正式开张。那时那是一所多么可怜巴巴的大学：只有30名左右学生。现在我们的大学动辄有学生3万，我女儿读小学的“小班”，也差不多这个人数，她知道了一定乐得露出她的两颗小虎牙。弗吉尼亚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嘿嘿，是个退休老头儿，他当然也可以说还有“比我老的老头”。他叫托马斯·杰斐逊。 从1816年起，年届七旬的退休老头杰斐逊就致力于建校，他一面与反对派进行斗争，一面在州议会争取支持。第一个委员会以最微弱的多数通过了他的提案，最后州众议院好歹同意建校。然而，州议会每年只拨给学院1．5万块钱作为办学费，让你明白什么叫入不敷出。 对刚创建的学校，杰斐逊更是事无巨细、每事必问，甚至终日忙于起草课程表、学生行为准则、教职员工作细则、考试要求和学位的授予以及各种其他细节，然后将所有这些都送交监察员委员会批准。...
妈妈“临走”的时候没有忘记交代我一件事。 “母亲节要到了，记得要去送花，以后记得还要每年都送，千万不要忘记了！” 我点点头，明白妈妈说的，是要我把花送去给一个叫丁素芬的女人。 不是我们的亲戚，也不是自己的好朋友，更不是常来光顾的客户，我真不知道妈为什么要那么执著，走到人生的尽头了都还要记挂着要给一个不相干的人送花？ 说我们年轻人和长辈有代沟，其实代沟还不是老一辈的人自己筑的，奇奇怪怪那么多情理，连自己做什么都说不清楚，永远都扎着同样的一束花，怎么会有新意？ 听在我们店里做帮工已经做了很久的琴姐说，给丁素芬送花的事从我们很小就开始了。以前花店都是妈一手打理的，听说有一天来了个女孩子要订花，就是要送给这个叫丁素芬的女人。从那一次起，妈就开始年年送花，虽然那个女孩子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那女孩子只是付了一次的花钱。...
第一次读美国女诗人狄金森的诗，随手翻着书，像是占卜，翻到哪—页就是哪一页，翻到的是这样的一首： 到天堂的距离 像到那最近的房屋 如果那里有个朋友在等待着 无论是祸是福 这几句短短的诗，便再也没有忘记，、这是湖南人民小版计 1984年版的《狄金森诗选》． 好诗，就像是漂亮的姑娘，留给人的印象总是深的。 到天堂的距离真的就是那样的近吗?只要那里有个朋友在等待着? 当时，我这样问自己。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狄金森说出了我心里的话 那时，我有一个朋友，他和我都在中学里当老师，我们都刚刚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常常就是这样，有事没事，心里高兴了，心里烦恼了，都会相互地跑过来，不是我到他家，就是他到我家。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雪，骑着一辆破白行车，跑了过来，远远地看见了屋里的灯光亮着，就会觉得那橘黄色的灯光像是温馨的心在跳动．朋友——不管对于我，还是对于他——都正在屋里等...
那天，女儿放学回家，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妈妈，我们家有多少存款？” 不等我作答，她又继续说道：“他们都说咱家至少有50万元。” 我奇怪地看着女儿：“你说的‘他们’是谁呀？” 我摇摇头，说：“没有。女儿脸上忍不住地失望，两眼盯着我，有些不相信似的问：“为什么？” “因为” 我抬手一指房子，屋里的家具、电器，还有她手里正在摆弄的快译通，道：“这些不都是钱吗？钱是流通品，哪有像你们这样只算收人不算支出的!” 女儿眨眨眼睛，仍不死心，固执地问道：“如果把房子、家具、存款都算上，够50万吧？” 我点点头。女儿脸上立即绽开笑容，拍手称快道：“这么说，我是我们班第三有钱的人了！”...
在熙熙攘攘的街头，你是否会对不绝于目的盗版光碟嗤之以鼻？在大大小小的考试中，你是否会拒绝一切“善意”的微笑与请求？在人烟稀少的乡间小路，你是否会坦然接受陌生男子的热情相助？在自家的门口，你是否会欣然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踏入家门？ 坦率地说，我不会，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在面对和我同样情形的时候，会选择和我同样的答案。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场景背后，我们发现了“诚实与信任”的幽灵，它在我们中间游荡，挥之不去。于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面对地铁口“发票、发票”叫声的此起彼伏，面对街道旁抱孩子的大嫂兜售光盘时的热情洋溢，面对天桥上一串又一串的“办证”小广告，还有那背弃了誓言与信仰的贪官、那制作假药的小商贩、那使用假文凭的大学毕业生、那生产学术垃圾的所谓教授，还有那些金融诈骗、股市造假、虚假的赈灾演出...
