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女俩乘地铁。 莘庄起点站上车,乘客不多,但车门一开,大家还是迫不及待蜂拥而入抢位子。 父女说着话。读初中的女儿正为一篇作文犯难,老师要求通过观察身边事物来写。女儿说,每天就是上学、放学、吃饭、做功课、睡觉,有什么好写的。 老爸心想,倒也是的,一时也拿不出主意来。 正思忖间,地铁到了第二站。月台上的乘客,以奥运会的劲头,冲进车厢,直奔空位。 老爸对女儿说,写作的题目就在你眼前。 “写抢位子啊?”女儿问。 “对!” “这有什么好写的。天天都是这样的。” 从前不是天天都这样的。 老爸说,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讲乘火车的见闻。鲁迅说,车子快要开了,但一群乘客却还在作揖打恭,互相谦让,谁也不肯先坐。结果火车一开,“顷刻间跌倒了五六个。”鲁迅当时看不惯中国人的迂腐、繁文缛节,认为与现代文明的迅速发展脱节,就写文章挖苦。假如鲁迅还活着,他...
预测幸福常常会失望 许多人为自己不能像百万富翁那样享受生活而遗憾。财富真的能够给人幸福吗?经济学家对此早有研究:虽然财富可以带给人幸福感,但并不代表财富越多人越快乐。研究表明,一旦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如衣食住行得到满足后,那么每一元财富的增加对快乐本身不再具有任何特别意义(边际效益递减)。例如日本,1960年还是一个穷国,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它(这个它用得好!)的人均收入翻了4番,一下子就站在了最富裕的工业化国家行列。人而日本1987年人均幸福指数报告的平均水平不比1060年更高,他们比过去有更多的洗衣机、小汽车、照相机和其他物质享受,但是这并没有显著增加幸福的感觉。显然财富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足够的快乐,实际上,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整天奔波,比以前更加忙碌了,生活压力更中了,幸福在哪里呢?...
我对我儿子最早的惩罚是提高自己的声音,那时他还不满两岁,当他意识到我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喊叫时,他就明白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了,于是睁大了惊恐的眼睛,仔细观察着我进一步的行为。当他过了两岁以后,我的喊叫渐渐失去了作用,他最多只是吓一跳,随即就若无其事了。我开始增加惩罚的筹码,将他抱进了卫生间,狭小的空间使他害怕,他会在卫生间里“哇哇”大哭,然后就是不断地认错。这样的惩罚没有持续多久,他就习惯卫生间的环境了,他不再哭叫,而是在里面唱起了歌,他卖力地向我传达这样的信号——我在这里很快乐。接下去我只能将他抱到了屋外,当门一下子被关上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空间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时,他重新唤醒了自己的惊恐,他的反应就像是刚进卫生间时那样,嚎陶大哭。可是随着抱他到屋外次数的增加,他的哭声也消失了,他学会了如何让自己安安静静地坐在楼梯上,这样反而让我惊恐不安。他的无声无息使我不...
摆脱了日本人的榨取,韩国人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建设。1967年,乍一听说韩国人要在稻田上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本彻在了解到现代集团的这一设想后竟说:现代集团如果能造出汽车,我将用手指把蜡烛点着。几十年后的今天,本彻的话言犹在耳,现代集团已傲然成为世界汽车业的巨头。 短短几十年间,几千年来一直积贫积弱被人漠视的形象不见了,人均国民收入92美元转眼成为过去。韩国已经化蛹为蝶,到处是挺拔林立的大厦和滚滚不息的车流,用金属的色泽和霓虹的闪烁向世界强烈地显示自己存在。 中国人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韩国这个国家的。 在现代化的韩国,你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的尊重和珍视。在大厦、大型企业、高速公路之间,还刻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东西——从建筑到生活方式。甚至历史上汉文化圈的某些独特的文化生态,现在还活生生地生存在韩国。最初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又惊讶又...
