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不会有人想到,天下第一强国、富国的美国,它的总统居然有死于贫病交加的,并且还不止一位。 托马斯·杰弗逊 第一个死于贫困的是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Jefferson)。他出身贵族家庭,属于富有阶层。 后于1809年3月4日离任,死于1826年7月4日。巧合的是,他竟然与他的前任、政敌约翰·亚当斯(JohnAdams)几乎同时离开人世,虽然后来他们的私人关系已经和好。杰弗逊的墓碑上刻着:“托马斯·杰弗逊美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安葬于此”。 亚当斯虽然晚年拮据,但仍有不多的土地等不动产。杰弗逊8年的总统生涯,使他欠下了巨额债务,不得不另举债偿还以离开白宫。离开白宫之后,抵达蒙蒂塞洛。虽然拥有几间小作坊,和一个小农场,但入不敷出,尽管忍痛卖掉一些土地还债,仍然还有几乎5万美元的债务。于是还债就成为困扰这位离任总统的难解之结。他的大女儿与...
不平等的高考录取线 几十年来,各省、市、自治区高考录取线一直实行差别对待。 以北京大学为例。2002年,北大在重庆市录取新生76名,其中理科最低分672分,文科最低分595分,而在北京市实际录取理 272人,文科生132人,录取分数线理科为622分,文科为577分。两地都是直辖市,而且北京市人口还不到重庆市的一半,招生名额却是重庆的5倍。 高考招生的地区歧视,给人以这样的困惑:个人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个人奋斗,而是户口在什么地方。可否这样说:籍贯就是命运。重庆市人要672分才能上北大,而北京市人只需622分。显然是高考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不仅仅是高考招生的问题。 如果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原本不该有这样的事情。《*教育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三十门条第一款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
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在碰到哈提雅之前,我是一直信奉这句话的。 2004年秋天,我随河南作家代表团去西部采风。先到甘肃,在丝绸之路上徜徉了几天,然后从敦煌坐火车到吐鲁番。在吐鲁番下了火车,第一站并不是举世闻名的葡萄园,而是高昌故城。 早就听说过高昌故城。这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城池位于火焰山前的开阔平原地带,海拔高度在-40米左右,是木头沟河水浇灌出来的绿洲,因地势高敞人口昌盛而得名。高僧玄奘西天求佛法途径高昌,高昌王优礼殊厚,这是早在唐朝时期就已有的言之凿凿的历史记载。 如今的高昌故城已然是一片巨大的废墟了——不然也不会叫做故城。下了旅游车,在等着导游买票的工夫,我便站在简陋的入口出向里张望。远远地看见一堆一堆黄土的轮廓,简直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十年前,我曾在长途车上目睹过这样一幕。那一天,我从瑞丽乘车往西双版纳。这种滇南最常见的长途车,途中常常会搭载那些在半路招手的山民,因此开开停停,颇能磨炼人的耐性。好在旅行中的人大都不会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正好悠悠地随车看风景。 将近黄昏的时候,途中上来一位黑瘦的农民,两手牵着他的两个年幼的儿子。虽然父子三个的衣服上都打着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路面坑洼不平,站在过道上的两个男孩显然不是经常乘车,紧张地拽住座位的扶手,小脸蛋涨得通红,站得笔直笔直。不一会儿,他俩更害怕了,因为父亲在买车票时与司机发生了争执。 父亲怯生生地但显然不满地问司机,短短的路程,票价为何涨成了五元钱?他说往日见过带孩子的乘车人,只掏两元就可以。司机头也不回“我说多少就多少!”。父亲仍然坚持“你要说出个道理”。司机回头扫了他一眼,恼怒地吼起来:“不愿给就滚下去!”车门随之砰地打开了。...
一个善良甚至老实的青年转瞬间变成了杀人犯,他的人生就此滑落到了生命的终点。 感谢记者,如此真实、完整,零距离地记录了打工仔阿星杀人的前前后后及心路历程。 一开始的记录就让我震惊。比如阿星讲到,“四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旷工旷了一天,就被开除了。如果每天不是工作12小时,一个月能够休息一天,我想我不会走这条路。”这让我想到自己能够正常地工作与休息,与阿星相比,是多么地幸运!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我去看在东莞开车的侄子,中秋那天他出车一直到晚上两点才回来,没有饭吃,也没有钱上馆子,只能吞咽方便面,瘦得皮包骨头 是辛苦让阿星走上杀人之途吗?有关系。当生命不胜其重负时,杀人或者自杀会成为一种选择。这个时候,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成为致命的炸药。...
张小木现在一家杂志社任编辑部主任,在姐妹中排行第三。父亲是建国前参军、把一辈子都交给部队的老军人。1985年离休,1997年患肺癌。饱受病痛折磨的父亲用日记的形式,真实记录下自己面对生死的心路历程。而女儿以朋友的身份走进了父亲一直封闭的内心世界,让父亲安详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坚强的父亲在抽打自己 父亲的日记: “快到春节了,可是病痛带来的烦躁,让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由一家之主, 变成了被人关照的对象。但我是一个军人,不能在困难中倒下,这辈子我没有依*过什么人,更不希望得到别人过多的照顾” 2000年的除夕,张罗着包饺子准备吃年饭的张小木听到从父亲房里传出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她轻轻推开了父亲的房门,眼前的一幕让她惊呆了:只见父亲一边跺着脚,一边打自己的脸张小木从没看到戎马一生的父亲这样过!她拉着父亲的手拦住他说: “爸,你这是干什么?怎么能这样啊?”父亲挣扎着...
