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孤儿，也许是重男轻女的结果，也许是男欢女爱后不能负责的产物。是哲野把我捡回家的。那年他落实政策从农村回城，在车站的垃圾堆边看见了我，一个漂亮的、安静的小女婴，许多人围着，他上前，那女婴对他粲然一笑。 他给了我一个家，还给了我一个美丽的名字，陶夭。后来他说，我当初那一笑，称得起“逃之夭夭，灼灼其华”。 哲野的一生极其悲凄，他的父母都是归国的学者，却没有逃过那场文化浩劫，愤懑中双双弃世，哲野自然也不能幸免，发配农村，和相恋多年的女友劳燕分飞。他从此孑然一生，直到35岁回城是捡到我。我管哲野叫叔叔。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太多不愉快，只除掉一件事。 上学时，班上有几个调皮的男同学骂我“野种”，我哭着回家，告诉哲野。第二天哲野特意接我放学，问那几个男生：谁说她是野种？小男生一见高大魁梧的哲野，都不敢出声。哲野冷笑：下次谁再这么说，让我听见的话，我揍扁他！有...
在一篇报道中,有记者借用国外一名水稻专家的话形容袁隆平中国最出名的农民。但当记者提到农民一词的时候,袁老赶紧纠正我不是农村人,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初小是在武汉读的,大学在重庆读,在大城市长大的,我家还算是知识分子家庭呢! 袁先生的父亲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担任文职,是冯玉祥部第二集团军上校秘书,母亲是教会学校的英语老师一一旧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然而眼前的袁隆平从哪儿看也不像是大城市长大的高额骨,矮个子,背微驼,小平头,古铜色的脸庞爬上了些许老年斑,宽阔的额头上岁月刀刻了许多皱纹,晒得黝黑的手臂被稻叶划上了一道道伤痕。若换一身土布衣服,扛把锄头赤脚在田间漫步,便是十足经典的农民形象,没有人会怀疑他是农民堆里的无间道。...
居住于南京的作家叶兆言，其实是个很没故事的人。他既不抽烟，也很少喝酒，更没有丁点绯闻去让媒体炒作。作为文学世家，从他爷爷叶圣陶开始，就形成了对人对物一向低调的家风，生怕坏了自己的清名。对于爷爷和父亲，叶兆言一直有种挥之不去的“敬畏情节”，留下了许多关于父亲的文字；但面对渐渐长大的女儿，身为父亲的他，又常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爱恨交织的感情之中。一方面，他一直用自以为是的“理论”管教女儿；另一方面，女儿则在潜意识里与父亲进行着多方面的抗争。直到有一天，看过女儿临出国前交给自己的日记本，叶兆言在震惊之余开始反省自己的父亲角色。 女儿写给父母的心灵日记 2000年8月，16岁的叶子作为金陵中学参加AFS国际交流的学生，要去美国读一年书。临出国的前一个月里，叶兆言夫妇总被一种紧张的情绪包裹着，今日想要买些啥，明日又盘算着还得备些什么东西，可女儿呢，整天像个没事人似的，喊她干什...
今天，我想告诉你们我生命中的三个故事，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件，只是三个小故事而已。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串起生命中的点点滴滴。 我在里德大学呆了6个月就退学了，但之后仍作为旁听生混了18个月后才最终离开。我为什么要退学呢？ 故事要从我出生之前开始说起。我的生母是一名年轻的未婚妈妈，当时她还是一所大学的在读研究生，于是决定把我送给其他人收养。她坚持我应该被一对念过大学的夫妇收养，所以在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为我被一个律师和他的太太收养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但在最后一刻，这对夫妇改了主意，决定收养一个女孩。侯选名单上的另外一对夫妇，也就是我的养父母，在一天午夜接到了一通电话：“有一个不请自来的男婴，你们想收养吗？”他们回答：“当然想。”事后，我的生母才发现我的养母根本就没有从大学毕业，而我的养父甚至连高中都没有毕业，所以她拒绝签署最后的收养文件，直到几个月后，我的养父...