歌与欢乐 黑人是快乐的。 我们到彭巴的时候是晚上，一进院子，就听到很非洲的鼓点。这个曲子一直响到很晚，仿佛只有这么一支曲子翻来覆去地放。似乎整个彭巴期间，院子里响着的一直是这个舞曲。也许是我对音乐过于无知，不具备分辨能力吧。 黑人的生活很简单。按照杰克尹的中国工人老李的说法，像猴子似的，走到哪儿睡到哪儿，一有钱就喝酒，一有空就跳舞。 彭巴家里有一位干瘦矮小的瓜德拉，他在大门旁边铺了一张席子，席子旁边有一台录音机，我常常看见他躺在那儿听歌，很悠闲，很惬意的样子。 杰克尹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很能看出黑人的性格。有一次他买了两辆新卡车，带着两个黑工去马普托接车。工人们乘长途车到马普托，他乘飞机第二天到，一同接车回克利马尼。结果车刚出城，另一辆车就停了下来，开车的小伙子说想要在马普托玩一天再走，因为他没有来过马普托。这个要求被杰克尹拒绝了，于是接着开，不过过...
2003年2月14日，情人节。余根松还是福州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大会议室里，他面对年轻美丽的督训讲师郑玉珠，骤然心跳加快。因为他被老师“天真无邪的眼神”震撼了，后来他们渐渐变成了朋友，但是鹤立鸡群的郑玉珠身边不乏追求者，憨厚的余根松似乎不在她考虑的范围内， 不久，郑玉珠就被查出了恶性淋巴瘤。淋巴是遍布全身的器官，所以不能做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的办法进行放疗和化疗：26岁的郑玉珠真切地感受到了死神的逼近！风华正茂的她，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她意识到自己得的是绝症，就躺在病床上，给三位追求者各打了一个电话：“如果我得的是不治之症，你还会爱我吗?”第一位脱口而出：“我会陪着你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第二位的回答很坚定：“无论你发生了什么，我都永远爱你。”只有小余接到电话后，笑着说了一声： “到时候再说吧!”...
我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这个故事。 无论从什么地方讲，都有一种痛在心里搅动。 44年前，1961年，有一个叫马景然的高中生，考入了解放军西安炮校，成为一名女兵。她很开心，不仅仅是穿上了军装，还因为她的恋人也和她一起考入了炮校。或者反过来说，她是跟她恋人一起参军的。恋人叫任致逊，其父母和她的父母是好朋友，两家都是抗战干部，关系很好，他们从小认识，可谓青梅竹马。 他们到部队的第二年，就赶上西藏部队招收外语干部，从他们学校挑选一百名学员进藏学外语（学校开设了英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等专业）。任致逊被选上了，马景然得知后也坚决要求去。领导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也特批她加入了进藏队伍。这样，马景然成了那支队伍里唯一的女兵。...
浦东国际机场，是上海的门户，也是上海的骄傲。它的宏大气势、辉煌格局，令众多中外游客赞叹不已。不过，去的次数多了，我渐渐发现了这个庞然大物不近人情的一面。 第一次降临浦东机场，还是四年以前。那个时候，机场还刚刚试营业。从长沙飞临浦东，飞机停靠在远离出口处的偏远角落，一行旅客在漫长的通道上行走，往前望去，似乎漫无尽头。渐渐地，我们这群旅客距离拉开。我突然发现，空旷的过道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前后的同伴都不见踪影。在夕阳的斜晖之下，我的身影显得格外的孤独。 如今的浦东机场变得热闹多了。然而，在大多数时刻，旅客们依然需要长途跋涉，拖着/背着大包、小包，熙熙攘攘地走在漫长的长征路上。当初设计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像香港机场那样，建造一列接驳的小火车？是设计师的疏忽？还是决策者的失误？...
１５１２年，一群法国兵攻入了意大利博利斯镇。镇上的人都逃空了，只在 一堵墙的后面发现了一个十来岁的少年。 “你藏在这儿干吗？”法国军官问。 少年低着头，不说话。 “说！” “自己看去，”少年偏了一下头，眼睛里有嘲笑的光芒。 军官勃然大怒，一刀劈了下去。 这个倔强的少年就是数学家尼可罗·方台纳。那天他之所以能活下来完全是 因为一条狗。法国人在他的脸上砍了一刀，血流了一地。那条狗偶然走过来，在 他的脸上舔了一阵子。狗的吐沫有杀菌的功能，因此伤口没感染。但是伤好之后， 他脸上落了个可怕的大疤，连话也说不清楚了。可这没准也就是为什么他能成为...
2005年1月5日凌晨，金沙江边车轴村老杨家的孩子、中甸土著心目中的雄鹰、年轻的人类学学者、原住民权益和自然生态的勇敢守护者、大家的朋友、刚满32岁的萧亮中，在繁华京都一处清贫狭窄的出租屋中，因劳累过度猝然病逝。 亮中一直是健康和充满活力的，能长期在野外工作，还同歹徒搏斗过。但大概自上大学起，他就一直在透支故乡健康的自然赋予他的健康身体。在硕士论文后记中他曾提到： 撰写车轴村新民族史时，他彻夜不眠、腰酸、眼痛和双手痉挛。但他又说：“我长久地陷入田野的兴奋和乐趣中。”后来，他又为金沙江边斯土斯民的权益超负荷奔走和撰写文案，最后像一个战士一样仆倒牺牲了。据悉，在去世前几天，他还在为包括《南风窗》在内的媒体修改关于保护金沙江的稿件。...