我最早知道的德国人,就是自诩为太阳的尼采,鲁迅偷偷告诉我们“他疯了”。我十分纳闷,这样一个将自己比喻成太阳,并不断给别人光与热的人,没有中国人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信念,却选择了精神崩溃这匪夷所思的行为。这种民族的特殊性,我想,只有亲自到德国走一趟,感悟那里的风土人情,才能一识庐山真面目,掀开日耳曼民族那伟大之民族精神的红盖头来。 平等之思想 当“天赋人权”的自由思想传遍西方发达国家各个角落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形中就潜入日耳曼民族每个人的毛孔中。 一天,午夜时分,热闹的酒吧文化吸引着我们同德国人一起泡酒吧。在这里吃着意大利的通心粉,点根白沙烟,尽情品尝味道纯正的慕尼黑啤酒,同德国朋友一起畅谈两国文化与思想,他们常常瞪大了眼睛听我们谈中国的计划生育、交通状况、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别等;他们同我们谈起了一则小故事,轮到我们目瞪口呆了:“在德国,政府...
1941年秋,靠着三百美元的奖学金,羞怯、瘦弱、寒酸的我从温尼卡社区剧团进入西北大学就读。开始两三天的戏剧课我都坐在一个名叫利迪亚·克拉克的女孩后面,她一头浓密、蓬松的爱尔兰黑发,使我心颤。她伏案记笔记,我却在后面神思恍惚,眼里心里都是她的倩影。 课间休息时,我简短唐突地问候了一句:“嗨,你好吗?”但却不知道如何进一步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从未和女孩子约会过。女孩们都希望有男孩请吃汉堡牛排,请喝可口可乐,有车接送。可我身无分文,又没车,连跳舞都不会。女孩?我毫无办法。 人们常说命运很有关系。我和利迪亚都被排在同一节目单中,我在《里米尼城的弗兰西斯卡》中扮演一个中世纪的情人,身穿紧身衣,头发鬈曲,腰别匕首。利迪亚在一出叫《马德拉斯大厦》的多愁善感的英语剧中扮演一个角色。不知道是不是她有意找机会和我接近,彩排时利迪亚问我她的第一句台词该怎样说才好。她上台的第一句台...
作者:[美] 洛克菲勒 亲爱的约翰: 有一则寓言很有意味,也让我感触良多。那则寓言说: 在古老的欧洲,有一个人在他死的时候,发现自己来到一个美妙而又能享受一切的地方。他刚踏进那片乐土,就有个看似侍者模样的人走过来问他:“先生,您有什么需要吗?在这里您可以拥有一切您想要的——所有的美味佳肴,所有可能的娱乐以及各式各样的消遣,其中不乏妙龄美女,都可以让您尽情享受。” 这个人听了以后,感到有些惊奇,但非常高兴,他暗自窃喜:这不正是我在人世间的梦想吗?一整天他都在品尝所有的佳肴美食,同时尽享美色的滋味。然而有一天,他却对这一切感到索然乏味了,于是他就对侍者说:“我对这一切感到很厌烦,我需要做一些事情。你可以给我一份工作做吗?”...
那一年春节前夕,我在上海得到通知:华侨大学解散,教师务必迅速回校,下放到农村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虽然冠以神圣的“蹲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但我的心情仍像上海的天气一样阴沉起来。上了火车后,我就发现钱包不见了,这下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搜遍身上所有的口袋,总算找到了l元钱和几张毛票,心里稍许安定了些。好在火车到达漳平的时候,我要下车到同事家去拿两个樟木箱(那时结婚,福建的樟木箱是上等嫁妆),可以借一点钱。樟木箱挺大.力气比我大得多的同事抢着为我挑到火车站。我向他借了5元钱,算一算到厦门住一夜旅馆1元钱,吃一顿饭5角钱,到泉州的汽车票票是2元5角左右,再花l角5分钱,乘公共汽车到华侨大学。 “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已的喟叹冒出我的嘴边,心情也为之一振。...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受邀来到这里为大家演讲,比我用一美元在一天内赚一亿美金还要高兴。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 我们绝不能因为不可能就对一美元不屑一顾。相反,我们应该对它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它将决定你是富有还是贫穷, 这就是我今天要为大家演讲的主题——开启你的财富。 人们在财务困境中挣扎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学样里学习多年,却没有学到任何关于金钱方面的知识。其结果是, 人们只知道为金钱而工作,但从来不学着让金钱为自已工作。 在我看来,提高财富可以用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果没有受过财务训练,我们往往都会选择那种标准的模式 度过一生。例如辛苦工作、储蓄、借款,然后支付很多的税款和账单,然而今天我们需要更好的行为模式。...