一 36岁的高伟是香港一家大酒店的普通职员。近一段时间，他有些心烦，妻子梁惠不仅在耳边唠叨他事业无成，还怀疑他所谓的加班是和别的女人有染的借口。 高伟和梁惠是在一次旅行登山中认识的。面对被崎岖的山路压迫得气喘吁吁的内地女孩梁惠，他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接过她身上那只沉甸甸的旅行包。而后在山路上，他得知女孩是宁夏银川人。因聊的投缘，两人心中消然萌生了对对方的好感。从山顶下来后，被高伟的真诚热情所感动的梁惠答应了他的求爱。 婚后多年，梁惠发现丈夫除了拥有古道热肠外，事业上总不见起色，还经常以加班为名晚归。朋友给忐忑不安的高伟提出建议：和妻子一道外出旅游，重温恋爱时的浪漫。...
礼仪之邦缺礼仪 老外到了中国，从机场出来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我告诉你，两个字：混乱。 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老外搞不明白为什么一路上有那么多的车要插到他们的前面来，也困惑他自已乘的那辆车的司机又为什么死活不让对方进来。 中国马路的生存逻辑是，机动车比人牛，宝马最牛。加上红绿灯对非机动车和行人而言基本上只起装饰作用，这使老外立即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过马路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观看第一次到中国的老外过马路真是一次难得的“精神享受”。那是一家四口，在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上，交通灯变绿开始过马路，老外发现右转的机动车不像自己国家那样会停下来让行人先走，赶忙后退却差点又被一辆高速行使的自行车撞倒。大小老外觉得极不安全，已经走到马路中间不得已又退了回去。...
一双价值千万的手 居住在德国柏林的丽莎24岁，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高级推销员。2004年10月，丽莎得到了公司老板的赏识，专门负责德国汉堡的化妆品市场。因此，她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往返柏林与汉堡两地。 2004年10月14日，丽莎第一次离开柏林乘火车来到汉堡。一周后她返回柏林。乘火车的那天下午，丽莎拎着公文包，在汉堡火车站四处散步。 她走在汉堡火车站通往斯坦恩大街的过道上。忽然，丽莎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间红黄相间、写着“故事屋”字样的小房子。 丽莎透过屋子的玻璃窗，看见这屋子并不大，约有10平方米，里面有一张工作台、两把椅子和一套录音设备。一个中年男子正在绘声绘色地讲着什么，另一个是工作人员。...
一 １９９６年春天，单位奖励一批工作表现好的同志公费旅游。但单位的效益 不太好，况且对于上级部门来说，花费太大也令他们颇有微词。于是领导大笔一 挥，就去附近的山区和草原吧，条件优越，得天独厚。 我自小在江南长大，在电视里看惯了那些骑手们的英姿，自己也时时想着什 么时候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听同时说草原上有骑马的项目，我就忍不住想去尝试 一下。因此，我认识了格拉桑，一个汉族孩子。 那一年，他１２岁。我们到达草原的时候，由于此地长期有游客来往，所以 当地的马群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牵马的是一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但是这里的风 气不太好，我们一行数十人下车之后，马上被这些孩子和马挤得单独分开，用一...
人说巴甘长的像女孩：粉红的脸蛋上有一层黄绒毛，笑起来眼睛像弓一样弯着。 他家在内蒙古东科尔沁的赫热塔拉村，春冬萧瑟，夏天才像草原。大片绿草上，黄花先开，六片小花瓣贴在地皮上，马都踩不死。铃兰花等到矢车菊开败才绽放。每到这个时候，巴甘比大人还要忙：他采一朵铃兰花，跑几步蹲下，再采红火苗似的萨日朗花。那时他三四岁，还穿着开裆裤，经常露出两瓣屁股。 妈妈说：“老天爷弄错了，巴甘怎么成男孩儿了呢？他是闺女。” 妈妈告诉巴甘不要揪花没，说花会疼。他就把花连土挖出来，浇点水，随便载到什么地方。这些地方包括箱子里，收音机后面，还有西屋的皮靴里。到了冬天，屋里还能发现干燥裂缝的泥蛋蛋，上面有指痕和干得像烟叶一样的小花。...