萧伯纳说，穷人家的女儿是他们的原始股。不可否认，许多国际婚烟的缘起都不是爱情。"为了更好的生活"是大多数中国新娘公开或者隐藏的心声。没有爱情地开始一段婚姻烟，其结果也并非总是让人叹息。善良和责任，无关乎国度和文化背景，更与激情、浪漫无缘，但可以成就一个温暖平常的家。 铃木宏男，某中小企业"社员"，无功无过，是一直没有升迁的老好职员，整天乐呵呵地上班下班、喝酒、回家睡觉，一个年龄、长相、前景在日本都不受年轻女子青睐的男人。 他去上海见蔡少珍（一个别人为他介绍的中国女子）的时候，刚过48岁生日。少珍则是32岁，中上之姿的女工，谈过一次恋爱，因家里姐妹多且家境清贫而不受对方家长喜爱，恋爱告吹三个月后，她答应去机场接铃木。...
我家兄弟俩，我是小儿子，可母亲疼的偏偏是哥哥。哥哥大我一岁，两岁时患了一场病，那时,我们家刚从广西迁到重庆，父母都很忙，把哥的病耽搁了，哥就成了个瘸子，走路一跛一拐的。 记忆中，母亲从小就偏爱哥哥，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执”哥哥的旧衣服穿。过年时，母亲到供销社扯上几尺布,给哥哥做新衣，每次都没我分。有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哭个没完，冲着母亲喊：“他一个瘸子，能穿出什么样来，还净给他买新的。”母亲一听，像被马蜂蛰了般，扬手就给了我一耳光。我哭得更凶了，倒是哥哥过来哄我：“别哭了，衣服做好了，先给你穿行么？” 哥哥为人老实，在村里人缘好，却一直成不了家,谁愿把姑娘嫁给一个瘸子呢？父母只有干着急。...
安娜答应做汉格的女朋友是1996年的情人节。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16岁的汉格在自家种下了第一棵玫瑰花苗。 时间在甜蜜和美好中走过了8年，汉格和安娜的爱情也渐渐变得成熟坚韧。汉格当初种下的玫瑰花苗的地方，如今已是一座蓬勃的玫瑰园。8年来，汉格和安娜一直用心待弄着这座爱的花园。他们约定当玫瑰开到1224朵时两人就结婚，1224对他们的爱情来说，是一个美好的数字。2004年3月的一个美丽早晨，汉格把安娜带到花园，只见一片花海，1224朵玫瑰次第绽放。两人决定在平安夜举行婚礼。 10月的一天，汉格的妹妹琼斯把她的同学带回家。简是个小巧玲珑的女孩，她是个孤儿，显得阴郁落寞。当汉斯向她问好握手时，他感到那双手瘦弱而冰凉。“简小姐，你的手好凉呀。”简慌忙地缩回了手，脸色突然阴沉下去。细心的汉格觉得她是个可怜的姑娘。那几天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和妹妹一起陪简到处游玩，汉格的幽默体贴常常把简逗得捧腹...
那男子在深夜里偶然遇到了约翰燃起的营火，他看来又冷又累，约翰知道他的感受如何。约翰自己正在旅途中，他离开家出去寻找工作已经1个月了，他要赚钱寄给正衣食无着的家人。 约翰以为这人不过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因经济不景气而潦倒的人。或许这人就像他一样，不断地偷搭载货的火车，想找份工作。 约翰邀请这位陌生人来分享他燃起的营火，这人点头向约翰表示感谢，然后在火堆旁躺了下来。 起风了，令人战栗的寒风。那人开始颤抖，其实他躺在离火很近的地方。约翰知道这人单薄的夹克无法御寒，所以约翰带他到附近的火车调车场，他们发现了一个空的货车车厢里刮不进风。 过了一会儿，那人不抖了，他开始和约翰说话，说他不应该在这里，说他家里有柔软舒适的床，床上有温暖的毯子等着他，他的房子有20个房间。...
这一定就是父亲要给我的惊喜吧 ! 他知道冬日的昏暗与凄凉经常会令我的心情抑郁 , 还有什么比这小花更能适时地带给我一片生机呢 ? 那是一个秋日的上午 , 我与夫君刚刚搬入第一幢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向窗外望去 , 看到父亲正在前院的草坪上神秘兮兮地忙碌着。我的父母就住在附近 , 昕说我们搬家 , 父亲经常跑过来帮忙。“你在那里忙什么呢 ?” 我高声问道。 他笑着抬起头来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我了解父亲 , 他所制造出的惊喜可谓是千奇百怪。自己经营批发业的他 , 经常会利用边角废料自制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我小的时候 , 他仅用几个轮子和滑车就给我们做成了一套体育器材。还有一次我在家里举行万圣节晚会 , 他做了个南瓜灯 , 并将其绑在扫帚把上 , 然后躲在门外的灌术丛里 , 等客人来敲门时 , 他就会突然将绑有南瓜灯的扫帚把伸到客人面前 , 把他们吓一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