美国马里大学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教授罗伯特·普洛文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把近10年来的精力倾注于对笑的研究中,并将其结果 —— 什么是笑,为什么人们会笑得这么厉害和频繁等发表于《笑的科学》一书中。普洛文开始观察那些偶然的谈话,并同时计算当一个人谈话时笑的次数。观察结果使他发现了一些新问题。普洛文说道:“我开始记录下所有这些谈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说者要比听者笑得频繁得多。” 记录结果显示:讲话的人发笑的可能性要比听众高出约46%。不仅如此,能够引人发笑的句子中只有15%在传统意义上是幽默的。除此之外的大笑与幽默毫无关系,而是一种辅助强调社会关系的工具。 另外,普洛文还发现女性笑得比男性更为频繁,不论是她们倾听还是谈话的时候都如此。一些女士对这一研究结果感到不满,认为这样的研究似乎是在为那些整天哈哈大笑的“傻女人”做辩护;另外一些女士也会笑着说,这种所谓的研究...
我们班上有几个怪诞的另类男生,哈波算一个。每当老师向他提出一个难题时,他会从墨水瓶里呷一口墨水.因为他相信这有助于他打开思路,让思维敏捷起来。另一个怪诞男生是阿巴。如果老师揪他的耳朵,他会大声尖叫: “救命!杀人啦!”他的声音很响,连隔壁教室甚至楼上的教室都能听到,弄得老师非常难堪。 不过.最怪诞的要数拉加。他胆子大,而且残忍。如果他在你的膀子上掐一下,你的膀子就会肿出一大块,就像是被毒蛇咬过一样,他还敢徒手捉黄蜂,然后拔掉它的刺,在它身上系一根线,让它像风筝一样到处飞。他还有一把弹弓,从不离身,专门用来打鸟,只要他一抬弹弓,准会立即传来鸟凄惨的叫声,并且有羽毛从空中落下来。要不然,他就爬上树,取走鸟蛋,捣毁鸟巢。他的口袋总是鼓鼓的,里面装着稀奇古怪的东西,什么鸟蛋呀、刺猬呀、鹦鹉呀,以及其他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80天,九死一生,穿越两市五省,34岁的农民郭永山为了见病重的母亲最后一面,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硬是从山东烟台市走回了黑龙江省依兰县洪克力镇,拥抱了令他魂牵梦绕的病危的母亲。从他好消瘦的脸庞和忧郁的神态中,怎么也抹不掉那惊魂落魄的80天!思绪、情感,就像那一丝丝长线,把他牵到了令其胆战心惊的日日夜夜。 讨钱,我要回去见病重的母亲 不知道是第几次站在老板面前了。为讨要自己应得的那份工资时,郭永山才后悔自己这么没日没夜,卖命地努力干活。想想初来工地时老板承诺的每月800元工资,还有年底的红包,他觉得眼前这张财大气粗的脸是多么的可恶。 为了帮母亲治病,他晚上还到附近的大酒店当清洁员,为一晚上5元钱的收入忙碌着。可半年多了,干活的工资他一分钱也没拿过。要不是这回妈妈病重打电话叫他回家,他也许想不到要来要这笔钱。...
大二那年,“玉米”小姐爱上了“大豆”,他是玉米的老师,一个喜欢画水果与女人的教油画的老师:平头,留小胡子,有时戴渔夫帽,很少笑,甚至有点冷漠。但这一切对玉米而言,都是一种魅力,自以为很冷傲的玉米,终于在一个有月的深夜敲响了他的门:“老师,我很冷” 大豆二话没说,拥着她进去,然后是一声温柔的关门声。他们的年龄相差10岁,这不是问题,真正的难题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师生恋”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往来只能在地下,在后半夜,有点“聊斋”里女鬼与书生约会的味道,也好,这很刺激,玉米喜欢这种偷偷摸摸的浪漫。选择什么样的男友,其实就是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说穿了就是体现你个人品味。玉米一向是自负的,在她看来,自己虽不是班花,但绝对是最具个性的那朵。所以,在课堂上,在画室里,她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与大豆“四眼触电”,确实,她的身材与活泼热情的性格,无人能敌。大豆是个内向的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