他和她的故事是我所遇见的最迷人最深刻最忧伤最宽广的爱情。 他说她的人生经历了两次黑色的秋天，一次是含冤被打为“右派”，一次就是现在。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席葬礼。第一次来到被叫做殡仪馆的地方。 早晨7点，我就乘车来到了这里，这儿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小工厂，只是大门口一个阴森的“奠”字直慑人心，让我下意识地提一口气，抓紧了黑色的连衣长裙的下摆。我一步步地朝那堆有我熟悉的，也有完全没有见过的。我看到我熟悉的那些人全部穿着统一的黑色，有种古怪的感觉。 爸爸说：“我们去看一看卫生和化妆的工作做好了没有，你一个人就去陪陪他吧。”顺着他手指向的方向我看到了一个清瘦的老人失神地坐在台阶上。那是死者已经七十几岁的丈夫。我点了点头，安静地走过去，坐在他的旁边，轻轻地握住他的手。...
我今天想讲的是年轻人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素养。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今天你们大概20岁，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25年之后，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已72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 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文学：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为什么需要文学?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我想，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
一 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吃食，回到乡村祖居的老屋。我站在门口对着送我回来的妻女挥手告别，看着汽车转过沟口那座塌檐倾壁残颓不堪的关帝庙，折回身走进大门进入刚刚清扫过隔年落叶的小院，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已经摸上六十岁的人了，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从窗框伸出的铁皮烟筒悠悠地冒出一缕缕淡灰的煤烟，火炉正在烘除屋子里整个一个冬天积攒的寒气。我从前院穿过前屋过堂走到小院，南窗前的丁香和东西围墙根下的三株枣树苗子，枝头尚不见任何动静，倒是三五丛月季的枝梢上暴出小小的紫红的芽苞，显然是春天的讯息。然而整个小院里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还是让我很难转换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来。...
上世纪60年代，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疵品”（五七年反右时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但他想娶妻，仅仅为了生子。60年代，她经过婚姻的失败，精神走向崩溃的边缘，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他。一个是政治上的“疵品”，一个是遭遇了生活的不幸，凑合着过日子。没有婚纱，也没有鞭炮；没有娘家人，也没有婆家人。在一个废弃的鸡舍里成了一个家。 还真灵，他如愿以偿，第二年生了一个姑娘，第三年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的降生，没有带来欢乐。妻子总是愁眉不展，想着痛心的往事，精神恍惚，特别关注男人与女人的那种事。她紧盯着自己的男人。 妻子不能照料孩子，他把两个孩子抱到了自己工厂的托儿所。冬天，在敞着篷盖的通勤车上，他用棉大衣裹着两个冻僵了手的孩子，背着奶瓶、饭盒、尿布，用自己的脊梁挡住呼啸而过的寒风。夏日，他带一块雨布，为孩子挡烈日遮风雨。在车间里，他既是技术员又是挡车工，一到哺乳时间，他像孩子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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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在我们家的地位很特殊。她是我们家的人，却只在家里呆过６年，６年 之后，她被大伯领走，做了人家的女儿。 大伯不能生育，于是和父亲说想要他的一个孩子，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下就 同意了。 ４个孩子，大哥、二姐、我和小弟，两个女孩儿两个男孩儿，父母当然考虑 是把一个女孩送出去，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我，因为那时我４岁，小一些更容易收 养。但我哭我闹，我说不要别人做我的爹妈，４岁的我已经知道和父母斗争。父 母问二姐要不要去？二姐说：“我去吧。”那时她只有６岁。 这一去，我们的命运就是天壤之别。我家在北京，而大伯家在河北的一个小 城，我去过那个小城，偏僻、贫穷、萧条，风沙大，脏乱差，而大伯不过是个化...
一个人视力所及的距离能有多远？听力所及的范围又能有多 大？你也许会说，这是完全不值得追根究底的问题。真是如此 吗？我想眺望母亲久已鸿飞冥冥的身影，我想倾听她老人家早就 哑寂在岁月喉咙里的声音，然而幽明永隔。我既不能上穷碧落， 又无法下抵黄泉，只得把目光投向浩茫的天宇，投向那形同蜂窝 的星海深处，抱持着不肯割舍的愿望，久久祈祷— “慈母在天堂！’’ 那正是善良者应有的归宿，也正是受难者应得的报酬。 我投生人世，的确有点姗姗来迟。母亲在体弱多病的42岁 上，咬紧牙关，将她的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带到了寒 流奔涌、毒气氤氲的世间。为此，母亲几乎丧命，我也险些夭...