据说物质贫乏时代的人们憨厚又狡诈,大方又小气,貌似公允又十分偏心。这一点我十分相信。我婆家的奶奶经常会绘声绘色跟我们讲述一件事。 呼嗒呼嗒的风箱声停止,拿一瓢水把余火泼灭,揭开高梁篾编的笼屉,一股热气冲天而起。奶奶忙着用水把手蘸湿,把锅里的白面馍和黄面馍拾到干粮篮里。一边拾,一边暗中记数:“一,二,三,白馍,十六,黄馍,十七”我一边听一边纳闷:“记数干嘛?一家人吃饭还要定量?” 谜底很快就揭开了。一锅薄粥,小葱拌黄瓜,一家人团团围坐,开吃。太爷爷奶奶的公公,唱戏一样站起身来,象老生出台,咳嗽一声:“嗯叹,你们吃吧,我不饿,出去遛遛。”胳膊往身后一背,踱出门去,两只袖子鼓鼓的。瞅他出了门,我奶奶赶紧查数,“一,二,三,嗯,白馍,十五,黄馍十六。”她啪地把筷子一摔,说我爷爷:“你爹这个老不死的又偷干粮给你兄弟!”...
据说海啸发生之前,大部分动物已经本能地测知并纷纷逃走。当30英尺高的海浪卷到岸边,许多人从没见过这么雄伟华丽的浪涛,竟好奇地奔向沙滩观赏。我们的斯里兰卡司机说,灾难发生时,人类只是让情况更加恶化。 2004年12月26日早晨我们 曾计划搭乘火车前往斯里兰卡南方的海边城镇高乐。这列火车每天7点从首都科伦坡出发, 紧贴着蔚蓝海岸线奔驰 , 每每到了涨潮时分 ,惰懒海水甚至会爬过海岸线,微微淹过火车急驰的轨道,在旅客的度假心绪里简直浪漫不过。临时发懒,我们决定改租车子走公路。一念之间。那列火车後来被海浪卷出了轨道,于海水中翻覆,火车上近千乘客无一生还。 十点多, 快到高乐, 一波波人潮如同战争难民般张皇失措朝我们的方向涌来。我们仍继续往 前。直到一名警察拦住我们 , 因为前方的桥梁已断。车辆、人群 , 乱成一团。没有人晓得自己 该往哪里走。只知道要逃。...
三弟是六岁的时候父亲从临县领回来的,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很大的眼睛,细细的胳膊,表情怯生生的。怀里抱着一个两尺见方的硕大粗瓷储蓄罐,形状是一只丑陋的猪。 小妹呱呱落地那会儿,我们家凑足了三朵金花。母亲被拉去做了结扎手术后回来就偷偷哭了,她在房里抽噎着对父亲说:“算命的都说你命里注定没有儿子,你还要我生!生那么多娃你养得起吗?” 父亲是个硬汉子,他说家里没有哪代缺过儿子,他不信命,母亲不能再生了他就大老远地跑去找,那年月收养手续不是那么繁杂,花了不多的钱,父亲就有了儿子。父亲抱着三弟喜滋滋的,塞一个大苹果在他手里。 苹果在那时是多稀罕的水果啊,父亲就买了一个!我和大姐冷眼旁观,都觉得这个小杂种是个大威胁,他以后还说不准要跟我们争多少东西呢!...
我眼中的“巨人” 最初产生写这部书的想法,又决定采用《假如我能活到五岁》这个书名,完全是因为一个孩子,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就是她帮助我度过了一个儿科神经外科医生的最初阶段。她叫内奥米,病危住进我们医院时只有四岁。她患了一种极为复杂的脑瘤,昏迷不醒。 这是25年前的事。第一次手术后,内奥米恢复了知觉,甚至在绷带还缠着她的头时,她就表现出孩子充满活力的神态。我第一次和她交谈时,她缓缓地抬起自己的脚,以挑战者的口气说:“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骑两轮车!” 在等待内奥米恢复体力、准备给她做第二次手术的那些天,我每天都要到她的床边看望她。每次我检查她的病历时,她都要站在床上对着我修改她的计划:...
八年前,一个女人带着正上初一的男孩,在征得我爸妈,甚至我的同意后,寄居在我家,在那个靠厕所的,不足六平方的小房间里。小房间原本是我堆杂物的,勉强可以放一个双人床,再也放不下一样东西了,她们母子俩厚一点的衣物和用不上的被褥只能放在床底。 在寄居我家的前一月,女人刚刚接到她男人的判决书,听妈妈说,她男人因诈骗罪,被司法机关收监。法院原本不打算收她家房子的,女人愣是自己把房子给卖了,因为善良的她不忍看见比自己还可怜人的泪,男人欠下的,她哪怕再难、再苦,也得还上 男孩起得很早,因为他的学校离我们家有七站路的距离,还有他包下了我们家拿牛奶和买报纸的活,尽管他从不喝牛奶,也没时间看报。女人起得比男孩还早,因为那会儿妈妈的身体很不好,被神经性失眠、胃病折磨得够呛,早上那阵往往是妈妈睡得最香甜的时刻。而爸爸呢,似乎永远有加不完的班,出不完的差。我想,就算不是这样,女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